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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叙事中对于迷宫的建构是龙江作家对先锋小说叙事方法论接受的表现。在何凯旋的《兴凯湖》中，原本作为一个地域符号的“兴凯湖”，在小说的叙事中被转换为一个国家强力机构，原来的能指与所指在小说中发生断裂，从而为“兴凯湖”赋予新的意义。老学究在小说结尾缺席的原因在于其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作者将之剔除叙述后，留下的“空缺”被北京胡同儿的居民以及兴凯湖的劳改犯所替换，从而达到了使文本生成“历史批判”意义的目的。
关键词：《兴凯湖》 叙事空缺 历史批判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8-0065-02
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有此一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1]在这个蛊惑人心的句子中，“不在场”的意义开始不断生成。沿着这一运思方向，德里达发现了“增补”，罗兰·巴特公然蔑视作者权威，而列维纳斯则开创了一门“死亡现象学”。这样的哲学话语传入东方，则成为先锋作家思想武库中的枪支弹药。对于“空缺”的运用成为以格非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惯用的叙事策略，而“空缺”则在文本之外生成意义。在逃离宏大叙事以后，作家开始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反映其与文本的关系。龙江作家对于上述理论的接受以及在叙事中对于迷宫的建构的文本，可以说层出不穷。数篇小说的写作形式均与格非等相似，其原因也许既受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受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感染”。本文将以黑龙江作家何凯旋的《兴凯湖》为例，讨论龙江小说对叙事“空缺”的建构。
《兴凯湖》讲述了一个来自兴凯湖的初中生在北京胡同儿里的经历。故事围绕叙事者“我”对一位“足足有60多岁”的“老学究”的私人生活的勘察展开。老学究解放前家产颇丰，曾在北京大学就读地球物理系，但“现在”的他完全没有世家子弟、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面貌：
他不但没有学究的样子，甚至比胡同里任何人更不像样子……矮矮胖胖的个头，分不清头发还是胡子，一律花花搭搭，乱乱蓬蓬，没过膝盖的中山装上面，黏着一块又一块油点子，随着两条短腿的摆动，纽扣一样闪烁，鞋面上也是这样的油点子……
带着好奇的叙事者与他交谈时才发现老学究知道自己的故乡兴凯湖，接下来又从别人口中得知老学究热衷于外出寻找“外地漂亮老太太”，接下来老学究也亲口告诉他自己去了黑龙江，并把自己的收获总结为有温泉意味着“就会发生地震”。小说接下来进入高潮部分，转而描述1976年唐山地震对北京胡同儿里的人造成的影响，并在“我”的关于“五座不到十八岁女犯人的坟被湖水冲走”的叙述中进入尾声。
按照传统小说的叙事规范，这篇小说至少有两处没有达标。一是题目在内容中的表达，二是故事的核心内容的呈现。前者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后者则意味着故事没讲完，这都是传统小说创作的所谓“硬伤”。但是，现代小说的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也就是说故意在小说的写作中留下不确定性，以此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
小说的题目《兴凯湖》是一个表示地域的专名，该湖泊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传统的创作路数，如果小说题目是地域性的专名，那么其所示空间一般就是故事的发生地，或者与这个专名密切相关。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陈忠实的《白鹿原》、沈从文的《边城》，上述文本的全部故事或主要故事就发生在題目标示的专名中。但我们讨论的小说则不然，叙事者的整个叙事活动均发生在北京，故事中涉及兴凯湖的地方也不过2处，而且只是提及，并未描述。对于地域性专名的描述常见于小说当中，其作用既可以增加故事的“信息量”，也可以造成一种似真效果。《兴凯湖》则不然，文中并不见对该湖泊特征的描写性文字，也就是说这个专名并未构成文本的表现对象。作为地名，“兴凯湖”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建构，它只是符号化的呈现。按照符号学理论，我们可以轻易将“兴凯湖”这一符号的“能指”确定为这三个字的视觉形象，而对表示符号对应概念的“所指”的分析，却需要花费一定心思。
如果我们抛开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地理学知识，仅从文本出发去理解“兴凯湖”，得到的结论是其并非意味着一个天然的湖泊，而是一个极具压迫性质的社会机构——“劳改农场”。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兴凯湖”这个词语，是叙事者“我”回忆自己来北京以前的居所，并将之定义为“戒备森严的地方”；第二次是接近小说尾声的时候，“兴凯湖劳改农场”直接被北京居民们所谈及，并进一步明确是“隶属北京市公安五处管辖”①，关押了包括叙事者母亲在内的大量“现行反革命”，而上文提到的五个不到十八岁的女犯人，就是当地鹿圈的饲养员，因为误吃了兴凯湖大湖岗上的花脸毒蘑菇，“眼睁睁地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作为一个地域符号的“兴凯湖”，在小说的叙事中被转换为一个国家强力机构，原来的能指与所指在小说中发生断裂，并为“兴凯湖”赋予新的意义。
