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金伦所憧憬的课程改革，是要达到一种状态：孩子们对学习乐此不疲，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迷恋。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味道的愿景。
　　8月10日晚上9时，内蒙古集宁一中，四周寂静，弯月如钩。这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校长李一飞是教育界耳熟能详的改革者。
　　郝金伦坐在操场旁的台阶上，良久无语。“徒有羡鱼情”了，在他当了3年教科局长的河北涿鹿县，同样的改革已经在上一个月以覆没告终。同时结束的，是他20年的官场生涯。
　　音乐突然响彻校园—下课了，郝金伦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我对当官，不再留恋。”

改革的原点

　　7月5日开始，涿鹿县委叫停了全县教学改革，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只有郝金伦一个人回不去了，他说，明知其错而为之，这个局长是不能干的，“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7月12日，他以一篇满怀孤愤的辞职演说，告别从政。
　　那么，“原点”是什么？

　　2013年8月，郝金伦被任命为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他开始深入学校走访和观察。从政17年，郝金伦早已听过许多关于基础教育问题的言论，只是不在其位，一直没有亲身体会。“深入考察之后才发现，问题之大，触目惊心。”
　　在心头造成最大震动的是，他看到了孩子们对读书的恨意。
　　“孩子们学得非常苦，不是艰苦奋斗那种苦中有乐的苦，而是在内心里就充满厌倦和厌恶，拿着课本，味同嚼蜡，目光呆滞。很多学生在高考完了会撕书，撕碎的书从楼上往下扔，下雪一样，因为他们恨那本书。”
　　教育是被异化了的教育，一切价值都被歪曲成了考试。“教育是应该成就一个人的一生的，要让孩子的心智、道德、成绩、思维全面发展，但现实则是，考试是唯一目的，其他一概不论，读书是为了考高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让你爹妈高兴。”
　　他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罪恶”。
　　尴尬的是，即便是异化的教育，逻辑上也无法自我实现。“学得苦也好，功利也好，如果最终结果能考个高分，也算一码事，问题是成绩还很差。”郝金伦说，“2014年高考，涿鹿中学800多学生，只有3名应届考生达到一本分数线。”
　　因为本县学校高考成绩不好，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上学。衡水中学、张家口市一中、石家庄二中、武邑中学等郝金伦眼里的“超级中学”，吸走了涿鹿县的优质生源。家长对好学校的寻觅和外地学校对好生源的需求，互相加强，年复一年地累积着涿鹿的基础教育困境。
　　教育的问题还直接加剧了民生艰难。涿鹿县，8成人口为农民，经济不发达，但许多家庭却把孩子送到外地上学。“学生外流意味着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当地念高中，3年只要不到3000元学费，到外地最少需要3万元。”
　　郝金伦在想，从逻辑关系上说，学得苦就注定不可能学得好。“天天愁眉苦脸，看到书本就像看到仇人，能学得好吗？”
　　上任不久，他就下了决心：非改不可。
　　2014年春天，河南西峡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进入了郝金伦的视野。反复考察、研究、权衡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趋于成熟的模式，可以引导孩子们独立思考，享受学习的乐趣，形成对真理自觉热爱和探索的精神。同年，引入“三疑三探”的课改大幕拉开。
　　为了显示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郝金伦还把自己在正定中学念书的女儿转到了涿鹿。

