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其中，“认识新常态”是起点，是准确判断形势和制定对策的基础。既然有“新常态”，就一定对应着一个“旧常态”，同时从旧常态到新常态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态”。“新常态”之后还将呈现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态”，用“态”的思维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观察经济和其它相关领域重要的思想方法，是用大趋势、大逻辑观察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近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过渡态时期。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同时也指出，（实现大逻辑）应该树立“增长质量导向”，他建议用一组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即“六可”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可持续，这六个指标可以量化一系列其它指标和它所对应的速度。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转型的速度、改革的质量是经济过渡态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中求进两个重要的指标体系。
　　处于经济过渡态中新型城镇化自2014年初新规颁布后，按照“三纵二横”发展带战略布局，确定了“62 2”试点城市，涉及170个县市新镇型试点，2015年即将全面启航。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潜力巨大。一般来说，城镇化率在达到30%之前是城镇化初期，达到70%以后是城镇化后期，这个中间的40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突出的支撑作用。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报出了53%出头的水平，但实际上由于很多新增城镇居民还得不到市民身份的均等化，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40%，后面的成长空间巨大。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指出，城镇化至少可支撑中国经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旧城镇化”而言的，新型城镇化突出在于一个“新”字贵在于一个“人”字，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面临“新”与“旧”的转型和新城镇化的质量体系两大核心体系的构建问题。
　　一、新城镇化“六合”引领城镇化试点方向
　　旧城镇化主要指2014年初《新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前至城镇化开始（80年代末90年代初）。旧的城镇化有如下八个特点：第一，规模数量上“摊大饼”求扩张;第二，特色上“千城一面”洋化奢华;第三，实施主体上，政府主导市场作用发挥不够;第四，顶层设计上，多规融合不紧密甚至互相排斥;第五，产业结构上，以工业、商业为主，忽略文化创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和方向联动;第六，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以土地财政为特征;第七，公共服务、民生问题不均等化、进城农业人口城市边缘化;第八，能源资源过渡消耗、生态环境不优化。
　　目前，新城镇化试点起步正处于经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影响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型城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它承担了旧三驾阵中“投资、消费、出口”的三个作用即“基础作用”、“关键作用”、“支撑作用”三位一体。第二，新规颁布后，新旧形态掺杂，如何相互衔接需顶层科学设计。第三，影响新城镇化的二元结构制度，制度、政策、体制机制改革有待于深入，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改革生态需重建。
　　在此基础，新型城镇化2015年进入了试点起步区，如何在把握 目前的态势的情况下，用大逻辑方法引领新城镇化试点方向呢？
　　1、心态与新常态下的新型城镇化思想相契合。在实施项目“做事”前，先有良好的心态，心态先回到常态，既不左进犯“过失论错误”，也不犯右倾“无为论错误”，做到统一共识，以共赢为目标，做到信任、包容、合作、互联互通，形成合作各方的一体化，将思想意识统一到新规和新常态思想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2、顶层设计的“多策、多规”融合。新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要研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落地问题，达到多项政策配套，在制定政策与规划时，既要考虑下位与上位衔接，又要同位与相关领域、地区衔接，做到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投融资、生态等在政策与规划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
　　3、以项目为载体的共性、个性的协合。在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中，既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个性化特点，又要考虑共性特点，从共性与个性协同出发，既保证共性项目如基础设施、产业引入、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又要突出地区地缘特点、文化特色、经济特色，以项目和城与乡二端双向驱动，实现既定目标。
　　4、项目实施主体和部门的联动与整合。在实施新城镇化项目时，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转变过去旧城镇化以政府主导经济和城镇化的机制，克服政府体太胖、手太长、闲不住的忙的怪圈，改直管为“监管”，充分发挥市场多元参与的主体作用。同时，借鉴“APEC蓝”环控的经验，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整合各部门力量形成巨大合力。
　　5、产业和项目的可循环与闭合。在产业和项目的引入上，要考虑产业链、能源链、价值链等有效衔接。例如，垃圾处理项目上，注意旧城镇化与新城镇化处理方式的衔接，形成垃圾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土地资源开发整理、资源运作的综合效益，以实现产业和项目循环与闭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6、金融改革是推进新城镇化目标的先合。新城镇化的各项目标实现，金融资本是血液，金融资本运作机制、市场化是否与新城镇化相适应是新城镇化实现的前提，只有建立了金融在各项目标运行路径和回路，形成金融资本的良性循环，才能确保新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质量水平。
　　二、新城镇化试点的制动系统“风险控制”与“质量导向体系”
　　新城镇化试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要解决“新”与“旧”的有效衔接，消化前期的城镇化遗留的“城市病”、“环境债”、“人口债”等问题，需要紧紧依托制动系统“风险控制”与“质量导向体系”。 　　1、新城镇化试点的风险控制底线思维与数据思维。新城镇化的试点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能否控制好风险。第一，要关注到政策。目前涉及到新城镇化的户籍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民生政策等，有些还在制定完善中，土地财政政策还未完全退出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财税体制改革还未完全到位，由此应关注各项政策时差与盲区给新城镇化建设带来的系统公共风险。第二，关注政府与市场、社会合作方式的风险。现在政府主推的PPP合作模式，BOT系统五种模式：BOT、BT、BOO、BOOT、BOOST等，模式所指的合作项目类型均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根据地方实际财政状况、就业状况、经济运行情况建立警戒线和底线，运用数据思维、底线思维控制分析点。第三，要善于解决新城镇化试点中增量风险，采用多种手段和途径应对潜在的各种风险。
　　2、新城镇化试点的目标质量导向评价体系，是新城镇化高效优质目标实现的保证。2015年是国家经济、政治深入的开始年，随着2014年岁末新年初各项政策紧密出台，新城镇化在经济过渡态期也面临着多种挑战和不利条件。第一，在这一时期新城镇化多种问题在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各级政府依托市场调控的智慧。第二，新城镇化在试点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比如，农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选择、土地财政与产业财政的选择、政府与市场就每一个项目主体地位的选择等。有许多人认为新城镇化在不同阶段都是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是新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公共产品服务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同时，对于企业参与新城镇化建设试点也要面临两难和风险选择。因此在新城镇化项目推进时，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以防止新城镇化系统风险。要将刘世锦的“六可”目标评价体系在数据模式的建立、数据的量化控制上设定上限与下限，制定相应应对措施与预案，确保政府、市场、企业、百姓各方利益共赢前提生态环境优化可持续。第三，要通过创新驱动化解新城镇化风险。要在制度、政策上创新、在金融投资领域创新、在产业引入机制上创新，用创新制度效益来对冲风险。
　　综上所述，处在经济过渡态下的新城镇化试点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要善于运用“态”、“合”两种思维，从总体发展大趋势上用“大逻辑”去把握试点工作全过程，以共赢目标生态环境优化为引领，以创新驱动为突破，以构建新城镇化改革新生态为机制保障，全面对冲化解新城镇化建设中风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新城镇化新模式和实现新规目标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