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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宿者而言，和保安搞好关系很有必要，和他们熟悉起来就可以睡得更踏实，姿势也能更舒服，有的还可以破例躺下
碰上好说话的保安，占到长形软椅，是留宿者们最大的心愿。因为留宿最好的待遇，就是在保安允许的情况下，躺在软椅上睡觉。
抢占不到软座的留宿者，只能在又硬又窄的高凳上度过一夜。
9月13日，早上5点左右，一名留宿者打着哈欠走出肯德基店。又是新的一天。
凌晨3点，王府井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店内，两位留宿者已进入了梦乡。
9月12日晚10点过几分，一瓶二锅头下肚，32岁的贾锋（化名）光着膀子，把红T恤搭在肩上，打着酒嗝晃悠悠推开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店大门。他一进门，就直奔店内长椅而去，熟练地躺了下来。
这天，贾锋成了第一个来肯德基店占位留宿的人。原来的“第一名”是个总穿一件西服、背着公文包的小伙子，不过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留宿者频繁变化，经常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离开，很少有贾锋这样固定的。
贾锋在北京留宿快餐店已半年有余，他已经习惯这种状态，在什么地方、哪个时间点去什么位置睡觉最有优势，他都摸得很熟。
像贾锋这样，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免费宿舍的人有个共同的标签，叫“麦难民”。贾锋并不知道这种称谓，而且他对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悦，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难民”，不是没有家，只是家远在河南商丘。
当《方圆》记者问起他为何来北京时，贾锋半眯起眼来，烟瘾犯了，拇指和食指摩擦相捏，说：“想听故事吗？来根烟抽，来瓶酒喝！”
贾锋曾经是河南某野战部队一位连长的文书，字写得潇洒漂亮。2000年，贾锋离开了部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伺候别人的感觉”。一开始，贾锋回家后的生活进行得很顺利，他在村子里找了份开“大解放”货车的活，一个月工资能到3000块钱。但2003年的时候，贾锋的“大解放”和别人的小轿车撞上了，最后赔了“等于家里一座房子”的钱。从那以后，贾锋说，生活就变“坏”了，“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也没什么耐心了”。他又当了一段时间的电焊工，可没过多久就辞职了，“因为腰疼”。
2004年，村子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了，老乡们说去北京机会多，贾锋就买了张来北京的火车票。来到北京后，贾锋意料之外地竟收获了一段爱情。他在前门找了份保安的工作，他看上了隔壁商场的一名售货员女孩。在贾锋给她连续买了三个月的早饭后的一天早上，女孩吞下一口包子问：“你是不是看上我了？”贾锋答：“你这不是废话么！”
把老婆娶回河南，不到半年，女兒就出生了，养女儿成了问题。贾锋只好又来到北京打工。见到记者的这天，是贾锋这次来北京第二次失业的第二天，身上唯一的钱用来买了刚才的二锅头。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我整个人生都碎片化了。很多事情，存在即是合理。”醉酒让贾锋成了一个“诗人”，说话飘忽，完全不讲逻辑。“诗人”抒情过后开始“坦白”，“什么自杀、碰瓷等等我都干过。看到我脚上的伤了吗？那是周华健演唱会的时候，我当保安在台下面维持秩序，被前排一个穿高跟的女人硬生生踩坏的！”
“要睡坐起来睡！”负责肯德基夜间安全的一名保安叫醒了贾锋旁边睡卧的一个年轻男子，贾锋因为坐起来跟记者说话而“幸免一难”。记者环顾四周，一百多平米的店内空间，已经没有在点餐吃饭的人。呆在这里的人，分散地占有着店内的各个角落。那些占不到软椅的人，只能将两张木凳拼起来睡。
“我每天上工的时候，坐在这里的基本就是要留宿的人了。”保安告诉《方圆》记者，因为六里桥肯德基店靠近附近的劳务市场，所以白天打短工、晚上来睡觉的人特别多。保安的工作就是防止留在店里的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店内秩序。
因此，对留宿者而言，和保安搞好关系很有必要，和他们熟悉起来就可以睡得更踏实，姿势也能更舒服，有的还可以破例躺下。这名保安说，和他相熟的倒有几位：“他们白天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多数不务正业，有些是流窜在工地里的临时工，以‘诈伤’讹赔偿为业。”
留宿者中，保安对小龚的印象特别深。小龚是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孩，她是这些留宿者当中，最能说会道的一个。
“她一般不跟我们（指留宿者）聊，都是外面来的客人，知道她会陪着聊天，就跑过来找她。但前提是要给她买吃的。”贾锋对小龚也有所了解。
