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步步紧逼，国军一再退避，地下党组织“学生军”，外国名流暗中抗日。
　　尽管各方暗中角力，但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团友好气氛，这与《邪不压正》中日本特务根本一郎与朱潜龙、亨德勒经常围在饭桌旁插科打诨如出一辙。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与松室孝良各自带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联欢宴会。双方说着说着，开始比试唱歌，后来又比试拳法和刀剑术，最后几个日本人把宋哲元举了起来，向上甩出，再接住，中方军官也用同样手法对付松室孝良。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怕出岔子，叫中方军官把人放下来，宋哲元和松室孝良分别讲了几句中日亲善的话，宴会匆匆结束。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宛平县城外演习也是非法的。”臧运祜说，“那天晚上，演习日军借口士兵走失想进宛平城搜查，结果走失士兵很快就归队了，他们又说听到了一声枪响，继续向中国守军挑衅，非要进城，中国守军不许，日军就开炮了。其实那声枪响是哪里传来的、是否真的存在，至今没有定论。日方完全是无理取闹。”
　　“二十九军当时约有10万人，而日军起初只有几千人。因为兵力不足，日军采取了拖延战术。7月7日之后的大约3个星期，日本一方面与中国谈判，一方面秘密向平津增兵。7月28日，日军只用1天就攻陷了北平。”王建伟说。此后，日本将华北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实力大增。

国民政府，从半自治到傀儡

　　1937年，日军又为何选在宛平城西门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根据1933年中日双方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长城以南100公里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留中国警察维持治安。1935年5月，“非武装地带”出现一股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日本认为这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加上不久前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日本开始向北平军分会施压。北平军分会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长是何应钦。他妥协了，与时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统统撤出华北地区，平津一带顿时沦为军力真空地带。
　　趁着中央军南撤之机，非中央军体系、驻扎在察哈尔省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机向蒋介石建言：“北平治安防务空虚，不能无兵驻守，否则岂不断送？”蒋介石于是将华北的大局交由宋哲元掌控，并于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宋哲元被任命为委员长，他又任命秦德纯、张自忠分别为北京市长和天津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由宋哲元等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日本“华北自治”的要求，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治组织。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宋哲元接洽，商讨华北“高度自治”，脱离中央。但宋哲元不肯，土肥原贤二另觅交易人选。1935年12月25日，掌握“非武装地带”大权的督查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管辖通州、怀柔、昌平、顺义、密云、香河、宝坻、迁安等20多个县和唐山、秦皇岛港等地。该“政府”更进一步，直接宣布“脱离中央”，成为日本傀儡政权。同一天，宋哲元也发表谈话，称希望“中日亲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