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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5岁到75岁，我在《晚晴》编辑部工作了整整20个年头。如果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表达我此时此刻最想表达的记忆，那就是——
首先，我要为申云浦、李庭桂、李冀峰三位贵州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报功摆好。
《晚晴》前10年由贵州老年大学主管主办。当时，贵州老年大学的校长是申云浦，名誉校长是李庭桂，党委书记是李冀峰，《晚晴》就是他们三位倡议创办起来的。20年来，《晚晴》能办到如此地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老年读者的称赞，得益于他们3位的决策和领导。
云浦同志是资深革命家、贵州省首届政协主席、著名的冀鲁豫才子，早年办过冀鲁豫日报。他是《晚晴》第一任编委会主任。我到《晚晴》工作的第二天，就去请他指点工作。他说：“《晚晴》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你自己摸索着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找李冀峰。”他还着重说了一句：“总编辑看大样。”我听了这句话，顿时就觉得一副千斤重担压到了自己肩上，他说总编辑责任重大，要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负责，要对刊物负全责，不得有半点马虎。在他的要求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对待编辑工作，处理好每一篇稿件。多年来，《晚晴》没发过一篇有错误思想倾向的文章，就是因为在我的脑际总响起他的这句话。
云浦同志辞世后，经冀峰同志提议，由李庭桂同志接任编委会主任。庭桂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文武双全的老革命，是抗日战争时期传奇式的骑兵团长，是贵州著名的老诗人。庭桂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后，三天两头到我的办公室聊天，通过聊天在不知不觉中指导我办刊。他要我注意坚持正面宣传，也要反映和关心老年人的困难和痛苦，不要只见喜不见忧。和庭桂同志一起聊天，如坐春风，十分惬意。只有一次他板了面孔，因为那年纸价大涨，《晚晴》经费短缺，我向他叫苦，说《晚晴》办不下去了。他板起脸说：“什么事都会有困难，有困难就去克服。刊物一定要坚持办，再困难也要办下去，这对广大老年人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从此，我再也不提办不办的事了。
冀峰同志是老报人老宣传出身，他长期担任过省委组织部长，政治上成熟，业务上内行，原则性特强。他提倡政治家办刊，内行办刊，勤俭办刊，给我的印象很深。多年来，《晚晴》思想内容健康，形式丰富多彩，办刊质量不断提高，都是他殚精竭虑悉心指导的结果。冀峰同志20年来为《晚晴》的生存和发展可谓操心最多，他还率先垂范，带头为《晚晴》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稿子。如果编委会在纪念创刊20周年时要评功摆好，我认为，冀峰同志功不可没。
20年来，这三位老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不仅使我个人受益终身，而且也使《晚晴》得到了发展。
20年的晚晴岁月，很值得记忆的还有我工作中的两个好搭挡，一个是刘仰向，一个是龙光沛。他们是在报社、出版社退休后应聘到《晚晴》工作的。2001年，刘仰向遭遇车祸不幸身亡；2003年，龙光沛因病辞世。
龙光沛和刘仰向是我省文化界颇有名声的资深编辑和作家。冀峰同志早就知道他们，因此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冀峰同志对他们说，《晚晴》是老年事业，我们要不计报酬多为老年人作贡献。冀峰同志希望他们担任刊物的副主编，他们当即表示：只做实实在在的编辑，不要副主编的虚名，更不计较有无报酬，最大的愿望只是求得一个发挥余热的地方。
光沛和仰向在《晚晴》工作的那些年，他们的奉献和报酬很不相称。头几年，编辑部每月给他们60元劳务费，2000年之后逐步增加到300元。他们从不计较这些，始终非常细致认真地努力工作。光沛在贵州省编辑界素有“纠错专家”之称，他为了《晚晴》不出文字差错，特别关注校对工作。他总是在印刷厂一、二校和责编三校之后，还要拿回家加班加点独自熬更守夜从头到尾将所有稿件再校一次。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这种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冀峰同志知道光沛和仰向博学多识，常鼓励他们多为《晚晴》写稿。光沛和仰向是写作快手，10多年间以本名和笔名在《晚晴》上发表的佳作不下百篇，为建设高品位的《晚晴》立下汗马功劳。2004年初，江苏读者石景山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说很久没有在《晚晴》上见到龙光沛的文章了，不知何故!我们回答：光沛已于2003年去世。石景山说：“可惜，可惜!我特别喜欢读龙光沛的文章，有新意，有深度，有文采!”光沛和仰向在《晚晴》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收入《黔苑拾英》和《凝痕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光沛和仰向的不幸去世，无疑是《晚晴》的一大损失。我至今一直怀念着他们，也一直感谢他们。
我编《晚晴》，靠许多老朋友老作家的支持，也得到许多新朋友新作者的帮助，我到《晚晴》工作之后，就认识了郑逸梅!