郝氏愿景

　　起步是艰难的，郝金伦对参与课改的干部、校长及教师说，要做好思想准备，迎着骂声干，干到掌声起。
　　“但凡改革，都充满争议。一开始不被理解是所有改革的共性;所有人都说非常棒，好得很，你就弄去吧，这不叫改革。”
　　我和郝金伦见面，是在集宁一中的大礼堂外一处僻静的角落。礼堂内正举行着“第六届中国学习与发展大会”的开幕式，2000多名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首于此，分享教育的理念与技术。
　　在这样的场合里，他的思考和实践都能得到共鸣。事实上，他关于教育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教育的价值认知，在主张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然而，有一个悖论也不得不正视：按照郝金伦们的观点，应试教育在结果上只能是“毁人不倦”的，然而，指出问题者几乎全部脱胎于所批评的体制，自身似乎并没有被毁掉。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有这么严重吗？”郝金伦显然已经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动态恶化的过程。
　　“2010年以后，应试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比起我们20年前，教育对孩子的伤害倍数增加。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虽然考上大学比现在更难，但应试氛围也没有今天这样极端。现在各个地方，都是学校大楼盖得越来越威武雄壮、豪华气派，而教育手段却在变得越来越原始，就是简单的大水漫灌。”
　　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改革者，打了一个农民式的比方：种庄稼，玉米、小麦、稻子，你要根据它们的特性适时浇水、施肥和管理，如果只知道浇水、施肥、浇水、施肥，就把庄稼都弄死了。
　　“学习也是这样，要符合科学发展观，不能提前透支孩子未来的潜力。”他说，“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幼儿园的孩子听妈妈讲书本里的故事，眼睛是放光的，如饥似渴。到了小学，低年级还能保持兴趣，高年级就开始眼神迷离。初中已经完全不在状态，高中阶段则已对学习没有兴趣，只不过为了高考不得不学。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拼命化，大学幼儿园化。到了大学，学生就不学习了，像孩子一样玩游戏、看剧、逛淘宝。原因就在于，基础教育阶段过度的灌输和应试，提前透支了他对学习的热爱。” 　　他坚信，教育是要让不同的人变得更加不同，而不是越来越趋同。“发挥孩子们的天赋，让他们各得其所，就是教育的理想境界。而现在一张卷子评价几百万人，这肯定是不对的。”
　　郝金伦所憧憬的改革，是要达到一种状态：孩子们对学习乐此不疲，不是为了报答父母，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迷恋。
　　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味道的愿景。

戛然而止

　　两年时间里，郝金伦处于一种激情充沛的状态。他认为，正因为教育存在问题，他的存在才有价值。
　　这个过程很折磨人，舆论压力、矛盾调节、利益平衡、政治适应，每一步都让人心力交瘁。他说，改革就像推着一辆车上一个陡坡，把这个坡爬完，就来到一条水平线，车就不会再滑下去。
　　就在即将到达坡顶的时候，车却翻覆了，一夜之间掉回山脚下。7月5日，200多名学生家长到县委聚集，要求罢免郝金伦，县委随即决定全面停止课改。
　　“三疑三探”课堂模式的大力推广者、北京师范大学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坚说，郝局长本来是基层教育改革中的让人充满期待的官员，这个结果实在让人惋惜。
　　“三疑三探”课堂模式分为四个环节—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拓展运用，在此过程中，老师的课堂权威角色被弱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不同成绩层次的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互相启发和深化。
　　部分家长激烈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师讲课太少，不能体现高考导向，无法增强孩子们的高考竞争力。
　　在此之前，在涿鹿的街头巷尾，骂课改和骂郝金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他继续毫不退缩地推进，并以王安石的“三不足论”自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至今他仍然认为，课改被停止不是因为课改失败，相反，课改的成效已经显现，社会上“掌声渐起”。在他看来，课改不但让孩子们学得快乐，而且同时提高了应试能力，两全其美。
　　涿鹿县2016年的高考成绩可谓“辉煌”，这从新闻报道以及政府文件中都能得到明确的印证。以涿鹿中学为例，2016年高考一本上线的学生数量增加到93人，其中应届58人，这是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为此，张家口市教育局还在6月24日向涿鹿中学发出了贺信，该校在转发贺信的行文中称，“成绩诠释一切，奇迹证明实力：三年前我们以最弱生源，实现三年后的强势崛起，涿中人有能力化普通为优秀，低进优出，璞玉成器……”
　　未能形成共识的是，成绩的取得究竟是否应归功于“三疑三探”，对此人们众口纷纭，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回答。一项改革推行，所改革的领域迅速取得被各方承认的成绩，但这项改革同时被激烈否定，结局呈现出来的矛盾，比改革所要解决的矛盾还要复杂。
　　郝金伦这边，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因此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孤愤感。“我为涿鹿所有家庭的孩子捧出我滚烫的心脏，有些人却视为狼心狗肺。”
　　他认为自己推动的改革是得人心的，不满意的只是少数人，然而人们惯有的看客心理，决定了那些占据大多数的受益者都不会站出来说话，于是，极少数人所制造的“沸反盈天”局面，摧毁了一切苦心孤诣的努力。
　　这个只带着一本《红楼梦》入仕、三句话里一句诗的43岁男人，如今听到Beyond的摇滚乐曲还会“热血沸腾”，骨子里，他并不是一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