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4年2月初，犯罪嫌疑人陈某、董某在某小区租住处，预谋绑架他人勒索钱财，并准备了匕首、尼龙绳、口罩、帽子、一次性注射器、“陆眠宁”注射液等工具伺机作案。后于2014年2月8日，通过浏览“赶集网”，将发布“做兼职模特”信息的刘某（女）锁定为绑架目标。犯罪嫌疑人董某联系刘某，谎称欲聘任刘某为模特，许诺工作报酬每小时2000元，并约定见面时间地点。次日19时许，陈某、董某携带事先准备的作案工具，驾驶面包车，接刘某至某开发区附近偏僻无人处，以持刀恐吓、言语威胁等手段，威逼刘某电话联系其丈夫徐某索要赎金4万元，限1小时内交付，否则“撕票”。随后得知徐某仅备妥赎金2.7万元，陈某、董某表示同意该赎金数额，并驾车将刘某带至银行网点等候赎金到账，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归案，被害人刘某获救。
　　对该起绑架案的犯罪情节认定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案件的犯罪情节属于绑架罪中的一般犯罪情节。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采取暴力、胁迫的绑架手段
　　绑架手段有暴力、胁迫等对人身伤害比较大、行为比较激烈的方式，也有相对平和的方式，如麻醉、偷盗。相比较，暴力的危害程度要大于胁迫，而胁迫的危害程度显然要大于麻醉、偷盗。笔者认为，暴力、胁迫的方式不可能构成“犯罪较轻”的情节。结合本案分析，其一，二犯罪嫌疑人事先预谋绑架他人勒索财物，并准备了匕首、注射器、假毒品等多种作案工具，结伙绑架被害人，且持刀恐吓并用语言威胁，使被害人无法反抗，明显有暴力威胁行为存在。其二，二犯罪嫌疑人的暴力威胁行为概括为言语威胁（扬言“撕票”）、头戴面罩持刀恐吓，并拿出事先备好的假毒品以给被绑架人注射“毒品”相恐吓，暴力程度相对而言较为激烈。其三，二犯罪嫌疑人绑架刘某后将车开到僻静之处，一起坐到车座后排被害人旁，将车门反锁，在车厢这一封闭狭小的空间内，对被害人威逼、恫吓，使被害人精神产生巨大恐惧。由此可见，二犯罪嫌疑人行为激烈，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主观恶性极深。
　　（二）以不特定的年轻女性为侵害对象
　　绑架罪侵害对象的不同，也能反映出绑架行为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如以老年人、女性、未成年人作为绑架对象，与一般的绑架罪相比，其主观恶性更深。上述人群相对而言属于弱势群体，将这些人员作为绑架对象，不仅容易造成被绑架人伤亡，而且更易造成社会恐慌。本案中，被绑架对象即为年轻女子，二犯罪嫌疑人利用公共服务网络物色被害人，使不特定的女性成为潜在的受害对象，更具有潜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三）对被绑架人人身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从绑架罪侵犯的客体看，侵犯的是他人的行动自由和身体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要考虑绑架行为造成的实害后果，同时更要考虑行为导致危害成果发生的危险性。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事先准备了匕首、注射器、假毒品等多种作案工具，并以给被绑架人注射“毒品”、不给钱就“撕票”等手段对被害人进行人身威胁；在公安机关抓捕过程中，二犯罪嫌疑人挟持人质加快车速逃跑直至被公安机关驾车逼停，才将被害人救出，这一系列情节均充分体现了二犯罪嫌疑人对被绑架人的人身威胁性，因此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
　　（四）二犯罪嫌疑人的绑架行为已经既遂
　　绑架罪属于行为犯，即只要完成了绑架行为就属于犯罪既遂，行为人是否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其犯罪目的是否得逞在所不问。本案中，二犯罪嫌疑人在银行网点等候赎金到账时，得到报警的公安民警已赶赴事发现场，二人在明知有公安机关车辆跟随，即被害人有被解救可能时，不仅没有停止，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反而挟持人质加快车速逃跑，足见二犯罪嫌疑人实施绑架行为不达目的不罢休，主观恶性之深，犯罪行为之猖獗。就该案的绑架行为程度而言，不属于“情节较轻”。
　　综上，犯罪嫌疑人陈某、董某的绑架行为属一般绑架行为，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
　　（作者单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