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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赏古典诗歌要做到知人论世，了解诗词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创作时的人生境况，同时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重大事件对诗人身世及作品的影响。探究一个历史时期的情感主流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对准确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至关重要。
关键词：读史；知人；论世；赏诗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10-074-2
在古典诗歌的鉴赏过程中，经常说到知人论世，而教师在讲解，学生在理解时，往往偏重于知人，即了解诗词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创作某一首诗词时的背景及状况，或被贬后的失意，或送别时的伤感，或忧生时的惊惧。而论世则是对唐宋两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进而了解这些重大事件对诗人身世及作品的影响，对欣赏者快速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有较大的帮助。而这一点，鉴赏者往往重视不够。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唐宋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诗人、作品的影响作简要说明。
一、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这就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种大唐盛世的气象对唐人的民族心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民众思想；保边卫国、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民族心理。这种盛唐心理不仅在当时盛行一时，而且影响了唐一代，同时在唐诗中的表现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边塞诗中。早在初唐时期，杨炯在《从军行》中就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保边卫国的豪情壮志；盛唐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达的是为国征战、视死如归的豪情，无厌恶戎马生涯之语，无哀叹生命不保之意；严武在《军城早秋》中的豪情更甚，“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主将的刚毅果敢的气魄和胜券在握的自信，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气势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军将士乘胜追击的威武，单于夜遁逃的狼狈，对比鲜明，大快人心。即便是到了晚唐，这种保边卫国的战斗豪情也丝毫不减，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中虽说“黑云压城”但随即有“甲光向日”，敌人来势汹汹，守城将士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大战在即，惊心动魄；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则直接点明了戍边将士忠君报国的坚强决心。
当然，唐人的这种尚武精神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尚武而不好战，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战争给戍边将士带来的背井离乡之苦的揭示也是深刻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能对战争的正义与否作一个原则区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对穷兵黩武、开疆拓土式战争的罪恶是一个深刻的揭露；柳中庸《征人怨》、陈陶《陇西行》，情感真挚深沉，凝聚了诗人对将士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以及对罪恶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强烈控诉。
二、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的安史之乱是由于统治者的昏聩而造成的地方军阀的叛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统治的打击之沉重，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之严重，对百姓安定生活的冲击之巨大都是空前的。然而，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也使少数有识之士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从而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著名的“三吏”“三别”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孩子的瘦骨嶙峋、孤苦伶仃之形象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读；而“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哀叹又岂止一家一户；更有那暮年从军作别老妻时的生离死别，悲壮得使人不得不掬一把悲伤的泪水。就连诗人自己也难免战火的侵扰，“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兄弟离散，天各一方，生死难料，不免使人伤心折肠。是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丧乱之苦的普遍现象。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原本以为可以四海清平，生活安定，就连杜甫在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之后也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漫卷诗书喜欲狂”，并作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美妙构想。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涌现在出来的一大批地方军阀，他们拥兵自重，盘踞一方，为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其为祸之烈，比起安史之乱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即藩镇割据。了解了这一点，对杜甫在作了那平生第一快诗之后又为什么未能返回家乡，而是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会有深刻的理解；对“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中对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忧虑也会有深刻的体会，对“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中的形象寓意的把握当是很好的提示。这种乱象表现最为深刻的当属《阁夜》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兵革未休，战争频仍的惨状，历历在目；杀伐之音给千门万户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憾，声声入耳，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思与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之情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抒发。
三、靖康之难和南北对峙
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在宋朝旧臣的拥戴下建立南宋，从此开始了长达150年之久的宋金对峙的局面。这样的格局对整个南宋的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形成了南宋文学的主流情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宋金划淮而治，北方的大好河山尽落敌手，有“三万里河东入海”，有“五千仞岳上摩天”唯其壮美，丧失之后才愈加引人伤痛，戴复古在《登江阴浮远堂》中说“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那种看了不忍，不看不能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只有身处其时其境才能有的切肤之痛；因痛失而力图恢复，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是上百年，一代代有志之士的宏愿，从岳飞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到辛弃疾对北伐英雄的追思仰慕，从陆游虽僵卧孤村，然“尚思为国戍轮台”，依然向往铁马冰河，纵横驰骋，到张孝祥为采石之胜而豪情满怀，“击楫誓中流”，无不洋溢着慷慨激昂的爱国豪情，陈亮则“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北伐的迫切感与毫不迟疑的自信喷吐而出，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鼓动性。这种情感在陆游身上更是其身已了，其心不死，“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几年千载，犹令人感奋不已。
然而，南宋小朝廷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为眼前的苟且逸乐而心满意足，给多少爱国志士的炽热心肠泼了一盆冷水，引起了多少正直士人的不满、愤懑以至于谴责。其中最为辛辣的莫过于林升在《题临安邸》中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把小朝廷沉溺于温柔安乐之乡而乐不思蜀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而陆游则从另一方面表达对朝廷的苟且偏安的强烈不满，“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年年期盼，年年失望，王师久盼不至，还不是因为朝适的懦弱苟且？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正是由于朝廷的昏庸懦弱，加上投降派把持朝政，对主战派人士大肆排挤迫害，导致多少忠勇之士满腔报国热情化作南柯一梦。陆游“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鬓虽残，心未死”，一生的报国宏愿至死也未能实现，只能在烟波无际处，伤怀吊古，而“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辛弃疾梦中所思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到头来却是“可怜白发生”；多少次登高临远，却也只能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却“无人会，登临意”，空有救国复国的《美芹十献》最终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就连抗金英雄岳飞，也深感抗金的压力巨大，而发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也难怪张孝祥会“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些情感无疑是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民族的最强音，是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上投射的最鲜明的时代印记。适当关注历史，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情感主流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对诗歌的思想感情的把握一定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读史；知人；论世；赏诗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2）10-074-2
