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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亡，子女葬。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更是为人儿女者应尽的孝道。然而，将丧葬父母作为一种权利提出来，并且勇敢地走上法庭，和争葬自己母亲的仨堂兄弟打起官司，湖南省安化县妇女陶彩云的举动在国内首开先河。
2002年6月20日清晨，湖南省安化县江南镇，大地一片静谧。然而，从蜿延崎岖的山道上缓缓驶来的一辆接一辆的农用拖拉机很快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拖拉机先后在江南镇法庭的大院里停了下来，平时略显冷清的法庭遽然间热闹起来，从车上下来的群众纷纷揣测着、议论着，人们在翘首等待着一场官司开庭。
上午8时，法庭准时开庭审理。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40余岁、名叫陶彩云的中年妇女，坐在被告席上的则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们是仨兄弟，分别章、陶德华、陶德斌，三位老人系陶彩云的堂兄。
堂兄妹缘何亲情反目，对薄公堂，一桩普通家务纠纷为何吸引了众人如此关注的目光?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五保”老人苦盼儿子续香火
20世纪40年代末，穷苦人家出身的邱淑娥在18岁那年，被一顶花轿接到了江南镇庙坪村的陶家，嫁给了陶庆荣为妻。婚后，夫妇俩男耕女织、互敬互爱，日子虽然过得很是艰难，但也苦中有甜、苦中有乐。惟一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连续生下两个儿子都缺医少药先后夭亡了。又过了几年，夫妇俩生下女儿陶彩云，这才总算保住了陶家的这根独苗。
光阴荏苒，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陶庆荣、邱淑娥夫妇的心思也随之一天天沉重起来。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迟早有一天会嫁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是不能指望赡养父母的，养老送终是儿子的义务。一想到陶家的香火就要断送在他们手里，陶庆荣、邱淑娥两口子就终日唉声叹气，愁肠百结。
1969年，经过与自家兄弟协商，年方24岁的侄儿陶德章过继给陶庆荣作养子。看着粗壮结实的侄子，陶庆荣、邱淑娥的老脸乐成了秋菊花。
从此，陶庆荣夫妇将陶德章像宝贝似的宠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俩口渐渐地发现，想像中的天伦之乐与现实的生活总有那么一段距离。从叔侄到父子，尽管有割不断的血缘，但毕竟不是自已亲生，因此自然也就少了一份舔犊之情。有了这层隔膜，慢慢地使陶庆荣对侄儿疏远了起来。终于没几年，收养关系不了了之，陶德章重又回到自己家里生活。也就是这一年，女儿陶彩云嫁给了同村六组的一吴姓人家为妻。
岁月催人老。陶庆荣、邱淑娥渐近风烛残年，没有了劳动能力。按照当时有关政策，在农村没有儿子，可以申请吃“五保”，陶庆荣夫妇虑及晚年生活，于1982年向村组提出申请，村组鉴于老俩口情况，很快批准下来，由镇政府每年接济300元，陶庆荣、邱淑娥从此开始享受社会主义的“五保”待遇。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组上将两位老人与其他村民同等对待，分给了他们三分田，靠着政府的救济和山上产的木材、楠竹，再加上两人常做些油饼贩卖，陶庆荣、邱淑娥的生活也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了。
1987年，陶庆荣去世，孑然一人的邱淑娥开始随女儿陶彩云一起生活，劳碌奔波了一辈子的老人总算安稳下来了。然而，那份欲使陶家香火不绝的情结却在老人心里怎么也消弥不了，她为此感到愧疚和自责。
见母亲常在父亲遗像前默默无语，痴痴发怔，陶彩云的心里就别提有多难过。她多次对母亲进行劝说，但要使一位一辈子也未曾走出过大山的古稀老人解开思想的疙瘩，又是何等的艰难啊!
