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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即将70岁，外界对他即将“卸任”的猜测从未停歇。对新任行长人选，坊间也有诸多议论。但“卸任”和“新任”，外界猜测不足为据。
更重要的是，中国央行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一次的深刻变革。
央行行长周小川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正式成立，其职责是“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金融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是一个“副国级”机构，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
作为金融委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不过，人民银行作为“一行三会”之首，早已不是新鲜事，在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三会”一直都是人民银行的“衍生品”。
当下，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监管机构演变的历史传统，也不在于现任行长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副国级”配置，而在它所扮演的最后贷款人这一功能的日益持重。这一功能，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监管的逻辑演变。
愈发活跃的最后贷款人
近年来，因为M2（广义货币）和房价的迅猛增速，中国人都习惯于盯着央行货币发行这一功能，却忽视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实际上，这一角色更事关未来。
在传统金融学教科书中，中央银行拥有三个角色，一是发行的银行，即发行法定货币；二是政府的银行，代表政府监管金融业，同时也为政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三是银行的银行，即中央银行通过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往来，影响资金价格和市场预期，从而达到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
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也包含在第三个角色之中，指金融机构出现流动资金短缺，比如银行面临偿付困难，甚至挤兑危机等极端情况时，央行对机构实施贷款，以应对危机。但为了避免银行的道德风险，央行也需要对银行收取“惩罚性”利息，比如高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的利息。同时，还要求银行提供良好抵押品，比如国债。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进入了长期增长通道，外汇实际上成为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准备，央行必须发行等额的人民币以吸收外汇，因此这被学界称为基础货币的“被动超发”。随着外汇占款的长期增长，中国基础货币也急速增长，加上商业银行不受约束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金融机构并无流动性之虞。
因此，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长期不被关注。但接下来，金融体系发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改变了原来的逻辑。
2013年6月，中国银行业爆发了严重的“钱荒”，银行业间的隔夜拆借利率最高飙升至30%。此前数年，这个利率往往不到3%。“钱荒”之中，隔夜拆借的利率飙升10倍，这是很危险的流动性吃紧信号。实际上，当时已经传出了金融机构之间有违约的风险。
这次钱荒，最后依然以央行出手才得以解决。广义上讲，“最后贷款”并不一定指的央行直接对金融机构实施“再贷款”这种简单的模式，公开市场的操作也可以算作是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履行。钱荒之后，央行完善了自己在公开市场的货币政策的“工具箱”。
这些工具有着复杂的英文名，普通人难以理解，但机制并不复杂。以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为例，它具有资金流动的双向性和期限的明确性。比如，央行进行一次期限为1天的 SLO操作，向市场投放了100亿，那么也就意味着1天后（期限到期），市场的流动性又将被回收100亿。但这一天之内，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则得到了缓解。
这种资金流动的可逆和期限的明确，带来了两个优点，一是不会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因为资金会到期回收；二是明确的期限，给了金融市场明确的预期，有利金融机构安排好资金的配置。到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已经拥有非常完备的“工具箱”，和西方央行相比，也并不逊色。
不过，央行频繁充当最后贷款人功能，这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因为，后者可能对自身的流动性管理并不注重，认为出现危机，即有央行出手。这也是央行在金融圈被长期称为“央妈”的缘起。尤其在中国，金融机构多为国有，这使得道德风险更显突出。
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就在2013年钱荒爆发的之初，央行反而继续发行了20亿元央票（把中央银行票据卖给金融机构，收回资金），央行似乎故意要给市场一种“断奶”预期。于是，钱荒愈演愈烈。
2013年，在钱荒平息后，周小川曾针对钱荒表示，个别金融机构出现异常性的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肯定不会不管。“但也有个度的考虑。有一点困难就帮，那本来该调整的资产业务，可能就不调整了。”
从钱荒最初的表现来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确可以说是“稳健”的。但这一次钱荒，也是一个信号，即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胖子”，这个“胖子”一定不能随便断奶。它必须定期、按时摄入一定量的营养，否则身体就会出问题。“胖子”的体内是脂肪，而中国金融体系的体内是资产。当然，更有资产泡沫。
货币纪律与“救市”
泡沫在楼市，也在曾经的股市。在2013年的钱荒之后，将央行最后贷款人推向新阶段的另一个里程碑是2015年的A股大救市。
2015年的股市泡沫是“加杠桿”的结果，踩踏式的杠杆崩溃之后，最终“国家队”入市。国家队入市背后，是央行再一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功能。
2015年7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为维护股市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将协助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金公司”）流动性支持。之后，央行多次对证金公司进行了融资。
