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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党之前,李大钊就十分了解上海的主要特点,同时与陈独秀理想一致,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这是李大钊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李大钊;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作用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1-0007-03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有哪些历史作用?为什么当时他身处北京对上海的创党活动也能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这是本文试图探索和分析的重点。
一、创党之前,李大钊就十分了解旧上海的主要特点,这为他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李大钊第一次来上海,是在1916年1月底,他由日本横滨搭法轮到上海,以同国内各方取得联系,协同讨袁事宜。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写了一首题为《寄霍侣白》的诗,第二天以明信片的方式寄往东京,诗曰:“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霍侣白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李大钊由日本回国临行之前,霍侣白给李大钊送诗一首云:“当年相遇即相知,抵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呤风雨一楼诗。”李大钊在回国途中经过日本长崎,就给霍侣白写明信片说:“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由此可见,李大钊身处日本时,就对上海十分向往。他被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弄得心绪恶劣,在日本写不出诗来。但是一到上海,就能“春申江上独登楼”,一下子诗情袭来,很快完成了给朋友送诗的承诺。这表明,初到上海的李大钊,很敏感,很兴奋。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也很不错。1916年2月中旬,李大钊返回日本东京。第一次来上海,就呆了两周左右,李大钊对上海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为推动反袁事宜,毅然弃学,又来上海,住在泰安里。直到同年7月11日,才离沪北上。也就是说,李大钊第二次来上海,呆了约两个月。
李大钊第三次来上海,约在1917年6月。1917年7月1日,张勋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李大钊只能仓皇出京,避难上海。《李大钊文集》上有《复辟变后寄友人》诗一首,能证实此事。李大钊在这首诗的序中说:“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这里的“惺亚”,名叫白坚武,河北交河县泊镇人,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学,李大钊曾经与他过从甚密。白坚武此时在江西督军李纯部下担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后来又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僚。“二七”惨案后,李大钊与他绝交。据白坚武的《惺庵日记》原稿记载,民国六年八月六日(1917年8月6日),收到守常从沪来函,并寄见怀诗一首。他也抄录了这一首诗并评论说:“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李大钊给白坚武的诗是这样写的:“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的这首诗,发表在1918年7月1日的《言治》季刊第3册上。
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期间,接连发生了张勋复辟,冯国璋、段祺瑞夺权,孙中山通电北伐等事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更是震撼了战火弥漫的欧洲乃至全世界。军阀政治的黑暗,民国宪政的危机,使李大钊逐渐否定了他原来的立宪自由的信念。在上海的李大钊,思想日趋激进。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时写的《此日》一文,一改他以往一直崇尚的英国温和立宪主义模式的观点,表达了一种鲜明激进的革命倾向。李大钊在文中说:“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由此可见,李大钊在1917年下半年上海避难期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预见了中国的现代化将会付出比法、俄革命更为沉重的代价。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期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暴力与政治》,进一步从政治学上为革命辩护,并且批判了他以往一直服膺的梁启超提出的“革命不能产生良政治”的理论以及梁党反对革命而依附军阀暴力的保守路线。李大钊说:“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大钊,认识到了专制统治与暴力革命必然的因果关系。
1917年11月9日,李大钊自沪赴宁。李大钊第三次到上海,居住的时间有4个多月,在此期间,发表了3篇重要文章。这3篇文章表明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表明,上海是李大钊产生革命思想的重要地方。
总之,李大钊在创党之前,三次来上海,一次比一次呆的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对上海更了解,特别是第三次来上海,让李大钊有更多时间观察、思考上海,客观上创造了条件,让李大钊对上海社会的主要特点,有了一个全面、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旧上海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华洋杂处,相对自由,特别在“租界”内,根本不受当时中国政府的管辖。第二,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比较容易与外国和中国内地各省保持联络。第三,是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最有可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最有可能成为发动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第四,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城市,有利于各色人等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例如: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韩人社会党”的领导和许多重要成员也来到了上海。这说明,一些国外派来的人员,也比较容易在上海活动。因此,旧中国的上海,实在是一个很适宜于创建革命政党的地方。
从1917年李大钊来上海避难,到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时间只相隔两年。虽然在此期间李大钊没有来过上海,但是他同上海的朋友仍然保持着联系;他对上海的局势,也是极其关注的。因此,后来李大钊积极支持陈独秀,从北京南下上海,到租界创党、建党。
