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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美建交的成功，依靠的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的高瞻远瞩和努力，但也离不开很多热爱和平的中美人士在民间外交这条路上的不断前行。人们常把“乒乓外交”作为中美民间交往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有民间机构在为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着不懈的努力，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个机构。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公谊会）创立于1917年，这一年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当时的美国在国内实行征兵制，符合条件的人都被强制参军。很多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因为拒绝参军而被美国政府关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以倡导和平为宗旨的贵格会组织成立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希望美国政府允许反战人士通过其他方式为国效力。于是他们自愿前往战场从事医疗救援等人道主义工作。一战结束后，公谊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被延续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中国。从1925年到1949年，公谊会应中方邀请派遣了很多医疗和教育专业人士去中国从事援助工作，还在上海建立了公谊会服务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内部许多支持新中国的人都被扣上了共产党的帽子，并被解除了职务。许多美国公民也因为持对华友好态度而遭受迫害。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民去往新中国，两国的对话和往来陷于停滞，公谊会人员也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是公谊会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而是把工作重心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目标的外交工作。1950年1月，公谊会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议员塔夫脱递交了正式声明，声明中明确阐述了公谊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同时这份声明也转发给了许多组织、媒体和公谊会各个代表处。时任公谊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的奥斯博恩博士（Ernest Osborne）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意见建议。委员会的结论是，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首要的工作是让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但随后一年公谊会与美国国会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会议员对华态度之强硬，是公谊会在其他工作领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与此同时，公谊会也在积极争取联合国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台湾问题的现状，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看法等，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1964年，美国参议院富布莱特（Fulbright）发表公开演讲，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类似言论在早些年会遭到当局和民众的强烈批评，然而这一次民众的反应却十分平和。借此良机，公谊会决定进一步试探在美国国内公开讨论中美关系的可行性。公谊会的埃文斯先生（Cecil Evans）在美国西海岸邀请政界、商业和学界人士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座谈会，发现参会人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分支持。公谊会随即决定组织一场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大会。会议于1965年4月29日和30日在华盛顿举行，由公谊会、佐治敦大学以及美利坚大学共同举办。《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声称“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参会人数超过800人，包括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美国商会代表和知名学者、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和路透社等新闻媒体。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国会众议员维维安（Weston Vivian）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敦促美国放松去往中国的旅行限制、取消贸易制裁、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7 . 5亿人口的中国的关系不能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必须放眼未来，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他还提到自己的观念转变是由于参加了公谊会组织的会议。
一直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才迎来新的转机。1971年，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美国对华政策：新的开始》，号召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定和驻军、协商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等。同年夏天，受中国政府和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公谊会的执行秘书长克拉克（Bronson Clark）和新英格兰和平教育秘书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及他们的夫人一起访问了中国。他们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他们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曾经工作过的郑州。随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公谊会联合国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总理发去了贺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面对大好形势，公谊会决定派一支更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1972年5月，11位公谊会代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公谊会此次访问主要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并通过访谈、发表文章、广播等形式将他们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民分享，让他们也能了解中国。公谊会代表团走访了广州、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和北京六大城市，同时也走访了几个农村。公谊会在同年出版了名为《前所未有的尝试》的报告，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深刻剖析。该报告在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能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珍贵资料。
公谊会还对当时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回应：“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无需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中国人民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中国也没有远程空军、没有驻外军事基地、海军也只有一些巡逻艇和潜艇。”“中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愿意以武力推销它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但这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不是军事挑战。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因此应该将此视为激励而不是挑战。当两国关系逐渐缓和的时候，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从美国学到东西，就如同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东西是一样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公谊会组织了中美关系国家大会，公谊会14名前医疗小组成员造访中国，并邀请了中国医疗代表团造访美国学习医疗技术。这些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中美正式建交。在中美民间往来十分频繁的今天，这些活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公谊会的活动成为两国为数不多的了解彼此的窗口，为中美成功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美建交后的几十年里，公谊会在华工作依旧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公谊会也开始关注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隐藏着冲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公谊会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以“共享安全”为主旨的新战略，旨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更多当面的双边合作迈进，而不是寻求军事化的手段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孔？