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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业成长，历史教学，课程改革
中图分類号 G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7-0057-04
自任教研员以来，出差、下校占了工作时间的一大半，包里放一本《历史教学》出门，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动作”，一则因为刊物比专著轻巧，便于携带，二是因为《历史教学》的文章大多站位高、立意深，读罢每多收获。行旅匆匆的车站车厢、堂皇整洁的会场宾馆、偏远幽静的山村学校，陪伴我“走南闯北”的，少不了一册《历史教学》。所以，《历史教学》于我，首先是陪伴者。
陪伴，不仅是行囊中一册两册有形的杂志，更是我职业生涯的精神同行者。1996年毕业到中学任教，最初4年，我对史学研究的向往远胜于对教学的兴趣，订的刊物是《孔子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之类历史学刊物。2000年，高考开始“3 综合”改革，学校让我主持一项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为做文献综述，只好去读关于学科教学的文献，《历史教学》当然是首选的必读刊物，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历史教学研究”的风景。譬如，1999年第8期的《历史教学》上有人民教育出版社陈其先生《美国历史学科中的素质教育》一文，介绍美国历史教学中的能力要求，如“区分事实和观点”“发现作者或讲话人的目的”“理解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认出隐含的宣传意图”等，这些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的介绍和讨论使我认识到：历史教学并不仅仅是无聊的“记诵之学”，也不仅仅是教条式的“讲授过程和内容”“分析背景和意义”，它关乎人的心智成长。我第一次发现：“历史教学”也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投入身心的领域。正是那一次对《历史教学》的系统阅读，改变了我对历史教学的认识，并初次窥见了教学研究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教学》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陪伴者，更是我专业成长的引领者。
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订阅《历史教学》杂志从未间断，20年来，时时感受这份刊物的陪伴和引领。《历史教学》有很多名家访谈的专栏，可称得上是大视野、大手笔。很多名家访谈至今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甚至成为我教学中努力的方向。譬如，好几位史家都讲到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何兹全先生就反复强调：“一个朝代，选一些事，讲生动，讲清楚就行”，“中学历史课本的要害问题是可读性要强。使学生像读小说一样读历史课本。这样才能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品质教育，思想教育”。①杨念群教授也指出历史教科书的一大弊病，是“忽略在文笔和叙事上用鲜活明快的笔调复原和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②许纪霖教授更在访谈中说：“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做历史老师，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讲故事，把被教科书阉割掉的故事重新发掘出来，活生生地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戏剧冲突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魅力。”①阎步克教授说：“我倒希望中学老师以讲故事、讲知识为主，而不要过多罗列原因、意义、评价。因为大学中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去纠正中学课本所灌输的那些教条和那种思维方式”。②在长期的备考中，一线教师总是喜欢总结出一些“方法”甚至是“公式”让学生去熟记历史结论，我也未能例外。这些学者的告诫如醍醐灌顶，使我对教条式教学方法产生了怀疑，开始在备课时自问：这样上课学生会不会讨厌？这节课中有没有生动的故事？有没有活生生的人物？2006年，我与教研组同仁开始做“用故事找回历史教学失落的魅力——高中历史‘叙事探究’教学的策略与实践”的课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更主要的是：“有人物，有故事”成了我有意识的教学追求，也使我的历史课受到学生的喜爱。许纪霖教授访谈的题目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这也成为我探索历史教学的座右铭。
《历史教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架设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之间的桥梁。2007年前的《历史教学》没有中学版与高校版之分，通常有一半的篇幅是“历史研究”，另一半篇幅是“历史教学”（当然，也有几期会有一大半是关于“历史教学”的文章，多半在高考前后）。这样的内容结构很符合我的口味，既可以学习历史教学中的“实招”，又能够了解历史研究新进展。侯建新教授关于“封建主义”概念的辨析、阎照祥教授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介绍、钱乘旦教授关于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分析，等等，都打开了我的专业视野，更新了知识谱系，现在回想起来，跟踪阅读《历史教学》中的这些文章，用时比读专著少、获益比大多数“继续教育”多，确实是一条历史老师进修的捷径。记得2002年，我奉命在绍兴一次备课活动中做《中国近代现代史》新教材分析讲座，想起2001年的《历史教学》中有冯一下老师《现代化范式与中学历史教学》一文，③就在讲座中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解读新教材，当时，现代化范式引入中学历史教学还是一个新话题，我的讲座被认为颇有新意，受到老师们的好评。