二、创党之前,李大钊对陈独秀十分了解,两人理想一致,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这是李大钊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1914年夏天,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他们都是大学教授,都是《新青年》的骨干,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是革命的同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亲密关系,战友情谊,有一首诗最能体现,这就是1919年1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的《欢迎独秀出狱》,署名李大钊。全诗如下:“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陈独秀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足百字,但是十分自然,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聋发聩。陈的全文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言行一致,堪当重任,一生之中,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生5次进了监狱,而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坐牢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正是他和李大钊在1918年6月9日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因为如此,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一被捕,李大钊就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希望通过制造社会舆论,给政府制造压力,从而营救陈独秀。“患难见真情”。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战斗友谊,正是在五四运动的风雨中经受了进一步的考验。李大钊在这一首小诗中,连说三遍“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足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深情厚谊。
熟悉才能生巧,事出必有原因。这种手足情深的默契,这种远大理想的共鸣,为李大钊身处北京,还能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三、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影响力
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李大钊等人成功营救陈独秀,并护送出京,目标上海。在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策划建党。这一重大决策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9年9月17日,被北京监狱无故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但是,出狱后的陈独秀仍旧受到北京警察署的严密监视。北京有关警察署必须按月填表,向上呈报陈独秀的行踪。相关档案说,有一次,一名石姓警员接到上级询问电话时,因茫然不知,而被批评“有失职责”,并记“大过一次”。1920年1月底,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李大钊等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赴沪,才彻底获得了人身自由。《民国风云》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从北京到天津,这辆骡车,载着李大钊和陈独秀,走了好几天。他们走一路,议一路,两人商定: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在北京主盟,联络同仁,筹建党组织,兼与苏联方面磋商;陈独秀到上海后,开始创党建党,然后,向广州及整个南方辐射。从此,南陈北李,共同创建共产党的格局,逐步形成。陈独秀在天津与李大钊分手后,即转坐轮船,到了上海。李大钊则一到天津,就开始联络建党事宜。”
由此可见,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目标就是上海,就是李大钊已经“三进三出”的上海。在这里谈到的所谓“走一路,议一路”,其内容也必然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这一件事,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意义特别重大。在一个特定的国情条件下,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把一个特定的人,放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的放矢的重要行动,这是一个英明正确的伟大决策。
(二)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来上海面见陈独秀,更直接推动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1920年4月,经天津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等人介绍,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见到李大钊。李大钊特别把维经斯基介绍到了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并帮助上海开展了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回忆说,“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1]中共上海发起组另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回忆说,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2]。
由些看来,这位李大钊介绍到上海的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他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工作多时,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贡献确实很大。而中共上海发起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具体工作可以归纳为4项:1.帮助陈独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上海发起组。2.帮助陈独秀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伙友》等书刊。3.帮助陈独秀成立上海机器工会。4.帮助陈独秀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三)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列、收藏图书、讲课演讲等所培养的人才,直接为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做了具体工作。李大钊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之前,就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张国焘、罗章龙、瞿秋白等。这项工作,事实上也有力地激励和促进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此期间,写了很多文章,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育了一些先进青年,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提供了有用人才。例如前面提到的袁振英,就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他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四)给党命名等。陈独秀在上海创建的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从这一件小事情上,也足见当时身处北京的李大钊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袁振英的回忆[A].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A].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张闻天故居)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李大钊;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作用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1-0007-03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有哪些历史作用?为什么当时他身处北京对上海的创党活动也能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这是本文试图探索和分析的重点。
