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集过一本印量稀少的《世界字母简史》,周有光著,白色的封面页边都已经发黄。关于语言学我一窍不通,但作为“敬惜字纸”的文化人,我知道字母是美的,字母里蕴含的智慧值得品鉴;汉字则是美中之美,慧中之慧。就算有时同情一些没有繁体字的简化字,觉得它们长着一张营养不良的脸,我也知道,周老在厘定并推广标点、简化字上的付出,在扫盲运动中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
　　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文化界老人寿至八十,就开始对媒体频繁的采访心生忌讳,觉得大众都认为自己去日无多。这种心态殊可理解。然而周老一定是个异数,他在期颐之后还能撰文写书,还欣然接受了众多访谈,访谈的内容还颇有“出格”之处。例如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坦率地批评“大国崛起”的提法:“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D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话质朴得很,却让人心头释然。他还喜欢谈民主,没有太多的理论铺设,直指重心:“我去美国前就倾向共产党了。为什么我们这代青年倾向共产党?因为当时国民党是独裁的,共产党是提倡民主的。……周恩来每次座谈会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我们当然认为,共产党建设的新中国当然是走民主道路的。”
　　这样的议论发自一位世纪老人之口,让人觉得很“合适”——这么想也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难道是出于一种尊老的传统,我们才那么接受并爱听周老的直言?孔夫子总结其学术生涯的主要心得,就是“思无邪”三个字,但现实是,所思的表达方式往往成为关注和争议的中心,变化多端的修辞手段,以及不断冒出新词汇的网络文体,扰乱人们对所思的核心的耐心领悟。翻阅《朝闻道集》时,如果不事先知道作者是谁,恐怕也不能激发多数人的共鸣,因为周老的写作实在是平而又平,淡之又淡,他自己也说,他的写作类似“科普”,不惜罗列数据,简单比较,叙说常识,留几个简单的结论和大片空白。写出这样特色的文字,有高龄的因素在其中,然而高龄却令其洗净铅华,坦荡荡露出“直言”的本色来,无论怎样说,这都不能不让我们为周老高声喝彩。
　　在中国待久了,都知道“直言”很难,组织上的人会告诉你提意见可以,但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回讲究,两回讲究,自我設限的情况愈来愈多,时间长了,也就懒得提意见了。于是又有了“春秋笔法”,讲究皮里阳秋地讥刺,有时确有叫人击节之处,但也架不住长时间的审美。我曾多次试图返璞归真,然而下笔或码字时,自己习惯的那类欧化的、关联曲折的文体如同流水线一般,自动就生成了,思路跟着文字走,而不是相反,走着走着,表达的中心也就淹没在了口水中。昔读鲲西老人的《清华园感旧录》,叹服汉语原来可以用到如此“真”的地步,不用多少词藻,甚至有的提法竟可一字不改,在多篇文字中反复出现,却依然不影响文章的精准、情深意切。
　　周老亦如是。针对“大国崛起”的论说,他写了《小国崛起》一文,开篇即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小国崛起而大国衰落,美国是例外。吹嘘‘大国崛起’,不是事实。”不多一句废话,也没有冗余的、愤青式的感情宣泄。接下来就是分段讲了英国、法国、苏联和诸小帝国的瓦解,以及美国何以例外,再是亚洲、北欧、大洋洲的小国崛起事例。读完不禁嗟呀:一篇辩驳性的文字,岂能如此缺乏措辞、结构、语言造势上的野心?例如他谈完澳新两国的发达的现实,只有一句算是提升:“我有朋友移民前去,来信说,有世外桃源之乐。”
　　于是感慨,周老实在是百年难遇的文化人瑞,他写文章不为发表,不为博取多余的功名,而我等尚在功名中滚打的后辈,才那么看重遣词造句,含沙射影,揣摩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以换取点击率乃至吸引粉丝。他能够对易中天、于丹之类谤满天下的新生事物持温和之论,认为他们的走红体现了大众对文化传统的复归性需要,实在是因为他没有意气争斗的需要。我等自视甚高的文人还未有多少泽被后世的思想贡献,眼里却已揉不进分毫的砂子,所幸还有周老的声音可以听到。
　　周老自己是简化字推广的带头人,但他完全承认繁体字的好处:这是一种维系民族团结的图腾。他写道:在解放前“文字图腾”的传统下生活了半辈子的人们,解放后“看到神圣的汉字被简化了,甚至要把汉字改写成洋鬼子的拉丁字母,心中怒火万丈,那是合情合理的”。代代因袭的繁体字,其地位无可讳言:“保护了文字的稳定性,保护了民族的存在和团结”,而缺陷则也为所有历史事物共有的。如此毫无保留的坦率,完全是超脱了利益纷争、面子计较之后心境静如止水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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