郑逸梅是海内外知名的老作家，是柳亚子组织的南社成员，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主编过多种报刊，满肚子珍贵的文史掌故，号称“掌故大5E"。老年刊物很需要这样的作者。于是，1990年我借到上海开会之机特地拜访他。这时逸梅老人因年过九旬，紧闭的大门上已贴出“谢绝访问，请勿打扰”的“逸梅启事”。他的家人经不住我左缠右磨，最后还是答应我见一见逸梅老人，但要求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哪晓得这次见面和老人谈年导非常投机，不知不觉竟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告辞时，逸梅老人愉快地答应给《晚晴》写稿。我回到贵阳不久，果真接到他给我寄来的稿件和信。逸梅老人在给我的信中说：“先生诚意可嘉。我写作不计较地方，有些大编辑架子大，我与他们从不往来。人与人主要是互相尊重”。他还说看了我送他的《晚晴》，觉得刊物办得“有水准”。
《晚晴》接二连三发表了多篇郑逸梅的文章，除《怡情养生》、《文名和人名》、《郑逸梅自传》等文章外，还有诸多掌故。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老年期刊界的关注。1992年在全国老年期刊年会上，一些刊物的主编表示，对《晚晴》能获得郑逸梅的稿件非常羡慕。
郑逸梅是1992年7月11日辞世的，享年98岁。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在临终前还记着我这个编辑，并要他的哲嗣郑汝德寄赠点东西给我。我收到的赠品是两幅字画和一些民国初年上海演出京剧的戏单。两幅字画很是珍贵，一幅字是著名外交家王炳南祝逸梅老人90大寿的，一幅画是上海名画家黄思聪画的。戏单对我也很珍贵，因为我研究京剧。
晚晴岁月带给我的友情太多，带给我的快乐太多，带给我的记忆太多。一个个故事，真是说也说不完……
首先，我要为申云浦、李庭桂、李冀峰三位贵州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报功摆好。
《晚晴》前10年由贵州老年大学主管主办。当时，贵州老年大学的校长是申云浦，名誉校长是李庭桂，党委书记是李冀峰，《晚晴》就是他们三位倡议创办起来的。20年来，《晚晴》能办到如此地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老年读者的称赞，得益于他们3位的决策和领导。
云浦同志是资深革命家、贵州省首届政协主席、著名的冀鲁豫才子，早年办过冀鲁豫日报。他是《晚晴》第一任编委会主任。我到《晚晴》工作的第二天，就去请他指点工作。他说：“《晚晴》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你自己摸索着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找李冀峰。”他还着重说了一句：“总编辑看大样。”我听了这句话，顿时就觉得一副千斤重担压到了自己肩上，他说总编辑责任重大，要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负责，要对刊物负全责，不得有半点马虎。在他的要求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对待编辑工作，处理好每一篇稿件。多年来，《晚晴》没发过一篇有错误思想倾向的文章，就是因为在我的脑际总响起他的这句话。
云浦同志辞世后，经冀峰同志提议，由李庭桂同志接任编委会主任。庭桂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文武双全的老革命，是抗日战争时期传奇式的骑兵团长，是贵州著名的老诗人。庭桂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后，三天两头到我的办公室聊天，通过聊天在不知不觉中指导我办刊。他要我注意坚持正面宣传，也要反映和关心老年人的困难和痛苦，不要只见喜不见忧。和庭桂同志一起聊天，如坐春风，十分惬意。只有一次他板了面孔，因为那年纸价大涨，《晚晴》经费短缺，我向他叫苦，说《晚晴》办不下去了。他板起脸说：“什么事都会有困难，有困难就去克服。刊物一定要坚持办，再困难也要办下去，这对广大老年人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从此，我再也不提办不办的事了。
冀峰同志是老报人老宣传出身，他长期担任过省委组织部长，政治上成熟，业务上内行，原则性特强。他提倡政治家办刊，内行办刊，勤俭办刊，给我的印象很深。多年来，《晚晴》思想内容健康，形式丰富多彩，办刊质量不断提高，都是他殚精竭虑悉心指导的结果。冀峰同志20年来为《晚晴》的生存和发展可谓操心最多，他还率先垂范，带头为《晚晴》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稿子。如果编委会在纪念创刊20周年时要评功摆好，我认为，冀峰同志功不可没。
