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梁晓声在绍兴文理学院演讲时，讲述了他从西部回北京时坐民工列车时的感受。他说：“周围一片是冷若冰霜的目光，对于他们（农民工）来说，我是一个另类。”梁晓声告诫大学生们：“不要忘记农民工不但是我们的同类，还是我们的同胞。”
　　梁晓声是当代著名的作家，这样的“红人”走到那里，似乎都是掌声、鲜花。而在民工列车上，却被当作“另类”，受到“冷遇”。笔者认为，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名作家遭冷遇”是一个信号，它再次表明我们和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关系不是融洽了而是紧张了。
　　近年来，政府、媒体、市民都十分关注农民工问题，主张善待、平等对待农民工，为此也付诸了许多实际行动，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工对城市及城里人的看法。
　　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怀是出于“功利心态”。人们通常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企业的生产、市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农民工，所以要善待、平等对待农民工。这样的理解固然不错，但注重的仅仅是农民工具有“为我所用”的工具性价值。在这种功利性逻辑的指导下，对自己“没有用处”或“用处不大”的民工，自然就被歧视乃至排斥。人们只是善待农民工个体，而非善待农民工群体，全社会未能形成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浓厚氛围。
　　从更深层次讲，在农民工问题的话语中，作为发言者的“我们”似乎与广大农民工是分立的。我们往往以自己城市、企业、家庭、个人的需要来看待农民工，而很少以同属一个社会的成员和公民来看待他们。因此，农民工作为人、作为同胞、作为公民权利的主体往往被忽视。当我们呼吁善待、平等对待农民工时，去帮助救济农民工时，不少人是带着同情、施舍的心理以及功利性目的来表现仁爱和友善。在这样的基础上，农民工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平等的。
　　限制、歧视农民工甚至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待农民工的观念与感情问题。“名作家遭冷遇”的信号再次告诉人们：希望农民工如何对自己，就要如何对待农民工。也就是说，平等对待农民工，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