日升月落，树绿叶黄，邱淑娥老人想呀、愁呀，就这样带着满肚子的遗憾，于2001年10月30日在女儿陶彩云家溘然长逝。
堂兄妹争办丧事起风波
按照规定，“五保”老人死后，由其所在村负责安葬。因此，邱淑娥病危期间，庙坪村就开始积极张罗老人的后事。
慈母架鹤西去，陶彩云万分悲恸。但人死不能复生，陶彩云擦干眼泪，也开始操持起母亲的丧事来，她到邻村请来道士欲为母亲超度，还托人买来酒菜，准备款待前来吊丧的亲友，同时通知了自已的三位堂兄。
伯母去世的消息也使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唏嘘不已。与此同时，仨兄弟开始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们思忖着：堂妹已经出嫁，成了别人家的人，再加上堂妹对伯母生前仅尽了微不足道的义务，如果伯母丧事交由堂妹操办，那么伯母死后留下的成片的自留山、临近公路的宅基地岂不都成了堂妹的财产?想到这里，陶德章兄弟坐立不安了。于是他们连夜组织召开了陶姓家族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认为，为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邱淑娥由陶德章仨兄弟负责安葬。
翌日一大早，陶家三兄弟便向组上提出操办邱淑娥丧事的请求。仨兄弟是老人的近亲，加上陶庆荣、邱淑娥夫妇生前还与陶德章有过一段养子与养父母的渊源，因此，组—上同意了仨兄弟的请求，并与他们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邱淑娥的丧事由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仨兄弟操办、邱淑娥的责任山、自留地、宅基和一栋木屋归仨兄弟所有。组上的负责人和陶家仨兄弟在协议上签了字，同时签字作证的还有地方上的一些老人。
这份协议，虽然明摆着陶家在经济上能占便宜，但鉴于他们与死者特殊的渊源关系，村民们也表示认可。
就在陶彩云正准备母亲丧事时，三位堂兄雇人抬着一副棺材，并拿着与组上签订的协议找上门来，要求陶彩云履行协议，由他们负责安葬邱淑娥，并提出要将伯母遗体抬回庙坪村一组仨兄弟的住处。
陶彩云一眼就洞穿了三位堂兄的心思，她想，尽管自。已嫁人，但血管里流淌的仍是父母的血液，终究是母亲的女儿。因此她坚决予以拒绝。一方要抬，一方要留，双方僵持不下。
为使双方不至酿成大的纠纷，村干部出面做起了陶彩云的思想工作，拿出一套由陶家仨兄弟操办丧事的调解方案，但陶彩云依然没有答应。
就在陶彩云回房清理衣物的当儿，堂兄们还是强行将邱淑娥的遗体抬走了。
回到庙坪村一组，陶氏三兄弟开始紧锣密鼓操办起邱淑娥的丧事来。三兄弟各自筹集了一些钱，请来了道士和几十名帮工，又是跪拜灵堂，又是迎宾纳客，几天下来，总算将伯母的丧事给热热闹闹地办了。
丧事过后，庙坪村一组将邱淑娥生前管理使用的宅基地、自留山确权给了陶家仨兄弟。作为惟一合法继承人的陶彩云却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
还我“葬母权”
母亲虽然人士为安了，但陶彩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按说堂兄替自己安葬了老母，陶彩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一想到堂兄们并不单纯的动机，想到自己的权益被无端地剥夺了，她就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刚刚从心灵深处涌上来的一丝感动马上化成了对堂兄“义举”的鄙视和怨恨。一连几个夜晚，陶彩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叩问苍天：母亲享受“五保”符合当时的政策，但吃了“五保”难道自己就丧失了对母亲生前合法财产的继承权?难道真如人们所说，“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去的水”?安葬父母，既是儿女的权利，也是儿女的义务，还是儿女应尽的孝道，难道这种权利可以被其他人任意剥夺吗?如果母亲没有自留山、没有财产，堂兄们还会主动安葬母亲吗?
