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创造爱情奇迹

　　1930年，物理学家周培源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28岁的他是物理系最年轻有为的老师。周培源终日忙于物理研究，以致无暇顾及婚姻大事。
　　一日，好友刘孝锦说要给周培源介绍对象，几天后就送来一沓相片，照片上都是刘孝锦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友。周培源将照片一张张翻阅过去，指着其中一张说：“就是她了。”
　　照片上的女孩是学校里公认的校花，那天她和七位好友同游颐和园，拍照留念，随后照片流出，被刊载到报纸上，时人称之“八美图”。周培源看中的正是“头美”王蒂徵。
　　在刘孝锦的撮合下，两人很快第一次见面。席间，周培源见王蒂徵不怎么吃东西，以为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就拼命给王蒂徵夹菜。后来，王蒂徵说：“那天的菜只是不合胃口，这人真真的傻气，我明明不吃韭菜的，却使劲夹给我，碗里的韭菜都堆起来了。”傻里傻气，倒真是细心可爱。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徵结婚。婚后，周培源安心进行物理研究，家中还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更是美满。
　　然而，婚后第三年，王蒂徵患上肺结核。这病在当时几乎是绝症，王蒂徵被迫与家人隔离，在北京香山公园眼镜湖疗养，与清华大学相距甚远。这时，家中只剩下周培源抚养两个幼女，他既当爹又当妈，周末还要去探望病妻。往来25公里，周培源全靠脚下的一辆破自行车。一年中，风雨无阻。
　　爱情的伟大，在病魔面前是无力的。就算是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也对妻子的病情束手无策，他只能为妻子请最好的大夫，尽可能地多鼓励她。一年之后，奇迹来了，王蒂徵转危为安。

牵手，共度风雨岁月

　　1936年，周培源利用休假时间，赴美国参与爱因斯坦亲授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
　　二战前夕，美国当局急需人才储备。周培源先后收到美国国防部、海军总部的留用邀请，就连美国移民局也大开绿灯，要为其全家办理在美永久居留权。对这些，周培源一笑置之，于1937年回国。
　　这时候，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因此，周培源一家迁往云南昆明，住在山村里。刚诞下第三个女儿的王蒂徵身体虚弱，周培源又接过照顾家人的重任。晚上婴儿哭啼不停，他就抱着女儿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哄睡了女儿，再赶紧开始备课。妻子半夜醒来，见他还在埋头研究，望着周培源消瘦的侧颜，她只能起身倒一杯热水递过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杯水也是妻子对丈夫疼惜的爱。

　　其实，他们本可以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至少不用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作了后一种选择。
　　有一天，周培源牵了一匹马回家，还兴冲冲地告诉妻子，给马取名“华龙”。头一回听说马还能有名字，王蒂徵依然觉得这位学贯中西的物理学教授有时候真是傻得可爱。“你买匹马做什么？”“騎呀！我可有座驾了！”这里离学校远，周培源凌晨5点就得起来赶路，有了马以后就可以快很多了。从此，他早上先骑马送女儿上学，再骑马到学校教书。整个西南联大都知道周教授有一匹叫“华龙”的马，有人还给周教授起了个外号，叫“周大将军”。
　　在西南联大期间，周培源既要照顾妻子、接送女儿，又要讲课、搞研究，并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科学家，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数学家陈省身等。

别离，永远活在心中

　　后来，周培源被调到北京大学，住进燕南园。于是，他在庭院中种植了很多花，侍弄花草时，总称家里有“五朵金花”，女儿们占四朵，还有一朵是妻子王蒂徵。
　　家里有这么多女儿，周培源天天都挂在嘴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最喜欢。”对妻子王蒂徵，他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宠爱。每年春天，举家踏青，他都要一路牵着王蒂徵，生怕磕着碰着。身后拎着郊游装备的女儿们总是“嫉妒”地说：“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们照看一下东西。”

　　周培源爱花，后来，王蒂徵脊椎损伤瘫痪在床后，他就再也不愿独自出门赏花了。他觉得在家守着老伴，是比出门游赏风景更值得的事。
　　王蒂徵并不是依附着周培源的女人，她在当时也是鉴赏水平很高的收藏家。自1950年起，王蒂徵就利用工资收藏古代书画，在她的影响下，周培源也喜欢上了收藏。两人颇有几分李清照、赵明诚“赌书泼茶”的趣味。
　　1988年，两人将珍藏多年的145幅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按照如今的市值来算，总价值恐怕上亿元。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在无锡市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周培源王蒂徵藏画馆”。
　　这才是最好的爱情。
　　我爱你，不会使你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但我们会探索同一种爱好，发现更多生活的乐趣。我们的名字将连在一起，不只是结婚证，不只是墓志铭。
　　周培源每天早晨都会对王蒂徵表白一次“我爱你”。
　　后来，王蒂徵瘫痪在床，他的话就变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这时候，他们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周培源的右耳在50来岁的时候就失聪了，说话音量会不自觉比一般人高。于是，每天早上他都对着王蒂徵“大声表白”，震得女儿们都能听见，连邻居都知道。而且周培源是标准的理科生，每天早上说这段话，一字也不改。王蒂徵有时候怕女儿们听到，就嗔怪：“你好烦啊。”
　　1993年11月24日，周培源晨练回来，看到老伴醒来，照例说了这段话。王蒂徵看他有些疲惫，就催他再休息一会儿。周培源回答：“好啊。”没想到，这竟成了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天，周培源在睡梦中去世。
　　王蒂徵打电话通知在国外的女儿时，再三嘱咐：“送他走时，不要穿西装，中国人要穿中山装。”
　　等到女儿回来，王蒂徵又让女儿帮她写了一封信：“培源，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收信人是“挚爱周培源”。王蒂徵将信细心折叠好，放在周培源身上的口袋里。
　　2009年6月22日，王蒂徵对女儿说：“我又梦见你爸了，我要跟他去了。”
　　16年前，她曾痛哭：“不讲信用！说好先送我，可你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连再见都不说。”16年后，她终于跟最爱的周培源在天堂团聚了。
　　他们相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不离不弃、举案齐眉走过半个世纪。他们的爱情不只有两个人，更有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情义。因而，在他们百年后，仍旧值得被后人铭记、瞻仰。他们的爱情才是真正的官宣爱情。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现代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