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失去中国的人”，史家的兴趣不如对“得天下者”来得浓厚，是情理中事。直到1975年以后，蒋介石的研究才慢慢有了贯串式的展开。台湾学者、“外省二代”刘维开教授，师承最早主持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一脉，他的导师蒋永敬和李云汉都是罗家伦的弟子。前者精研胡汉民、鲍罗廷及武汉政权；后者从黄兴入手，及孙中山、及抗战史；而到了刘维开的时代，因缘际会，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徐徐向他打开，他是台湾第一个阅读蒋介石日记原本的人。
　　刘维开记得，1980年代初他到北京档案馆调阅当年报刊，发现凡有蒋介石像者均被墨汁划上大叉，“每一页都划哦。”
　　“蒋介石的外在，望之俨然，许多人说怕看他的眼睛，因为眼光锐利。日记里呈现出另一个蒋介石：衣食简单，但懂得生活，起居非常规律，再忙，到点一定要睡觉（只不过失眠就是了）。他喜欢游历，1949年初下野后，他在溪口待了3个月，用杨奎松的话讲，就是游山玩水。我在《蒋介石的1949》里用一整章来描述他在溪口的经历——优游山水、亲友团聚。大家都觉得那一年他应该最繁忙，他却到舟山群岛去逛、去参观寺庙、同和尚聊天。他对很多事情的心理调适还是很强的。”刘维开说，蒋介石喜欢写字，常给宋美龄的画题字，由字见性格——他的字比较拘谨，不像毛泽东的字那样潇洒、开阔、大而化之。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讲课非常清晰的老师，刘维开常对学生说：读史要注意时事，现在发生的事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重复；它一再重演，可能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吸取历史的教训。

从容共到清党的转变

　　人物周刊：你的老师李云汉先生的成名作是《从容共到清党》，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
　　刘维开：简单地讲，容共就是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具有跨党派的身份。党史会里现在还存着李大钊在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当时像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等人加入国民党后，主要是在可以动员社会的部会活动，包括妇女部、农工部、青年部、商民部等等。这些民众运动对当时国民党的党势发展是有帮助的，因为之前国民党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太走群众运动的路线。可是谁知道这却影响了国民党原来的支持者——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发展也引起了党内一些人士的担心。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没问题，因为他的声望与号召力足够强，虽然有邓泽如他们提出弹劾党内共产党员的案子，孙先生都会把它们压下去，其他党员也会服从。
　　可是1925年孙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基本上是集体领导，没有出现核心人物。因此，国民党内部首先就容共和反共出现了分裂。一边是支持孙先生“联俄容共”政策、与苏联和党内共产党员走得比较近的，被称为“左派”；另一面则是坚决反对这一政策的“右派”。两边斗争的结果是，其中非常激烈反共的一批人士就离开了，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还有候补的。他们不是脱离国民党，而是离开了广州，先去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的陵前召开了所谓的西山会议，后来到了上海，成立了另一个党中央，史称“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吸引了一批党员，而“广州中央”维持了正统位置，二者形成一种对立。
　　蒋介石是在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的。孙先生晚年北上之后，广州周边的军阀蠢蠢欲动，其中以陈炯明为主。当时广州革命政府能够控制的军队非常有限，基本都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可靠性不够，为了利益他们跟陈炯明还是有往来的，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最核心也是最能被使用的军队，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就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足够的向心力以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接受，成为了核心军事力量。黄埔学生军也一路由校军，而党军，最后成为国民革命军。蒋作为黄埔学生军的领导者，地位也水涨船高。“二大”以后，蒋开始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蒋在这个时候还是遵从“联俄容共”政策，也就是“革命的向左转”。苏联这方面也认为蒋是可以合作的一个对象，称蒋为“赤色将军”。但是，蒋对苏联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直接经验和认识——1923年他曾奉孙中山的命令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看到过一些情况，表现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一些不认同，这可以从现存的文字记录里看出，比如他给廖仲恺写的信，他对孙中山的建议。
　　人物周刊：当年东西方许多人访苏以后，多半心潮澎湃、无比折服。蒋介石为什么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一开始就不认同呢？
　　刘维开：蒋介石回国后有个交给孙先生的访俄报告书，大概包括对社会制度、人民生活的观察等等，麻烦的是现在找不到了。现存的只有片纸只字，比如他给廖仲恺信里提到的那些见闻。蒋一生最重要的志愿就是“反共”：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志愿大概就是在他出访苏联之后定下来的。
　　可他并没有展现。所以在他进入核心圈之后，包括苏俄顾问在内的人都觉得他可以合作，何况他还手握军权。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基本站在蒋的立场上，反而认为苏俄顾问的处理不妥当，这对蒋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我觉得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发展是个关键点，而蒋也顺势提出北伐的要求，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高层。当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高层有不少，大概包括林祖涵、毛泽东、谭平三等等，不是部长（毛泽东当时是宣传部代理部长）就是秘书。当时在国民党里秘书是做实职的，部长是挂名的。现在国民党党史馆里还存有欠发毛泽东工资的单据。
　　在北伐过程中，随着军事扩展，蒋的声势也就越来越高，左派和苏联顾问都产生了担心：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蒋。蒋也在成为新军阀的同时开始反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