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在先锋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其意图往往是通过符号游戏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叙事本身。如格非《褐色鸟群》中不断被修改的“棋”。与这种形式主义化的目的不同，何凯旋对“兴凯湖”重新定义，事实上带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味。将所指原来的意义替换成全新的，并且以此表达小说主题，这是《兴凯湖》的“先锋性”所在。
文本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故事一直围绕着叙事者对老学究的私事，进一步说是寻找“外地漂亮老太太”的行为的勘察展开，但在小说高潮部分，老学究不知所踪，那个被其“整整寻找了25个年头”的“外地漂亮老太太”，最终也没有在故事中得以呈现。这也就是说，故事的核心线索在小说结尾突然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叙事者与其他具有配角特征的人物对历史的狂欢化控诉。传统的叙事文学重视将故事写完，尤其是主线情节，必须有一个尘埃落定式的结果。无论是大团圆、生死两方还是物是人非，情节的结果是必须有的。《兴凯湖》的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传统叙事学，他的叙事方式说明他对主题的偏好远远大于故事结构。在文本中，老学究一旦相对于小说主题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就被作者毫不犹豫地剔除叙述，也就是说，老学究何去何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建构小说主题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不难看出，作家的写作让老学究的“历史使命”完成得很圆满。一方面，这个木讷、孤僻、不思上进、不敢反抗的形象塑造，让人们不免联想到他的“原型”——孔乙己，在这一层面上来讲，老学究形象的批判力量与《伤痕》《班主任》《李顺大造屋》等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主人公不相伯仲。另一方面，是他和他的故事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本文的内在焦点兴凯湖，并最后完成叙写对象的转换——“在场”的北京胡同儿的居民被“不在场”的兴凯湖的劳改犯所替换，从而达到了使文本生成“历史批判”意义的目的。这种叙事形式无疑为故事本身留下尚未填补的“空缺”，空缺因意义生成，可以说，在这个文本中，故事本身成为被压抑的对象，那个超级所指“兴凯湖”则是叙事的唯一中心。
《兴凯湖》以及大庆作家王鸿达的《鹿死谁手》等小说，在创作中均对先锋作家的叙事方法有所借鉴，不同的是，龙江作家在写作中的运用往往出于表达意义的需要，而并非形式主义的叙事探索。“叙事空缺”在这里不过是方法论，是写作的技巧，小说的重心依旧在内容层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在“用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承载其对土地与文化、命运与人生的考量”。[2]这与先锋派的本质特征尚有一定差距。
注释：
①笔者认为该引文本身有语病。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王勇，刘立强，刘昭.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庞壮国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
责任编辑：孙瑶
关键词：《兴凯湖》 叙事空缺 历史批判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8-0065-02
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有此一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1]在这个蛊惑人心的句子中，“不在场”的意义开始不断生成。沿着这一运思方向，德里达发现了“增补”，罗兰·巴特公然蔑视作者权威，而列维纳斯则开创了一门“死亡现象学”。这样的哲学话语传入东方，则成为先锋作家思想武库中的枪支弹药。对于“空缺”的运用成为以格非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惯用的叙事策略，而“空缺”则在文本之外生成意义。在逃离宏大叙事以后，作家开始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反映其与文本的关系。龙江作家对于上述理论的接受以及在叙事中对于迷宫的建构的文本，可以说层出不穷。数篇小说的写作形式均与格非等相似，其原因也许既受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受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感染”。本文将以黑龙江作家何凯旋的《兴凯湖》为例，讨论龙江小说对叙事“空缺”的建构。
《兴凯湖》讲述了一个来自兴凯湖的初中生在北京胡同儿里的经历。故事围绕叙事者“我”对一位“足足有60多岁”的“老学究”的私人生活的勘察展开。老学究解放前家产颇丰，曾在北京大学就读地球物理系，但“现在”的他完全没有世家子弟、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面貌：
他不但没有学究的样子，甚至比胡同里任何人更不像样子……矮矮胖胖的个头，分不清头发还是胡子，一律花花搭搭，乱乱蓬蓬，没过膝盖的中山装上面，黏着一块又一块油点子，随着两条短腿的摆动，纽扣一样闪烁，鞋面上也是这样的油点子……
带着好奇的叙事者与他交谈时才发现老学究知道自己的故乡兴凯湖，接下来又从别人口中得知老学究热衷于外出寻找“外地漂亮老太太”，接下来老学究也亲口告诉他自己去了黑龙江，并把自己的收获总结为有温泉意味着“就会发生地震”。小说接下来进入高潮部分，转而描述1976年唐山地震对北京胡同儿里的人造成的影响，并在“我”的关于“五座不到十八岁女犯人的坟被湖水冲走”的叙述中进入尾声。
按照传统小说的叙事规范，这篇小说至少有两处没有达标。一是题目在内容中的表达，二是故事的核心内容的呈现。前者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后者则意味着故事没讲完，这都是传统小说创作的所谓“硬伤”。但是，现代小说的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也就是说故意在小说的写作中留下不确定性，以此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