令人欣喜的是，《历史教学》中学版和高校版分开后，这类介绍学术进展的文章没有缺席。例如，金雁的《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连载了很多期，启发作用特别大;④编辑部任世江老师关于教材解读的系列文章，对中学教学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后来结集为《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成为高中历史教师的案头必备书目之一。这几年，《历史教学》仍多有这类好文章，如朱孝远教授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李伯重教授关于全球史视野中明朝灭亡的分析、刘泽华教授关于王权支配社会问题的研究、王加丰教授关于西方共和制与共和思想的介绍……这些文章，豁人耳目，扩人视野，常常是我拿到刊物首先阅读的内容。“补白”“新论摘编”“书目推荐”等栏目，虽然十分简短，但常常是“另一扇窗口”，能够引起进一步了解和阅读的兴趣，对于介绍学术进展、引领专业阅读，是十分有益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也曾为“书目推荐”栏目推荐过几次历史书，真是与有荣焉。
近几年来，经常在不同场合做关于历史教学的讲座，我喜欢将“历史”和“教学”两个词分开阐述，我有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教学”是一个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越是低年级，后者对教师专业成长越重要，越到高年级，前者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高中，处于这样的中间环节，兼顾“历史”和“教学”是高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几年，《历史教学》有意识地兼顾二者，如2016年1月号的两篇专稿，一篇是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的《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的“因信称义”》，谈“历史”;另一篇是赵亚夫先生的《什么是历史教育学》，主要讲“教学”。2019年7月号的两篇专稿，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的《“当代史”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谈“历史”;黄牧航、张庆海的《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分类分层测评模型》，谈“教学”。“此中有深意”，值得每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细细体会。 《历史教学》中的“教学”文章也颇有引领的气度，这些文章有的是大学老师写的，更多的是中学教研员和一线老师写的，或针对课程教材进行解读，或探讨课堂教学的前沿，或分析复习考试的方略，大多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底蕴，所以常常给人以启发。其中又以聂幼犁、叶小兵、张元三位高校专家的系列文章，尤令我记忆深刻。聂幼犁的主题是关于命题技术，叶小兵的主题是关于备课和课堂教学的，张元的文章是跟着《通鉴》学历史。这些文章举重若轻，又系列呈现，对于一线教师的帮助是很大的。就我而言，工作前和工作后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命题培训，系统的命题技术主要就是通过《历史教学》从聂幼犁教授那儿学来的。
《历史教学》还有一些专题讨论，点选得准，文编得好，策划堪称精彩，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引导作用也十分突出。近20年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以下几次：一是关于中学历史教材建设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讨论（大约是在2002年到2004年，2003版《历史课程标准》制訂前后），我全程追踪阅读，开始懂得从课程的视野审视教材和教法。还有一个专题，是关于中学历史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交流和讨论，也是从2002年前后开始，大量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的精到点评，使我对历史课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多次尝试着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收获多多。第三次是关于“一堂好课的标准”的讨论，李稚勇、朱煜等高校学科教学专家，戴加平、朱可、夏辉辉等中学历史教学名家都参加了讨论，讨论持续一年多，发表了近20篇文章。我虽然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但期期追看，并对照自己的历史课堂进行反思，受益匪浅。当我觉得经过这么深入的讨论此话题已经“题无剩义”之时，编辑部又特约黄牧航教授撰写《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好课标准研究评述》的回顾和综述，黄教授特别写了“我们没有讨论什么”和“我们还将讨论什么”两部分，又一次打开了我的教学视野。2016年，随着新“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编写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关于学术核心素养的讨论成了《历史教学》的新话题，这个话题方兴未艾，成为新课标和新教材使用中的重要参考。
对话，是我与《历史教学》的第三层关系。2009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郑流爱博士带几位研究生来我所在的学校交流，我与郑老师素昧平生，长途驱车来访，令人感动。他说，读到我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一文，①决定来作一次交流和访谈。我这才恍然大悟，那篇文章不过是一则读书札记，但《历史教学》的任世江主编特别加了一则“编者按”，对拙文颇多谬奖：
这篇文章文字简练，在来稿中，是很少需要编辑加工的那种“成品”。这样的成品很少。文章内容既有启迪思想，增长学识的意义，又具教学参考价值，也是难得的“珍品”;出自中学教师的手笔，让我们感到欣慰……