小龚脸上化了恰到好处的淡妆，紫色的眼影衬得眼睛大而有神，唯一让她不自在的是下巴处冒出的几颗青春痘，跟记者说话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用手不停地挠。“在这里睡了十五天了，整个人也内分泌失调，能不长痘吗？”小龚告诉记者，她和这些留宿者都不同，她在西单附近工作，是给“机关单位写材料的”，只要在这里再住三天就走人，“‘那边’全部安排好了就走！”小龚说。
张小杰是店里唯一一个能和小龚聊天聊很久却不给她买东西吃的人，小龚说他“挺单纯的”。张小杰的旅行包是店里留宿者中最大的，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乱七八糟一大堆，“摞在一起还有个好处就是困了能够当枕头用”，张小杰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
张小杰今年21岁，来到北京当了3年的临时工，几乎所有的临时工他都做过，电焊工、酒店接待、倒卖游戏币、搬砖、送花。张小杰告诉记者，他从事每份工作都很高兴，整天乐呵呵，没什么东西“有所谓”的。“我做什么都是靠感觉，很随性。”最让他感到难过的只有一次，刚来北京不久，不够“油”，被黑中介骗去发小广告，后来被拘了5天。“在里面倒是有吃有喝，但就是没油水，进去5天我一次大便也没排。”
张小杰说，自己18岁那年第一次来北京，出了北京西站后，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六里桥的肯德基店。因为第一次的感受很重要，所以对这里很依恋。有时候做短工被派去了很远的地方，累极了想睡觉了也要坐着公交车往西跑，“就像是有一种归属感。”张小杰说。
对这里同样有“归属感”的还有坐在张小杰旁边，趴在绿色袋子上早已熟睡的李爷爷。李爷爷是留宿者之中待的时间最久的人，有四年之久。张小杰告诉记者，他听说李爷爷原来很有钱，后来破产了，一落千丈，觉得无脸回河南老家，于是就在北京游荡。
“我觉得他这里有些问题。”张小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总跟我说他有个国家稀土项目过几天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就有钱了。”至于李爷爷故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里的人谁也不敢去问——人与人之间仅靠偶尔的只言片语拼凑着对彼此的了解，就是这里的生态，分不清谎言和真实。
凌晨三点，肯德基店里，音乐放缓，保安也进入一天工作的收尾阶段，留宿者将敏感和疲惫交由睡眠，偌大的快餐店如同行驶在黑夜里的一节安静的车厢。所有人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
碰上好说话的保安，占到长形软椅，是留宿者们最大的心愿。因为留宿最好的待遇，就是在保安允许的情况下，躺在软椅上睡觉。
抢占不到软座的留宿者，只能在又硬又窄的高凳上度过一夜。
9月13日，早上5点左右，一名留宿者打着哈欠走出肯德基店。又是新的一天。
凌晨3点，王府井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店内，两位留宿者已进入了梦乡。
9月12日晚10点过几分，一瓶二锅头下肚，32岁的贾锋（化名）光着膀子，把红T恤搭在肩上，打着酒嗝晃悠悠推开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店大门。他一进门，就直奔店内长椅而去，熟练地躺了下来。
这天，贾锋成了第一个来肯德基店占位留宿的人。原来的“第一名”是个总穿一件西服、背着公文包的小伙子，不过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留宿者频繁变化，经常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离开，很少有贾锋这样固定的。
贾锋在北京留宿快餐店已半年有余，他已经习惯这种状态，在什么地方、哪个时间点去什么位置睡觉最有优势，他都摸得很熟。
像贾锋这样，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免费宿舍的人有个共同的标签，叫“麦难民”。贾锋并不知道这种称谓，而且他对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悦，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难民”，不是没有家，只是家远在河南商丘。
当《方圆》记者问起他为何来北京时，贾锋半眯起眼来，烟瘾犯了，拇指和食指摩擦相捏，说：“想听故事吗？来根烟抽，来瓶酒喝！”
贾锋曾经是河南某野战部队一位连长的文书，字写得潇洒漂亮。2000年，贾锋离开了部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伺候别人的感觉”。一开始，贾锋回家后的生活进行得很顺利，他在村子里找了份开“大解放”货车的活，一个月工资能到3000块钱。但2003年的时候，贾锋的“大解放”和别人的小轿车撞上了，最后赔了“等于家里一座房子”的钱。从那以后，贾锋说，生活就变“坏”了，“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也没什么耐心了”。他又当了一段时间的电焊工，可没过多久就辞职了，“因为腰疼”。