20年来，这三位老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不仅使我个人受益终身，而且也使《晚晴》得到了发展。
20年的晚晴岁月，很值得记忆的还有我工作中的两个好搭挡，一个是刘仰向，一个是龙光沛。他们是在报社、出版社退休后应聘到《晚晴》工作的。2001年，刘仰向遭遇车祸不幸身亡；2003年，龙光沛因病辞世。
龙光沛和刘仰向是我省文化界颇有名声的资深编辑和作家。冀峰同志早就知道他们，因此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冀峰同志对他们说，《晚晴》是老年事业，我们要不计报酬多为老年人作贡献。冀峰同志希望他们担任刊物的副主编，他们当即表示：只做实实在在的编辑，不要副主编的虚名，更不计较有无报酬，最大的愿望只是求得一个发挥余热的地方。
光沛和仰向在《晚晴》工作的那些年，他们的奉献和报酬很不相称。头几年，编辑部每月给他们60元劳务费，2000年之后逐步增加到300元。他们从不计较这些，始终非常细致认真地努力工作。光沛在贵州省编辑界素有“纠错专家”之称，他为了《晚晴》不出文字差错，特别关注校对工作。他总是在印刷厂一、二校和责编三校之后，还要拿回家加班加点独自熬更守夜从头到尾将所有稿件再校一次。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这种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冀峰同志知道光沛和仰向博学多识，常鼓励他们多为《晚晴》写稿。光沛和仰向是写作快手，10多年间以本名和笔名在《晚晴》上发表的佳作不下百篇，为建设高品位的《晚晴》立下汗马功劳。2004年初，江苏读者石景山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说很久没有在《晚晴》上见到龙光沛的文章了，不知何故!我们回答：光沛已于2003年去世。石景山说：“可惜，可惜!我特别喜欢读龙光沛的文章，有新意，有深度，有文采!”光沛和仰向在《晚晴》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收入《黔苑拾英》和《凝痕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光沛和仰向的不幸去世，无疑是《晚晴》的一大损失。我至今一直怀念着他们，也一直感谢他们。
我编《晚晴》，靠许多老朋友老作家的支持，也得到许多新朋友新作者的帮助，我到《晚晴》工作之后，就认识了郑逸梅!
郑逸梅是海内外知名的老作家，是柳亚子组织的南社成员，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主编过多种报刊，满肚子珍贵的文史掌故，号称“掌故大5E"。老年刊物很需要这样的作者。于是，1990年我借到上海开会之机特地拜访他。这时逸梅老人因年过九旬，紧闭的大门上已贴出“谢绝访问，请勿打扰”的“逸梅启事”。他的家人经不住我左缠右磨，最后还是答应我见一见逸梅老人，但要求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哪晓得这次见面和老人谈年导非常投机，不知不觉竟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告辞时，逸梅老人愉快地答应给《晚晴》写稿。我回到贵阳不久，果真接到他给我寄来的稿件和信。逸梅老人在给我的信中说：“先生诚意可嘉。我写作不计较地方，有些大编辑架子大，我与他们从不往来。人与人主要是互相尊重”。他还说看了我送他的《晚晴》，觉得刊物办得“有水准”。
《晚晴》接二连三发表了多篇郑逸梅的文章，除《怡情养生》、《文名和人名》、《郑逸梅自传》等文章外，还有诸多掌故。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老年期刊界的关注。1992年在全国老年期刊年会上，一些刊物的主编表示，对《晚晴》能获得郑逸梅的稿件非常羡慕。
郑逸梅是1992年7月11日辞世的，享年98岁。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在临终前还记着我这个编辑，并要他的哲嗣郑汝德寄赠点东西给我。我收到的赠品是两幅字画和一些民国初年上海演出京剧的戏单。两幅字画很是珍贵，一幅字是著名外交家王炳南祝逸梅老人90大寿的，一幅画是上海名画家黄思聪画的。戏单对我也很珍贵，因为我研究京剧。
晚晴岁月带给我的友情太多，带给我的快乐太多，带给我的记忆太多。一个个故事，真是说也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