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研究员。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公谊会）创立于1917年，这一年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当时的美国在国内实行征兵制，符合条件的人都被强制参军。很多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因为拒绝参军而被美国政府关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以倡导和平为宗旨的贵格会组织成立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希望美国政府允许反战人士通过其他方式为国效力。于是他们自愿前往战场从事医疗救援等人道主义工作。一战结束后，公谊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被延续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中国。从1925年到1949年，公谊会应中方邀请派遣了很多医疗和教育专业人士去中国从事援助工作，还在上海建立了公谊会服务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内部许多支持新中国的人都被扣上了共产党的帽子，并被解除了职务。许多美国公民也因为持对华友好态度而遭受迫害。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民去往新中国，两国的对话和往来陷于停滞，公谊会人员也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是公谊会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而是把工作重心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目标的外交工作。1950年1月，公谊会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议员塔夫脱递交了正式声明，声明中明确阐述了公谊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同时这份声明也转发给了许多组织、媒体和公谊会各个代表处。时任公谊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的奥斯博恩博士（Ernest Osborne）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意见建议。委员会的结论是，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首要的工作是让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但随后一年公谊会与美国国会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会议员对华态度之强硬，是公谊会在其他工作领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与此同时，公谊会也在积极争取联合国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台湾问题的现状，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看法等，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1964年，美国参议院富布莱特（Fulbright）发表公开演讲，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类似言论在早些年会遭到当局和民众的强烈批评，然而这一次民众的反应却十分平和。借此良机，公谊会决定进一步试探在美国国内公开讨论中美关系的可行性。公谊会的埃文斯先生（Cecil Evans）在美国西海岸邀请政界、商业和学界人士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座谈会，发现参会人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分支持。公谊会随即决定组织一场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大会。会议于1965年4月29日和30日在华盛顿举行，由公谊会、佐治敦大学以及美利坚大学共同举办。《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声称“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参会人数超过800人，包括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美国商会代表和知名学者、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和路透社等新闻媒体。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国会众议员维维安（Weston Vivian）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敦促美国放松去往中国的旅行限制、取消贸易制裁、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7 . 5亿人口的中国的关系不能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必须放眼未来，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他还提到自己的观念转变是由于参加了公谊会组织的会议。
一直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才迎来新的转机。1971年，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美国对华政策：新的开始》，号召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定和驻军、协商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等。同年夏天，受中国政府和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公谊会的执行秘书长克拉克（Bronson Clark）和新英格兰和平教育秘书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及他们的夫人一起访问了中国。他们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他们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曾经工作过的郑州。随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公谊会联合国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总理发去了贺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面对大好形势，公谊会决定派一支更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1972年5月，11位公谊会代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公谊会此次访问主要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并通过访谈、发表文章、广播等形式将他们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民分享，让他们也能了解中国。公谊会代表团走访了广州、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和北京六大城市，同时也走访了几个农村。公谊会在同年出版了名为《前所未有的尝试》的报告，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深刻剖析。该报告在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能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珍贵资料。
公谊会还对当时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回应：“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无需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中国人民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中国也没有远程空军、没有驻外军事基地、海军也只有一些巡逻艇和潜艇。”“中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愿意以武力推销它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但这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不是军事挑战。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因此应该将此视为激励而不是挑战。当两国关系逐渐缓和的时候，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从美国学到东西，就如同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东西是一样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公谊会组织了中美关系国家大会，公谊会14名前医疗小组成员造访中国，并邀请了中国医疗代表团造访美国学习医疗技术。这些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中美正式建交。在中美民间往来十分频繁的今天，这些活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公谊会的活动成为两国为数不多的了解彼此的窗口，为中美成功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美建交后的几十年里，公谊会在华工作依旧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公谊会也开始关注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隐藏着冲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公谊会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以“共享安全”为主旨的新战略，旨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更多当面的双边合作迈进，而不是寻求军事化的手段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孔？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