一、创党之前,李大钊就十分了解旧上海的主要特点,这为他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李大钊第一次来上海,是在1916年1月底,他由日本横滨搭法轮到上海,以同国内各方取得联系,协同讨袁事宜。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写了一首题为《寄霍侣白》的诗,第二天以明信片的方式寄往东京,诗曰:“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霍侣白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李大钊由日本回国临行之前,霍侣白给李大钊送诗一首云:“当年相遇即相知,抵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呤风雨一楼诗。”李大钊在回国途中经过日本长崎,就给霍侣白写明信片说:“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由此可见,李大钊身处日本时,就对上海十分向往。他被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弄得心绪恶劣,在日本写不出诗来。但是一到上海,就能“春申江上独登楼”,一下子诗情袭来,很快完成了给朋友送诗的承诺。这表明,初到上海的李大钊,很敏感,很兴奋。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也很不错。1916年2月中旬,李大钊返回日本东京。第一次来上海,就呆了两周左右,李大钊对上海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为推动反袁事宜,毅然弃学,又来上海,住在泰安里。直到同年7月11日,才离沪北上。也就是说,李大钊第二次来上海,呆了约两个月。
李大钊第三次来上海,约在1917年6月。1917年7月1日,张勋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李大钊只能仓皇出京,避难上海。《李大钊文集》上有《复辟变后寄友人》诗一首,能证实此事。李大钊在这首诗的序中说:“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这里的“惺亚”,名叫白坚武,河北交河县泊镇人,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学,李大钊曾经与他过从甚密。白坚武此时在江西督军李纯部下担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后来又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僚。“二七”惨案后,李大钊与他绝交。据白坚武的《惺庵日记》原稿记载,民国六年八月六日(1917年8月6日),收到守常从沪来函,并寄见怀诗一首。他也抄录了这一首诗并评论说:“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李大钊给白坚武的诗是这样写的:“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的这首诗,发表在1918年7月1日的《言治》季刊第3册上。
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期间,接连发生了张勋复辟,冯国璋、段祺瑞夺权,孙中山通电北伐等事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更是震撼了战火弥漫的欧洲乃至全世界。军阀政治的黑暗,民国宪政的危机,使李大钊逐渐否定了他原来的立宪自由的信念。在上海的李大钊,思想日趋激进。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时写的《此日》一文,一改他以往一直崇尚的英国温和立宪主义模式的观点,表达了一种鲜明激进的革命倾向。李大钊在文中说:“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美利坚之独立,必历八年之血战,始能告厥成功。法兰西自由之花,必有数十年牺牲之血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由此可见,李大钊在1917年下半年上海避难期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预见了中国的现代化将会付出比法、俄革命更为沉重的代价。李大钊在上海避难期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暴力与政治》,进一步从政治学上为革命辩护,并且批判了他以往一直服膺的梁启超提出的“革命不能产生良政治”的理论以及梁党反对革命而依附军阀暴力的保守路线。李大钊说:“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大钊,认识到了专制统治与暴力革命必然的因果关系。
1917年11月9日,李大钊自沪赴宁。李大钊第三次到上海,居住的时间有4个多月,在此期间,发表了3篇重要文章。这3篇文章表明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表明,上海是李大钊产生革命思想的重要地方。
总之,李大钊在创党之前,三次来上海,一次比一次呆的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对上海更了解,特别是第三次来上海,让李大钊有更多时间观察、思考上海,客观上创造了条件,让李大钊对上海社会的主要特点,有了一个全面、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旧上海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华洋杂处,相对自由,特别在“租界”内,根本不受当时中国政府的管辖。第二,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比较容易与外国和中国内地各省保持联络。第三,是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最有可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最有可能成为发动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第四,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城市,有利于各色人等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例如: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韩人社会党”的领导和许多重要成员也来到了上海。这说明,一些国外派来的人员,也比较容易在上海活动。因此,旧中国的上海,实在是一个很适宜于创建革命政党的地方。
从1917年李大钊来上海避难,到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时间只相隔两年。虽然在此期间李大钊没有来过上海,但是他同上海的朋友仍然保持着联系;他对上海的局势,也是极其关注的。因此,后来李大钊积极支持陈独秀,从北京南下上海,到租界创党、建党。