那一次，我们交流得很愉快，也特别有收获。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作者—编者—读者”互动和对话的典型案例。《历史教学》，正是这样的非常好的对话的平台。
长期阅读《历史教学》，尤其是关于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文章，每每心有触动，或“正有此意”，或“正有此惑”，或“不敢苟同”，有时也不揣浅陋，将自己的拙见写出来。与编辑老师对话，常常能够得到启发。有一次，我写《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历吗？》的小文，编辑部王雅贞老师回信说：“历史教师应该懂得些历法知识，但是历史课以及历史试题里，是否更应该从‘历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入手解释，比如解释阴历、阳历的区别，到底是为生产需要还是辨四时？如果只用数据说明区别，可读性、应用性恐怕不高。”这一点拨使我对论文和教学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当然，更多的对话发生在写作和阅读之间，通过阅读了解优秀教师的实践策略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通过写作贡献自己的一得之愚，以与同行分享和交流。例如，我从2008年开始就持续做“‘史证教育’的课程价值与实践路径”的项目，在《历史教学》上发表过好几篇相关论文，因此，凡是《历史教学》上关于史证问题的文章，都特别留心。去年，我还精读了杨晓伟《走出实证——史料实证的取法与归途》①与陈新民《“史料实证”素养的教学误区及培育路径》②二文，读与写之间递相启发，获益良多。与其他老师商榷的文章，更是直接的“对话”，例如，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以“应对危机”为例看历史知识的理解、整合和更新》③一文后，尹海峰老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上以《对历史的理解要注意认识的角度》为题与我讨论，我又写了《经济学派的立场，还是历史教学的视角？——关于“应对危机”的补充和说明兼答尹海峰老师》一文予以回应，这种往复的对话和讨论，使我对问题的思考更深入。
《历史教学》70年了，70年，人生易老，而优秀的刊物长青。在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相信她一定会焕发出更精彩的青春，行走在教育和教研征途中的我，更少不了她的引领和对话，行囊中的《历史教学》，陪伴，长在。
编后记：最初对徐金超老师产生深刻印象，即因《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一文，一是文章涉及孔子，众所周知，思想史难讲、难写，对孔子的观察更易落入“仁”“礼”之中，徐老师却将之放入历史演进与变迁中，梳理了孔子形象演变之因，颇为明晰清新;二是任老师的编者按，“青年教师，热心研究、勤于动笔，但缺少一点‘静气’，往往草就成篇，急忙寄来，文理之间，暴露浮躁;虚心者，愿听意见，几易其稿，得以付梓;反之，则生怨气。殊不知，好文章是炼出来的、改出来的。本刊愿为青年教师做阶梯”，令我心有戚戚。十几年来，和徐老师的交往不断，收获亦不断。
【作者简介】徐金超，浙江省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浙江省新昌县教体局教研室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類号 G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7-0057-04
自任教研员以来，出差、下校占了工作时间的一大半，包里放一本《历史教学》出门，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动作”，一则因为刊物比专著轻巧，便于携带，二是因为《历史教学》的文章大多站位高、立意深，读罢每多收获。行旅匆匆的车站车厢、堂皇整洁的会场宾馆、偏远幽静的山村学校，陪伴我“走南闯北”的，少不了一册《历史教学》。所以，《历史教学》于我，首先是陪伴者。
陪伴，不仅是行囊中一册两册有形的杂志，更是我职业生涯的精神同行者。1996年毕业到中学任教，最初4年，我对史学研究的向往远胜于对教学的兴趣，订的刊物是《孔子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之类历史学刊物。2000年，高考开始“3 综合”改革，学校让我主持一项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为做文献综述，只好去读关于学科教学的文献，《历史教学》当然是首选的必读刊物，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历史教学研究”的风景。譬如，1999年第8期的《历史教学》上有人民教育出版社陈其先生《美国历史学科中的素质教育》一文，介绍美国历史教学中的能力要求，如“区分事实和观点”“发现作者或讲话人的目的”“理解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认出隐含的宣传意图”等，这些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的介绍和讨论使我认识到：历史教学并不仅仅是无聊的“记诵之学”，也不仅仅是教条式的“讲授过程和内容”“分析背景和意义”，它关乎人的心智成长。我第一次发现：“历史教学”也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投入身心的领域。正是那一次对《历史教学》的系统阅读，改变了我对历史教学的认识，并初次窥见了教学研究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教学》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陪伴者，更是我专业成长的引领者。