于是陶彩云决定通过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她开始在镇上为自己找律师，但是人家听说她告的是自己的堂兄，要讨回的是闻所未闻的“丧葬权”，便婉言推辞了。几次碰壁之后，陶彩云决定去县城，几经奔波，她终于请到了律师。
2002年5月30日，陶彩云一纸诉状递到安化县人民法院江南法庭，将自己的三位堂兄陶德章、陶德斌、陶德华告上被告席，要求仨堂兄返还因侵犯其生母安葬权所获得的遗产，并赔偿经济损失。
为争死者丧葬权，堂兄妹居然闹上了公堂，这样的稀奇事别说在安化，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是第一回。于是消息不径而走。6月20日开庭那天，不少群众怀着好奇的心理纷纷从四面八方来法庭旁听。
法庭上，陶彩云面对被告席上的堂兄，首先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她说：人生最大的悲痛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母亲过世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三位兄长主动承担’了安葬母亲的重担，虽然你们的方式曾引起了我的反感，使我们兄妹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无论怎样，我都要感谢你们付出的辛劳，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随后，陶彩云的律师就本案作了如下法律的阐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农村从老有所养、老有所终及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对无人赡养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实行“五保”制度，由国家负责他们吃、穿、住、病及死后安葬。同时在许多地方，为了使部分低收入的老人能安享晚年，当地政府每年给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金或物资，按习惯我们也称其为“五保户”。对“五保户”死亡后的遗产处理，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按“五保户”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规定。一种情况是，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抚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另一种情况是没有抚养协议的，而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遗产，按遗嘱和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扣回“五保”费用。本案中，死者邱淑娥在申请“五保”时，没有与集体或个人签订抚养协议，死者又有法定继承人陶彩云，并且陶彩云不放弃继承权。我国《继承法》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财产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这种权利，不因陶彩云的出嫁而丧失。因此，本案只能按第二种情形处理。在法律上阻止他人履行某种义务，妨碍他人行使某种权利，无疑是对其权利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陶彩云有权提起诉讼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被自己的堂妹告上法庭，陶德章仨兄弟起初感到非常惊愕，他们想不通：凭组上的协议，他们为吃“五保”的伯母尽义务，做善事，这样的家务纠纷法庭也受理?台下旁听的群众也想不通：农村里对“五保户”的安葬历来如此，已经出嫁的陶彩云对做好事的三位堂兄，非但不是心存感激，反而状告堂兄打官司，似乎有悖常理。然而听了律师有理有据的一席话，陶家仨兄弟及旁听群众心中的困惑慢慢地打消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陶家兄弟的举动虽然无可非议，甚至还值得称赞，但再合情合理的事也得服从法律。
看到法庭上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法官们趁热打铁，做起了双方的思想工作。几番唇舌之后，终于当庭促成陶彩云和三位堂兄握手言和。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由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兄弟补偿因陶彩云未能行使丧葬权利的精神损失费2000元；邱淑娥生前所有的木屋一栋由陶彩云继承；安葬邱淑娥所花的4000余元丧葬费，由陶德华仨兄弟自愿承担；邱淑娥所有的责任山林、自留地和宅基地由组上收回，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分配其使用权。
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索讨丧葬权纠纷就这样和解了。望着一同走出法庭亲亲热热的堂兄妹，法官笑了，旁听群众也笑了。
“丧葬权”触及法律盲区
在法律上哪些人享有对近亲属死者进行丧葬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原则看，安葬近亲属死者的权利，既是继承人的权利，也是继承人的义务。除公益的目的外，其他人不得未经继承人许可侵犯该权利。
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各媒体报道了不少诸如“亲吻权”、“悼念权”、“生育权”等新奇民事权利纠纷案件。如何看待这些徘徊在情与法之间的权利纠纷?笔者采访了有关法律界人士。对此，他们作了深入的分析：近年来之所以频繁出现如此多的新的公民民事权益诉讼，是因为在经过新旧体制交替、社会转型之后，原本很清晰的社会道义方面的行为规范和理念被渐渐模糊和淡化了。而快速发展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讲究个人的空间和主体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来由精神和道德给人们带来的约束。这样，过去许多由传统道义、习惯来调整的行为，今天突然失去了规范，于是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就将法院当成了“讨说法”的最佳去处。
“丧葬权”的提出，它向我们昭示的是：权利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随着“丧葬权”的提出，其他一些尚未被我们认识的或被我们忽视的权利将会不断提出。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你们准备好了吗?
