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步入中年之后，只要收入足以维持简单生活，就尽量多留出时间从事创作。到了晚年，更是过着形同避世的遁居生活。她一生几乎都靠卖文为生，没有富裕过，晚年更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退休金之类，这些窘况在她与晚年不多的有通信来往的友人之一庄信正的通信中时有流露，甚至也让庄信正感到惊讶，例如有一次她在信中提到，为了避税，她把上一年度自己买书的钱都计算进去，这样的细心，让已经习惯照章纳税的庄信正惊讶不已。这也说明，张爱玲的晚年，始终不能在经济上从容不迫。
　　但晚年的张爱玲在生活上最不如意的，不是经济，而是与跳蚤的战争，公寓里出现的跳蚤让她不胜其烦。张爱玲习惯了简单的公寓生活，没有过多的家具，为搬家方便，随身只是几个箱包。这样往往要在地板上放置床垫权当床铺，这正是滋生跳蚤的最佳温床。这就给张爱玲带来身心的疲惫和创伤：张爱玲从小就惧怕与人来往时“咬啮性的小烦恼”，老年离群索居却真的又有虱子来纠缠着咬啮着她……其实，这样的“咬啮”更是在精神层面上折磨着她，用庄信正的话说，会不会是疑心生暗虫？例如张爱玲在1986年写给庄信正的信里说：“大概是我这天天搬家史无前例，最善适应的昆虫接受挑战，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
　　出身于清末官宦世家的张爱玲，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全程接受西方式教育。对于成名于抗战沦陷时期的上海滩的才女来说，从1950年后离开上海，先是香港，继之美国，一直漂泊无靠，1956年才定居美国，直到1995年去世，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但这四十年，真正稳定无忧的生活没有几年。
　　晚年的张爱玲在常人眼里是很孤僻的，她怕与人来往，怕接电话，也怕收到亲友的来信—因为若收到来信，就要写回信，而她写信费时费神，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写信奇慢，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告诉庄信正为了专心写作—后来变成忙于应付“虫患”和照顾自己的健康—而往往不立即拆封看亲友的信，甚至当年与她感情最好的姑母的信，她也不是立即拆封。例如在1988年4月她写给庄信正的信里说，她“直到今年找房子住定下来才拆看庄信正这几年的来信”。
　　对这些情况，庄信正当年已经知道，所以除非有事或者太久没有张爱玲的音讯，才会与张爱玲通信。庄信正那些年在本职之外，正在恶补文学经典作品，张爱玲在文学写作和研究之外的阅读更多是为了打发寂寞时光，她忙里偷闲读的大多是当时流行的书，包括名人传记和侦探小说。1982年庄信正把一篇自己的近作寄给张爱玲请教，张爱玲在回信中说，前些时收到庄信正讲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因为她没看过陀氏的书，看着不免迷糊，所以还没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庄信正自身的矜持心理，觉得不便在通信中多问关于张爱玲著作的事或别的文学问题。张爱玲的来信内容，也大多涉及私事和日常生活，到了晚年，几乎每一封信都在谈“虫患”、健康或为逃离“虫患”而屡屡搬家的困扰，一度甚至“天天搬家”，即便如此，仍无法逃脱“虫患”的折磨。
　　正因此，晚年的张爱玲在她的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书简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孤独的老人的生活场景。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充满了俗世甚至更琐碎的物质生活的折磨，就像她在十九岁时所写的那篇《天才梦》里结尾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