小说的题目《兴凯湖》是一个表示地域的专名，该湖泊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传统的创作路数，如果小说题目是地域性的专名，那么其所示空间一般就是故事的发生地，或者与这个专名密切相关。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陈忠实的《白鹿原》、沈从文的《边城》，上述文本的全部故事或主要故事就发生在題目标示的专名中。但我们讨论的小说则不然，叙事者的整个叙事活动均发生在北京，故事中涉及兴凯湖的地方也不过2处，而且只是提及，并未描述。对于地域性专名的描述常见于小说当中，其作用既可以增加故事的“信息量”，也可以造成一种似真效果。《兴凯湖》则不然，文中并不见对该湖泊特征的描写性文字，也就是说这个专名并未构成文本的表现对象。作为地名，“兴凯湖”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建构，它只是符号化的呈现。按照符号学理论，我们可以轻易将“兴凯湖”这一符号的“能指”确定为这三个字的视觉形象，而对表示符号对应概念的“所指”的分析，却需要花费一定心思。
如果我们抛开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地理学知识，仅从文本出发去理解“兴凯湖”，得到的结论是其并非意味着一个天然的湖泊，而是一个极具压迫性质的社会机构——“劳改农场”。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兴凯湖”这个词语，是叙事者“我”回忆自己来北京以前的居所，并将之定义为“戒备森严的地方”；第二次是接近小说尾声的时候，“兴凯湖劳改农场”直接被北京居民们所谈及，并进一步明确是“隶属北京市公安五处管辖”①，关押了包括叙事者母亲在内的大量“现行反革命”，而上文提到的五个不到十八岁的女犯人，就是当地鹿圈的饲养员，因为误吃了兴凯湖大湖岗上的花脸毒蘑菇，“眼睁睁地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作为一个地域符号的“兴凯湖”，在小说的叙事中被转换为一个国家强力机构，原来的能指与所指在小说中发生断裂，并为“兴凯湖”赋予新的意义。
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在先锋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其意图往往是通过符号游戏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叙事本身。如格非《褐色鸟群》中不断被修改的“棋”。与这种形式主义化的目的不同，何凯旋对“兴凯湖”重新定义，事实上带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味。将所指原来的意义替换成全新的，并且以此表达小说主题，这是《兴凯湖》的“先锋性”所在。
文本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故事一直围绕着叙事者对老学究的私事，进一步说是寻找“外地漂亮老太太”的行为的勘察展开，但在小说高潮部分，老学究不知所踪，那个被其“整整寻找了25个年头”的“外地漂亮老太太”，最终也没有在故事中得以呈现。这也就是说，故事的核心线索在小说结尾突然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叙事者与其他具有配角特征的人物对历史的狂欢化控诉。传统的叙事文学重视将故事写完，尤其是主线情节，必须有一个尘埃落定式的结果。无论是大团圆、生死两方还是物是人非，情节的结果是必须有的。《兴凯湖》的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传统叙事学，他的叙事方式说明他对主题的偏好远远大于故事结构。在文本中，老学究一旦相对于小说主题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就被作者毫不犹豫地剔除叙述，也就是说，老学究何去何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建构小说主题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不难看出，作家的写作让老学究的“历史使命”完成得很圆满。一方面，这个木讷、孤僻、不思上进、不敢反抗的形象塑造，让人们不免联想到他的“原型”——孔乙己，在这一层面上来讲，老学究形象的批判力量与《伤痕》《班主任》《李顺大造屋》等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主人公不相伯仲。另一方面，是他和他的故事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本文的内在焦点兴凯湖，并最后完成叙写对象的转换——“在场”的北京胡同儿的居民被“不在场”的兴凯湖的劳改犯所替换，从而达到了使文本生成“历史批判”意义的目的。这种叙事形式无疑为故事本身留下尚未填补的“空缺”，空缺因意义生成，可以说，在这个文本中，故事本身成为被压抑的对象，那个超级所指“兴凯湖”则是叙事的唯一中心。
《兴凯湖》以及大庆作家王鸿达的《鹿死谁手》等小说，在创作中均对先锋作家的叙事方法有所借鉴，不同的是，龙江作家在写作中的运用往往出于表达意义的需要，而并非形式主义的叙事探索。“叙事空缺”在这里不过是方法论，是写作的技巧，小说的重心依旧在内容层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在“用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承载其对土地与文化、命运与人生的考量”。[2]这与先锋派的本质特征尚有一定差距。
注释：
①笔者认为该引文本身有语病。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王勇，刘立强，刘昭.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庞壮国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