编辑／王凯滨
2002年6月20日清晨，湖南省安化县江南镇，大地一片静谧。然而，从蜿延崎岖的山道上缓缓驶来的一辆接一辆的农用拖拉机很快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拖拉机先后在江南镇法庭的大院里停了下来，平时略显冷清的法庭遽然间热闹起来，从车上下来的群众纷纷揣测着、议论着，人们在翘首等待着一场官司开庭。
上午8时，法庭准时开庭审理。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40余岁、名叫陶彩云的中年妇女，坐在被告席上的则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们是仨兄弟，分别章、陶德华、陶德斌，三位老人系陶彩云的堂兄。
堂兄妹缘何亲情反目，对薄公堂，一桩普通家务纠纷为何吸引了众人如此关注的目光?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五保”老人苦盼儿子续香火
20世纪40年代末，穷苦人家出身的邱淑娥在18岁那年，被一顶花轿接到了江南镇庙坪村的陶家，嫁给了陶庆荣为妻。婚后，夫妇俩男耕女织、互敬互爱，日子虽然过得很是艰难，但也苦中有甜、苦中有乐。惟一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连续生下两个儿子都缺医少药先后夭亡了。又过了几年，夫妇俩生下女儿陶彩云，这才总算保住了陶家的这根独苗。
光阴荏苒，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陶庆荣、邱淑娥夫妇的心思也随之一天天沉重起来。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迟早有一天会嫁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是不能指望赡养父母的，养老送终是儿子的义务。一想到陶家的香火就要断送在他们手里，陶庆荣、邱淑娥两口子就终日唉声叹气，愁肠百结。
1969年，经过与自家兄弟协商，年方24岁的侄儿陶德章过继给陶庆荣作养子。看着粗壮结实的侄子，陶庆荣、邱淑娥的老脸乐成了秋菊花。
从此，陶庆荣夫妇将陶德章像宝贝似的宠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俩口渐渐地发现，想像中的天伦之乐与现实的生活总有那么一段距离。从叔侄到父子，尽管有割不断的血缘，但毕竟不是自已亲生，因此自然也就少了一份舔犊之情。有了这层隔膜，慢慢地使陶庆荣对侄儿疏远了起来。终于没几年，收养关系不了了之，陶德章重又回到自己家里生活。也就是这一年，女儿陶彩云嫁给了同村六组的一吴姓人家为妻。
岁月催人老。陶庆荣、邱淑娥渐近风烛残年，没有了劳动能力。按照当时有关政策，在农村没有儿子，可以申请吃“五保”，陶庆荣夫妇虑及晚年生活，于1982年向村组提出申请，村组鉴于老俩口情况，很快批准下来，由镇政府每年接济300元，陶庆荣、邱淑娥从此开始享受社会主义的“五保”待遇。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组上将两位老人与其他村民同等对待，分给了他们三分田，靠着政府的救济和山上产的木材、楠竹，再加上两人常做些油饼贩卖，陶庆荣、邱淑娥的生活也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了。
1987年，陶庆荣去世，孑然一人的邱淑娥开始随女儿陶彩云一起生活，劳碌奔波了一辈子的老人总算安稳下来了。然而，那份欲使陶家香火不绝的情结却在老人心里怎么也消弥不了，她为此感到愧疚和自责。
见母亲常在父亲遗像前默默无语，痴痴发怔，陶彩云的心里就别提有多难过。她多次对母亲进行劝说，但要使一位一辈子也未曾走出过大山的古稀老人解开思想的疙瘩，又是何等的艰难啊!