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订阅《历史教学》杂志从未间断，20年来，时时感受这份刊物的陪伴和引领。《历史教学》有很多名家访谈的专栏，可称得上是大视野、大手笔。很多名家访谈至今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甚至成为我教学中努力的方向。譬如，好几位史家都讲到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何兹全先生就反复强调：“一个朝代，选一些事，讲生动，讲清楚就行”，“中学历史课本的要害问题是可读性要强。使学生像读小说一样读历史课本。这样才能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品质教育，思想教育”。①杨念群教授也指出历史教科书的一大弊病，是“忽略在文笔和叙事上用鲜活明快的笔调复原和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②许纪霖教授更在访谈中说：“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做历史老师，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讲故事，把被教科书阉割掉的故事重新发掘出来，活生生地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戏剧冲突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魅力。”①阎步克教授说：“我倒希望中学老师以讲故事、讲知识为主，而不要过多罗列原因、意义、评价。因为大学中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去纠正中学课本所灌输的那些教条和那种思维方式”。②在长期的备考中，一线教师总是喜欢总结出一些“方法”甚至是“公式”让学生去熟记历史结论，我也未能例外。这些学者的告诫如醍醐灌顶，使我对教条式教学方法产生了怀疑，开始在备课时自问：这样上课学生会不会讨厌？这节课中有没有生动的故事？有没有活生生的人物？2006年，我与教研组同仁开始做“用故事找回历史教学失落的魅力——高中历史‘叙事探究’教学的策略与实践”的课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更主要的是：“有人物，有故事”成了我有意识的教学追求，也使我的历史课受到学生的喜爱。许纪霖教授访谈的题目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这也成为我探索历史教学的座右铭。
《历史教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架设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之间的桥梁。2007年前的《历史教学》没有中学版与高校版之分，通常有一半的篇幅是“历史研究”，另一半篇幅是“历史教学”（当然，也有几期会有一大半是关于“历史教学”的文章，多半在高考前后）。这样的内容结构很符合我的口味，既可以学习历史教学中的“实招”，又能够了解历史研究新进展。侯建新教授关于“封建主义”概念的辨析、阎照祥教授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介绍、钱乘旦教授关于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分析，等等，都打开了我的专业视野，更新了知识谱系，现在回想起来，跟踪阅读《历史教学》中的这些文章，用时比读专著少、获益比大多数“继续教育”多，确实是一条历史老师进修的捷径。记得2002年，我奉命在绍兴一次备课活动中做《中国近代现代史》新教材分析讲座，想起2001年的《历史教学》中有冯一下老师《现代化范式与中学历史教学》一文，③就在讲座中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解读新教材，当时，现代化范式引入中学历史教学还是一个新话题，我的讲座被认为颇有新意，受到老师们的好评。令人欣喜的是，《历史教学》中学版和高校版分开后，这类介绍学术进展的文章没有缺席。例如，金雁的《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连载了很多期，启发作用特别大;④编辑部任世江老师关于教材解读的系列文章，对中学教学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后来结集为《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成为高中历史教师的案头必备书目之一。这几年，《历史教学》仍多有这类好文章，如朱孝远教授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李伯重教授关于全球史视野中明朝灭亡的分析、刘泽华教授关于王权支配社会问题的研究、王加丰教授关于西方共和制与共和思想的介绍……这些文章，豁人耳目，扩人视野，常常是我拿到刊物首先阅读的内容。“补白”“新论摘编”“书目推荐”等栏目，虽然十分简短，但常常是“另一扇窗口”，能够引起进一步了解和阅读的兴趣，对于介绍学术进展、引领专业阅读，是十分有益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也曾为“书目推荐”栏目推荐过几次历史书，真是与有荣焉。
近几年来，经常在不同场合做关于历史教学的讲座，我喜欢将“历史”和“教学”两个词分开阐述，我有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教学”是一个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越是低年级，后者对教师专业成长越重要，越到高年级，前者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高中，处于这样的中间环节，兼顾“历史”和“教学”是高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几年，《历史教学》有意识地兼顾二者，如2016年1月号的两篇专稿，一篇是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的《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的“因信称义”》，谈“历史”;另一篇是赵亚夫先生的《什么是历史教育学》，主要讲“教学”。2019年7月号的两篇专稿，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的《“当代史”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谈“历史”;黄牧航、张庆海的《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分类分层测评模型》，谈“教学”。“此中有深意”，值得每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细细体会。 《历史教学》中的“教学”文章也颇有引领的气度，这些文章有的是大学老师写的，更多的是中学教研员和一线老师写的，或针对课程教材进行解读，或探讨课堂教学的前沿，或分析复习考试的方略，大多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底蕴，所以常常给人以启发。其中又以聂幼犁、叶小兵、张元三位高校专家的系列文章，尤令我记忆深刻。聂幼犁的主题是关于命题技术，叶小兵的主题是关于备课和课堂教学的，张元的文章是跟着《通鉴》学历史。这些文章举重若轻，又系列呈现，对于一线教师的帮助是很大的。就我而言，工作前和工作后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命题培训，系统的命题技术主要就是通过《历史教学》从聂幼犁教授那儿学来的。