2004年，村子里很多年轻人都出去了，老乡们说去北京机会多，贾锋就买了张来北京的火车票。来到北京后，贾锋意料之外地竟收获了一段爱情。他在前门找了份保安的工作，他看上了隔壁商场的一名售货员女孩。在贾锋给她连续买了三个月的早饭后的一天早上，女孩吞下一口包子问：“你是不是看上我了？”贾锋答：“你这不是废话么！”
把老婆娶回河南，不到半年，女兒就出生了，养女儿成了问题。贾锋只好又来到北京打工。见到记者的这天，是贾锋这次来北京第二次失业的第二天，身上唯一的钱用来买了刚才的二锅头。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我整个人生都碎片化了。很多事情，存在即是合理。”醉酒让贾锋成了一个“诗人”，说话飘忽，完全不讲逻辑。“诗人”抒情过后开始“坦白”，“什么自杀、碰瓷等等我都干过。看到我脚上的伤了吗？那是周华健演唱会的时候，我当保安在台下面维持秩序，被前排一个穿高跟的女人硬生生踩坏的！”
“要睡坐起来睡！”负责肯德基夜间安全的一名保安叫醒了贾锋旁边睡卧的一个年轻男子，贾锋因为坐起来跟记者说话而“幸免一难”。记者环顾四周，一百多平米的店内空间，已经没有在点餐吃饭的人。呆在这里的人，分散地占有着店内的各个角落。那些占不到软椅的人，只能将两张木凳拼起来睡。
“我每天上工的时候，坐在这里的基本就是要留宿的人了。”保安告诉《方圆》记者，因为六里桥肯德基店靠近附近的劳务市场，所以白天打短工、晚上来睡觉的人特别多。保安的工作就是防止留在店里的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店内秩序。
因此，对留宿者而言，和保安搞好关系很有必要，和他们熟悉起来就可以睡得更踏实，姿势也能更舒服，有的还可以破例躺下。这名保安说，和他相熟的倒有几位：“他们白天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多数不务正业，有些是流窜在工地里的临时工，以‘诈伤’讹赔偿为业。”
留宿者中，保安对小龚的印象特别深。小龚是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孩，她是这些留宿者当中，最能说会道的一个。
“她一般不跟我们（指留宿者）聊，都是外面来的客人，知道她会陪着聊天，就跑过来找她。但前提是要给她买吃的。”贾锋对小龚也有所了解。
小龚脸上化了恰到好处的淡妆，紫色的眼影衬得眼睛大而有神，唯一让她不自在的是下巴处冒出的几颗青春痘，跟记者说话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用手不停地挠。“在这里睡了十五天了，整个人也内分泌失调，能不长痘吗？”小龚告诉记者，她和这些留宿者都不同，她在西单附近工作，是给“机关单位写材料的”，只要在这里再住三天就走人，“‘那边’全部安排好了就走！”小龚说。
张小杰是店里唯一一个能和小龚聊天聊很久却不给她买东西吃的人，小龚说他“挺单纯的”。张小杰的旅行包是店里留宿者中最大的，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乱七八糟一大堆，“摞在一起还有个好处就是困了能够当枕头用”，张小杰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
张小杰今年21岁，来到北京当了3年的临时工，几乎所有的临时工他都做过，电焊工、酒店接待、倒卖游戏币、搬砖、送花。张小杰告诉记者，他从事每份工作都很高兴，整天乐呵呵，没什么东西“有所谓”的。“我做什么都是靠感觉，很随性。”最让他感到难过的只有一次，刚来北京不久，不够“油”，被黑中介骗去发小广告，后来被拘了5天。“在里面倒是有吃有喝，但就是没油水，进去5天我一次大便也没排。”
张小杰说，自己18岁那年第一次来北京，出了北京西站后，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六里桥的肯德基店。因为第一次的感受很重要，所以对这里很依恋。有时候做短工被派去了很远的地方，累极了想睡觉了也要坐着公交车往西跑，“就像是有一种归属感。”张小杰说。
对这里同样有“归属感”的还有坐在张小杰旁边，趴在绿色袋子上早已熟睡的李爷爷。李爷爷是留宿者之中待的时间最久的人，有四年之久。张小杰告诉记者，他听说李爷爷原来很有钱，后来破产了，一落千丈，觉得无脸回河南老家，于是就在北京游荡。
“我觉得他这里有些问题。”张小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总跟我说他有个国家稀土项目过几天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就有钱了。”至于李爷爷故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里的人谁也不敢去问——人与人之间仅靠偶尔的只言片语拼凑着对彼此的了解，就是这里的生态，分不清谎言和真实。
凌晨三点，肯德基店里，音乐放缓，保安也进入一天工作的收尾阶段，留宿者将敏感和疲惫交由睡眠，偌大的快餐店如同行驶在黑夜里的一节安静的车厢。所有人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