日升月落，树绿叶黄，邱淑娥老人想呀、愁呀，就这样带着满肚子的遗憾，于2001年10月30日在女儿陶彩云家溘然长逝。
堂兄妹争办丧事起风波
按照规定，“五保”老人死后，由其所在村负责安葬。因此，邱淑娥病危期间，庙坪村就开始积极张罗老人的后事。
慈母架鹤西去，陶彩云万分悲恸。但人死不能复生，陶彩云擦干眼泪，也开始操持起母亲的丧事来，她到邻村请来道士欲为母亲超度，还托人买来酒菜，准备款待前来吊丧的亲友，同时通知了自已的三位堂兄。
伯母去世的消息也使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唏嘘不已。与此同时，仨兄弟开始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们思忖着：堂妹已经出嫁，成了别人家的人，再加上堂妹对伯母生前仅尽了微不足道的义务，如果伯母丧事交由堂妹操办，那么伯母死后留下的成片的自留山、临近公路的宅基地岂不都成了堂妹的财产?想到这里，陶德章兄弟坐立不安了。于是他们连夜组织召开了陶姓家族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认为，为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邱淑娥由陶德章仨兄弟负责安葬。
翌日一大早，陶家三兄弟便向组上提出操办邱淑娥丧事的请求。仨兄弟是老人的近亲，加上陶庆荣、邱淑娥夫妇生前还与陶德章有过一段养子与养父母的渊源，因此，组—上同意了仨兄弟的请求，并与他们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邱淑娥的丧事由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仨兄弟操办、邱淑娥的责任山、自留地、宅基和一栋木屋归仨兄弟所有。组上的负责人和陶家仨兄弟在协议上签了字，同时签字作证的还有地方上的一些老人。
这份协议，虽然明摆着陶家在经济上能占便宜，但鉴于他们与死者特殊的渊源关系，村民们也表示认可。
就在陶彩云正准备母亲丧事时，三位堂兄雇人抬着一副棺材，并拿着与组上签订的协议找上门来，要求陶彩云履行协议，由他们负责安葬邱淑娥，并提出要将伯母遗体抬回庙坪村一组仨兄弟的住处。
陶彩云一眼就洞穿了三位堂兄的心思，她想，尽管自。已嫁人，但血管里流淌的仍是父母的血液，终究是母亲的女儿。因此她坚决予以拒绝。一方要抬，一方要留，双方僵持不下。
为使双方不至酿成大的纠纷，村干部出面做起了陶彩云的思想工作，拿出一套由陶家仨兄弟操办丧事的调解方案，但陶彩云依然没有答应。
就在陶彩云回房清理衣物的当儿，堂兄们还是强行将邱淑娥的遗体抬走了。
回到庙坪村一组，陶氏三兄弟开始紧锣密鼓操办起邱淑娥的丧事来。三兄弟各自筹集了一些钱，请来了道士和几十名帮工，又是跪拜灵堂，又是迎宾纳客，几天下来，总算将伯母的丧事给热热闹闹地办了。
丧事过后，庙坪村一组将邱淑娥生前管理使用的宅基地、自留山确权给了陶家仨兄弟。作为惟一合法继承人的陶彩云却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
还我“葬母权”
母亲虽然人士为安了，但陶彩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按说堂兄替自己安葬了老母，陶彩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一想到堂兄们并不单纯的动机，想到自己的权益被无端地剥夺了，她就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刚刚从心灵深处涌上来的一丝感动马上化成了对堂兄“义举”的鄙视和怨恨。一连几个夜晚，陶彩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叩问苍天：母亲享受“五保”符合当时的政策，但吃了“五保”难道自己就丧失了对母亲生前合法财产的继承权?难道真如人们所说，“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去的水”?安葬父母，既是儿女的权利，也是儿女的义务，还是儿女应尽的孝道，难道这种权利可以被其他人任意剥夺吗?如果母亲没有自留山、没有财产，堂兄们还会主动安葬母亲吗?