二、创党之前,李大钊对陈独秀十分了解,两人理想一致,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这是李大钊身处北京,也能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1914年夏天,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他们都是大学教授,都是《新青年》的骨干,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是革命的同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亲密关系,战友情谊,有一首诗最能体现,这就是1919年1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的《欢迎独秀出狱》,署名李大钊。全诗如下:“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陈独秀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足百字,但是十分自然,通俗明白,思想深刻,文字犀利,振聋发聩。陈的全文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言行一致,堪当重任,一生之中,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生5次进了监狱,而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坐牢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正是他和李大钊在1918年6月9日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正因为如此,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一被捕,李大钊就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希望通过制造社会舆论,给政府制造压力,从而营救陈独秀。“患难见真情”。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战斗友谊,正是在五四运动的风雨中经受了进一步的考验。李大钊在这一首小诗中,连说三遍“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足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深情厚谊。
熟悉才能生巧,事出必有原因。这种手足情深的默契,这种远大理想的共鸣,为李大钊身处北京,还能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三、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影响力
李大钊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李大钊等人成功营救陈独秀,并护送出京,目标上海。在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策划建党。这一重大决策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9年9月17日,被北京监狱无故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但是,出狱后的陈独秀仍旧受到北京警察署的严密监视。北京有关警察署必须按月填表,向上呈报陈独秀的行踪。相关档案说,有一次,一名石姓警员接到上级询问电话时,因茫然不知,而被批评“有失职责”,并记“大过一次”。1920年1月底,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李大钊等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赴沪,才彻底获得了人身自由。《民国风云》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从北京到天津,这辆骡车,载着李大钊和陈独秀,走了好几天。他们走一路,议一路,两人商定: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在北京主盟,联络同仁,筹建党组织,兼与苏联方面磋商;陈独秀到上海后,开始创党建党,然后,向广州及整个南方辐射。从此,南陈北李,共同创建共产党的格局,逐步形成。陈独秀在天津与李大钊分手后,即转坐轮船,到了上海。李大钊则一到天津,就开始联络建党事宜。”
由此可见,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目标就是上海,就是李大钊已经“三进三出”的上海。在这里谈到的所谓“走一路,议一路”,其内容也必然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这一件事,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意义特别重大。在一个特定的国情条件下,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把一个特定的人,放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的放矢的重要行动,这是一个英明正确的伟大决策。
(二)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来上海面见陈独秀,更直接推动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1920年4月,经天津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等人介绍,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见到李大钊。李大钊特别把维经斯基介绍到了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并帮助上海开展了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回忆说,“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还“常到这里(《新青年》杂志社,也就是陈独秀的家)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1]中共上海发起组另一位成员、浙江金华人施存统也回忆说,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2]。
由些看来,这位李大钊介绍到上海的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他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工作多时,对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贡献确实很大。而中共上海发起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具体工作可以归纳为4项:1.帮助陈独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上海发起组。2.帮助陈独秀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伙友》等书刊。3.帮助陈独秀成立上海机器工会。4.帮助陈独秀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外国语学社等。
(三)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列、收藏图书、讲课演讲等所培养的人才,直接为创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做了具体工作。李大钊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之前,就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张国焘、罗章龙、瞿秋白等。这项工作,事实上也有力地激励和促进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此期间,写了很多文章,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育了一些先进青年,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提供了有用人才。例如前面提到的袁振英,就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他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四)给党命名等。陈独秀在上海创建的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从这一件小事情上,也足见当时身处北京的李大钊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袁振英的回忆[A].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A].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张闻天故居)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