在古典诗歌的鉴赏过程中，经常说到知人论世，而教师在讲解，学生在理解时，往往偏重于知人，即了解诗词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创作某一首诗词时的背景及状况，或被贬后的失意，或送别时的伤感，或忧生时的惊惧。而论世则是对唐宋两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进而了解这些重大事件对诗人身世及作品的影响，对欣赏者快速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有较大的帮助。而这一点，鉴赏者往往重视不够。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唐宋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诗人、作品的影响作简要说明。
一、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这就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种大唐盛世的气象对唐人的民族心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民众思想；保边卫国、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民族心理。这种盛唐心理不仅在当时盛行一时，而且影响了唐一代，同时在唐诗中的表现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边塞诗中。早在初唐时期，杨炯在《从军行》中就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保边卫国的豪情壮志；盛唐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达的是为国征战、视死如归的豪情，无厌恶戎马生涯之语，无哀叹生命不保之意；严武在《军城早秋》中的豪情更甚，“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主将的刚毅果敢的气魄和胜券在握的自信，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气势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卢纶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军将士乘胜追击的威武，单于夜遁逃的狼狈，对比鲜明，大快人心。即便是到了晚唐，这种保边卫国的战斗豪情也丝毫不减，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中虽说“黑云压城”但随即有“甲光向日”，敌人来势汹汹，守城将士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大战在即，惊心动魄；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则直接点明了戍边将士忠君报国的坚强决心。
当然，唐人的这种尚武精神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尚武而不好战，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战争给戍边将士带来的背井离乡之苦的揭示也是深刻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能对战争的正义与否作一个原则区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对穷兵黩武、开疆拓土式战争的罪恶是一个深刻的揭露；柳中庸《征人怨》、陈陶《陇西行》，情感真挚深沉，凝聚了诗人对将士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以及对罪恶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强烈控诉。
二、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的安史之乱是由于统治者的昏聩而造成的地方军阀的叛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统治的打击之沉重，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之严重，对百姓安定生活的冲击之巨大都是空前的。然而，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也使少数有识之士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从而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而歌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著名的“三吏”“三别”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孩子的瘦骨嶙峋、孤苦伶仃之形象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读；而“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哀叹又岂止一家一户；更有那暮年从军作别老妻时的生离死别，悲壮得使人不得不掬一把悲伤的泪水。就连诗人自己也难免战火的侵扰，“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兄弟离散，天各一方，生死难料，不免使人伤心折肠。是诗人个人的遭遇，也是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丧乱之苦的普遍现象。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原本以为可以四海清平，生活安定，就连杜甫在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之后也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漫卷诗书喜欲狂”，并作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美妙构想。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涌现在出来的一大批地方军阀，他们拥兵自重，盘踞一方，为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其为祸之烈，比起安史之乱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即藩镇割据。了解了这一点，对杜甫在作了那平生第一快诗之后又为什么未能返回家乡，而是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会有深刻的理解；对“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中对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忧虑也会有深刻的体会，对“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中的形象寓意的把握当是很好的提示。这种乱象表现最为深刻的当属《阁夜》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兵革未休，战争频仍的惨状，历历在目；杀伐之音给千门万户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憾，声声入耳，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思与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之情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抒发。
三、靖康之难和南北对峙
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在宋朝旧臣的拥戴下建立南宋，从此开始了长达150年之久的宋金对峙的局面。这样的格局对整个南宋的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形成了南宋文学的主流情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宋金划淮而治，北方的大好河山尽落敌手，有“三万里河东入海”，有“五千仞岳上摩天”唯其壮美，丧失之后才愈加引人伤痛，戴复古在《登江阴浮远堂》中说“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那种看了不忍，不看不能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只有身处其时其境才能有的切肤之痛；因痛失而力图恢复，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是上百年，一代代有志之士的宏愿，从岳飞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到辛弃疾对北伐英雄的追思仰慕，从陆游虽僵卧孤村，然“尚思为国戍轮台”，依然向往铁马冰河，纵横驰骋，到张孝祥为采石之胜而豪情满怀，“击楫誓中流”，无不洋溢着慷慨激昂的爱国豪情，陈亮则“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北伐的迫切感与毫不迟疑的自信喷吐而出，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鼓动性。这种情感在陆游身上更是其身已了，其心不死，“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几年千载，犹令人感奋不已。
然而，南宋小朝廷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为眼前的苟且逸乐而心满意足，给多少爱国志士的炽热心肠泼了一盆冷水，引起了多少正直士人的不满、愤懑以至于谴责。其中最为辛辣的莫过于林升在《题临安邸》中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把小朝廷沉溺于温柔安乐之乡而乐不思蜀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而陆游则从另一方面表达对朝廷的苟且偏安的强烈不满，“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年年期盼，年年失望，王师久盼不至，还不是因为朝适的懦弱苟且？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正是由于朝廷的昏庸懦弱，加上投降派把持朝政，对主战派人士大肆排挤迫害，导致多少忠勇之士满腔报国热情化作南柯一梦。陆游“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鬓虽残，心未死”，一生的报国宏愿至死也未能实现，只能在烟波无际处，伤怀吊古，而“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辛弃疾梦中所思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到头来却是“可怜白发生”；多少次登高临远，却也只能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却“无人会，登临意”，空有救国复国的《美芹十献》最终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就连抗金英雄岳飞，也深感抗金的压力巨大，而发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也难怪张孝祥会“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些情感无疑是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民族的最强音，是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上投射的最鲜明的时代印记。适当关注历史，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情感主流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对诗歌的思想感情的把握一定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