于是陶彩云决定通过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她开始在镇上为自己找律师，但是人家听说她告的是自己的堂兄，要讨回的是闻所未闻的“丧葬权”，便婉言推辞了。几次碰壁之后，陶彩云决定去县城，几经奔波，她终于请到了律师。
2002年5月30日，陶彩云一纸诉状递到安化县人民法院江南法庭，将自己的三位堂兄陶德章、陶德斌、陶德华告上被告席，要求仨堂兄返还因侵犯其生母安葬权所获得的遗产，并赔偿经济损失。
为争死者丧葬权，堂兄妹居然闹上了公堂，这样的稀奇事别说在安化，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是第一回。于是消息不径而走。6月20日开庭那天，不少群众怀着好奇的心理纷纷从四面八方来法庭旁听。
法庭上，陶彩云面对被告席上的堂兄，首先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她说：人生最大的悲痛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母亲过世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三位兄长主动承担’了安葬母亲的重担，虽然你们的方式曾引起了我的反感，使我们兄妹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无论怎样，我都要感谢你们付出的辛劳，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随后，陶彩云的律师就本案作了如下法律的阐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农村从老有所养、老有所终及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对无人赡养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实行“五保”制度，由国家负责他们吃、穿、住、病及死后安葬。同时在许多地方，为了使部分低收入的老人能安享晚年，当地政府每年给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金或物资，按习惯我们也称其为“五保户”。对“五保户”死亡后的遗产处理，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按“五保户”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规定。一种情况是，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抚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另一种情况是没有抚养协议的，而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遗产，按遗嘱和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扣回“五保”费用。本案中，死者邱淑娥在申请“五保”时，没有与集体或个人签订抚养协议，死者又有法定继承人陶彩云，并且陶彩云不放弃继承权。我国《继承法》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财产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这种权利，不因陶彩云的出嫁而丧失。因此，本案只能按第二种情形处理。在法律上阻止他人履行某种义务，妨碍他人行使某种权利，无疑是对其权利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陶彩云有权提起诉讼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被自己的堂妹告上法庭，陶德章仨兄弟起初感到非常惊愕，他们想不通：凭组上的协议，他们为吃“五保”的伯母尽义务，做善事，这样的家务纠纷法庭也受理?台下旁听的群众也想不通：农村里对“五保户”的安葬历来如此，已经出嫁的陶彩云对做好事的三位堂兄，非但不是心存感激，反而状告堂兄打官司，似乎有悖常理。然而听了律师有理有据的一席话，陶家仨兄弟及旁听群众心中的困惑慢慢地打消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陶家兄弟的举动虽然无可非议，甚至还值得称赞，但再合情合理的事也得服从法律。
看到法庭上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法官们趁热打铁，做起了双方的思想工作。几番唇舌之后，终于当庭促成陶彩云和三位堂兄握手言和。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由陶德章、陶德华、陶德斌兄弟补偿因陶彩云未能行使丧葬权利的精神损失费2000元；邱淑娥生前所有的木屋一栋由陶彩云继承；安葬邱淑娥所花的4000余元丧葬费，由陶德华仨兄弟自愿承担；邱淑娥所有的责任山林、自留地和宅基地由组上收回，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分配其使用权。
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索讨丧葬权纠纷就这样和解了。望着一同走出法庭亲亲热热的堂兄妹，法官笑了，旁听群众也笑了。
“丧葬权”触及法律盲区
在法律上哪些人享有对近亲属死者进行丧葬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原则看，安葬近亲属死者的权利，既是继承人的权利，也是继承人的义务。除公益的目的外，其他人不得未经继承人许可侵犯该权利。
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各媒体报道了不少诸如“亲吻权”、“悼念权”、“生育权”等新奇民事权利纠纷案件。如何看待这些徘徊在情与法之间的权利纠纷?笔者采访了有关法律界人士。对此，他们作了深入的分析：近年来之所以频繁出现如此多的新的公民民事权益诉讼，是因为在经过新旧体制交替、社会转型之后，原本很清晰的社会道义方面的行为规范和理念被渐渐模糊和淡化了。而快速发展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讲究个人的空间和主体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来由精神和道德给人们带来的约束。这样，过去许多由传统道义、习惯来调整的行为，今天突然失去了规范，于是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就将法院当成了“讨说法”的最佳去处。
“丧葬权”的提出，它向我们昭示的是：权利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随着“丧葬权”的提出，其他一些尚未被我们认识的或被我们忽视的权利将会不断提出。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你们准备好了吗?
编辑／王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