更重要的是，中国央行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一次的深刻变革。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正式成立，其职责是“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金融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是一个“副国级”机构，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
作为金融委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不过，人民银行作为“一行三会”之首，早已不是新鲜事，在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三会”一直都是人民银行的“衍生品”。
当下，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监管机构演变的历史传统，也不在于现任行长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副国级”配置，而在它所扮演的最后贷款人这一功能的日益持重。这一功能，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监管的逻辑演变。
愈发活跃的最后贷款人
近年来，因为M2（广义货币）和房价的迅猛增速，中国人都习惯于盯着央行货币发行这一功能，却忽视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实际上，这一角色更事关未来。
在传统金融学教科书中，中央银行拥有三个角色，一是发行的银行，即发行法定货币；二是政府的银行，代表政府监管金融业，同时也为政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三是银行的银行，即中央银行通过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往来，影响资金价格和市场预期，从而达到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
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也包含在第三个角色之中，指金融机构出现流动资金短缺，比如银行面临偿付困难，甚至挤兑危机等极端情况时，央行对机构实施贷款，以应对危机。但为了避免银行的道德风险，央行也需要对银行收取“惩罚性”利息，比如高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的利息。同时，还要求银行提供良好抵押品，比如国债。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占款进入了长期增长通道，外汇实际上成为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准备，央行必须发行等额的人民币以吸收外汇，因此这被学界称为基础货币的“被动超发”。随着外汇占款的长期增长，中国基础货币也急速增长，加上商业银行不受约束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金融机构并无流动性之虞。
因此，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长期不被关注。但接下来，金融体系发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改变了原来的逻辑。
2013年6月，中国银行业爆发了严重的“钱荒”，银行业间的隔夜拆借利率最高飙升至30%。此前数年，这个利率往往不到3%。“钱荒”之中，隔夜拆借的利率飙升10倍，这是很危险的流动性吃紧信号。实际上，当时已经传出了金融机构之间有违约的风险。
这次钱荒，最后依然以央行出手才得以解决。广义上讲，“最后贷款”并不一定指的央行直接对金融机构实施“再贷款”这种简单的模式，公开市场的操作也可以算作是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履行。钱荒之后，央行完善了自己在公开市场的货币政策的“工具箱”。
这些工具有着复杂的英文名，普通人难以理解，但机制并不复杂。以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为例，它具有资金流动的双向性和期限的明确性。比如，央行进行一次期限为1天的 SLO操作，向市场投放了100亿，那么也就意味着1天后（期限到期），市场的流动性又将被回收100亿。但这一天之内，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则得到了缓解。
这种资金流动的可逆和期限的明确，带来了两个优点，一是不会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因为资金会到期回收；二是明确的期限，给了金融市场明确的预期，有利金融机构安排好资金的配置。到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已经拥有非常完备的“工具箱”，和西方央行相比，也并不逊色。
不过，央行频繁充当最后贷款人功能，这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因为，后者可能对自身的流动性管理并不注重，认为出现危机，即有央行出手。这也是央行在金融圈被长期称为“央妈”的缘起。尤其在中国，金融机构多为国有，这使得道德风险更显突出。
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就在2013年钱荒爆发的之初，央行反而继续发行了20亿元央票（把中央银行票据卖给金融机构，收回资金），央行似乎故意要给市场一种“断奶”预期。于是，钱荒愈演愈烈。
2013年，在钱荒平息后，周小川曾针对钱荒表示，个别金融机构出现异常性的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肯定不会不管。“但也有个度的考虑。有一点困难就帮，那本来该调整的资产业务，可能就不调整了。”
从钱荒最初的表现来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确可以说是“稳健”的。但这一次钱荒，也是一个信号，即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胖子”，这个“胖子”一定不能随便断奶。它必须定期、按时摄入一定量的营养，否则身体就会出问题。“胖子”的体内是脂肪，而中国金融体系的体内是资产。当然，更有资产泡沫。
货币纪律与“救市”
泡沫在楼市，也在曾经的股市。在2013年的钱荒之后，将央行最后贷款人推向新阶段的另一个里程碑是2015年的A股大救市。
2015年的股市泡沫是“加杠桿”的结果，踩踏式的杠杆崩溃之后，最终“国家队”入市。国家队入市背后，是央行再一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功能。
2015年7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为维护股市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将协助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金公司”）流动性支持。之后，央行多次对证金公司进行了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