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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礼制从先秦以来就极为发达,并在我国文化起源中的首要地位被肯定,对我国文化因礼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春秋历史的主要史籍《左传》之礼,作一初步系统的探索。
[关键词]春秋《左传》 礼 建构 影响
春秋时期,传统的礼制不断被更新和扬弃,人们对礼的重视和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上承二代之礼,下接孔、孟、荀儒家礼学思想。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礼的史实,其礼学思想在我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一、《左传》中礼的建构
从大致上说,春秋时期是礼的崩坏时期,但也是礼的重新建构时期。从《左传》中大量有关礼的论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礼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但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隐藏于礼仪背后的礼的精神,也是人们面对新的社会变迁之后对礼的反思、重建。
第一,重视礼的内在精神。
春秋时代,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称霸局面的形成,下级膺用上级礼仪的现象普遍发生。如晋文有请楼之举,楚庄有问鼎之心等等。在这种局面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与“仪”已是名不符实了。为了保存“礼”的维护社会贵贱等级秩序的精神内涵,就产生了“礼义”与“礼仪”的分离。可见,“礼”的观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在于区分“礼”与“仪”。在这个区分中,“礼”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精神被凸现出来。《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日:‘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间何谓礼?’”并引用子产的话认为真正的礼乃是天地之经纬,生民之准则,行礼能够协于天地之性。
在《左传》中也有很多宣扬礼仪的地方。《昭公九年》:“服以族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是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定公十五年》:“邹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郑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足见礼仪关乎礼义者大。子大叔等人严于礼、仪之别,并不是要抛弃礼仪而是说如果不明白礼之大义,“而屑屑焉习仪以鱼”,不能用之守其国,行其政令而为民之则,那么礼就不过是一些流于空文的仪节。
第二,强调礼的政治伦理规范。
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由礼乐文明的体系愈来愈被强调为政治的合理性秩序,强调为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晋女叔齐批评鲁侯“不知礼”,其核心是在变动的社会中强调保持稳定不变的政治秩序,强调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才是“礼”的根本要义。用女叔齐的话说当时鲁国内忧外患,这些都是失礼的表现。这样礼乐文化保留得再多,也仍然是守其礼仪而不知礼的根本。子大叔又把这个意思以更加理论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即“礼”主要不是指揖让进退的仪式仪节,而是指“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亚”的政治伦理规范。其实若按照传统范畴体系的一种分类标准,礼仪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萌芽之时起,它就与其它诸多的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礼乐刑政四者的关系很密切。如《礼记
[关键词]春秋《左传》 礼 建构 影响
春秋时期,传统的礼制不断被更新和扬弃,人们对礼的重视和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上承二代之礼,下接孔、孟、荀儒家礼学思想。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礼的史实,其礼学思想在我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一、《左传》中礼的建构
从大致上说,春秋时期是礼的崩坏时期,但也是礼的重新建构时期。从《左传》中大量有关礼的论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礼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但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隐藏于礼仪背后的礼的精神,也是人们面对新的社会变迁之后对礼的反思、重建。
第一,重视礼的内在精神。
春秋时代,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称霸局面的形成,下级膺用上级礼仪的现象普遍发生。如晋文有请楼之举,楚庄有问鼎之心等等。在这种局面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与“仪”已是名不符实了。为了保存“礼”的维护社会贵贱等级秩序的精神内涵,就产生了“礼义”与“礼仪”的分离。可见,“礼”的观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在于区分“礼”与“仪”。在这个区分中,“礼”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精神被凸现出来。《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日:‘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间何谓礼?’”并引用子产的话认为真正的礼乃是天地之经纬,生民之准则,行礼能够协于天地之性。
在《左传》中也有很多宣扬礼仪的地方。《昭公九年》:“服以族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是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定公十五年》:“邹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郑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足见礼仪关乎礼义者大。子大叔等人严于礼、仪之别,并不是要抛弃礼仪而是说如果不明白礼之大义,“而屑屑焉习仪以鱼”,不能用之守其国,行其政令而为民之则,那么礼就不过是一些流于空文的仪节。
第二,强调礼的政治伦理规范。
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由礼乐文明的体系愈来愈被强调为政治的合理性秩序,强调为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晋女叔齐批评鲁侯“不知礼”,其核心是在变动的社会中强调保持稳定不变的政治秩序,强调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才是“礼”的根本要义。用女叔齐的话说当时鲁国内忧外患,这些都是失礼的表现。这样礼乐文化保留得再多,也仍然是守其礼仪而不知礼的根本。子大叔又把这个意思以更加理论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即“礼”主要不是指揖让进退的仪式仪节,而是指“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亚”的政治伦理规范。其实若按照传统范畴体系的一种分类标准,礼仪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萌芽之时起,它就与其它诸多的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礼乐刑政四者的关系很密切。如《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