《历史教学》还有一些专题讨论，点选得准，文编得好，策划堪称精彩，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引导作用也十分突出。近20年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以下几次：一是关于中学历史教材建设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讨论（大约是在2002年到2004年，2003版《历史课程标准》制訂前后），我全程追踪阅读，开始懂得从课程的视野审视教材和教法。还有一个专题，是关于中学历史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交流和讨论，也是从2002年前后开始，大量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的精到点评，使我对历史课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多次尝试着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收获多多。第三次是关于“一堂好课的标准”的讨论，李稚勇、朱煜等高校学科教学专家，戴加平、朱可、夏辉辉等中学历史教学名家都参加了讨论，讨论持续一年多，发表了近20篇文章。我虽然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但期期追看，并对照自己的历史课堂进行反思，受益匪浅。当我觉得经过这么深入的讨论此话题已经“题无剩义”之时，编辑部又特约黄牧航教授撰写《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好课标准研究评述》的回顾和综述，黄教授特别写了“我们没有讨论什么”和“我们还将讨论什么”两部分，又一次打开了我的教学视野。2016年，随着新“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编写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关于学术核心素养的讨论成了《历史教学》的新话题，这个话题方兴未艾，成为新课标和新教材使用中的重要参考。
对话，是我与《历史教学》的第三层关系。2009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郑流爱博士带几位研究生来我所在的学校交流，我与郑老师素昧平生，长途驱车来访，令人感动。他说，读到我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一文，①决定来作一次交流和访谈。我这才恍然大悟，那篇文章不过是一则读书札记，但《历史教学》的任世江主编特别加了一则“编者按”，对拙文颇多谬奖：
这篇文章文字简练，在来稿中，是很少需要编辑加工的那种“成品”。这样的成品很少。文章内容既有启迪思想，增长学识的意义，又具教学参考价值，也是难得的“珍品”;出自中学教师的手笔，让我们感到欣慰……
那一次，我们交流得很愉快，也特别有收获。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作者—编者—读者”互动和对话的典型案例。《历史教学》，正是这样的非常好的对话的平台。
长期阅读《历史教学》，尤其是关于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文章，每每心有触动，或“正有此意”，或“正有此惑”，或“不敢苟同”，有时也不揣浅陋，将自己的拙见写出来。与编辑老师对话，常常能够得到启发。有一次，我写《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历吗？》的小文，编辑部王雅贞老师回信说：“历史教师应该懂得些历法知识，但是历史课以及历史试题里，是否更应该从‘历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入手解释，比如解释阴历、阳历的区别，到底是为生产需要还是辨四时？如果只用数据说明区别，可读性、应用性恐怕不高。”这一点拨使我对论文和教学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当然，更多的对话发生在写作和阅读之间，通过阅读了解优秀教师的实践策略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通过写作贡献自己的一得之愚，以与同行分享和交流。例如，我从2008年开始就持续做“‘史证教育’的课程价值与实践路径”的项目，在《历史教学》上发表过好几篇相关论文，因此，凡是《历史教学》上关于史证问题的文章，都特别留心。去年，我还精读了杨晓伟《走出实证——史料实证的取法与归途》①与陈新民《“史料实证”素养的教学误区及培育路径》②二文，读与写之间递相启发，获益良多。与其他老师商榷的文章，更是直接的“对话”，例如，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以“应对危机”为例看历史知识的理解、整合和更新》③一文后，尹海峰老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上以《对历史的理解要注意认识的角度》为题与我讨论，我又写了《经济学派的立场，还是历史教学的视角？——关于“应对危机”的补充和说明兼答尹海峰老师》一文予以回应，这种往复的对话和讨论，使我对问题的思考更深入。
《历史教学》70年了，70年，人生易老，而优秀的刊物长青。在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相信她一定会焕发出更精彩的青春，行走在教育和教研征途中的我，更少不了她的引领和对话，行囊中的《历史教学》，陪伴，长在。
编后记：最初对徐金超老师产生深刻印象，即因《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一文，一是文章涉及孔子，众所周知，思想史难讲、难写，对孔子的观察更易落入“仁”“礼”之中，徐老师却将之放入历史演进与变迁中，梳理了孔子形象演变之因，颇为明晰清新;二是任老师的编者按，“青年教师，热心研究、勤于动笔，但缺少一点‘静气’，往往草就成篇，急忙寄来，文理之间，暴露浮躁;虚心者，愿听意见，几易其稿，得以付梓;反之，则生怨气。殊不知，好文章是炼出来的、改出来的。本刊愿为青年教师做阶梯”，令我心有戚戚。十几年来，和徐老师的交往不断，收获亦不断。
【作者简介】徐金超，浙江省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浙江省新昌县教体局教研室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