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邓六金，长征老红军，曾山夫人，一位坚强的革命者、鲜为人知的巾帼英雄、伟大的母亲！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苏多寿、南昌大学教授刘勉钰在主编《曾山传》过程中，曾先后六次采访邓六金，对她的一生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在她逝世周年之际，正值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时，本刊特约作者撰写此文，以生动细腻的笔调真实地再现邓六金的革命人生，以表缅怀之情。
　　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邓六金
　　邓六金是长征老红军，曾山的夫人。人们对于曾山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任新中国政务委员、纺织工业部长、商业部长、中央交通部长，内务部长。而邓六金，由于缺乏对她的宣传，了解她的人自然不多。她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的３０个女同志之一，是新四军和新中国杰出的妇女儿童工作者。她是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
　　
　　向往革命“望郎媳”成为共产党员、红军战士
　　
　　出生不久当“望郎媳” 闽西山区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６日，村里一户邓姓贫农家里，一位女婴呱呱坠落。她排行老六，上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故名六金。家里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过日子，全家人一年忙到头还吃不饱饭。因家里太穷，生活极端困苦，六金生下来十几天，就被送到邻村做人家的“望郎媳”。望郎媳与童养媳是有差别的。童养媳是先有男孩，后抱养女孩，而望郎媳则相反，但二者的命运是相同的。
　　六金的养父是理发的，家里很穷，住的是草房子，四面透风，冬天寒风侵袭，夏天蚊子咬人，春天雨漏满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金五六岁起开始劳动，什么活都干，烧饭，洗衣，拔猪草，跟随养父母一起在租种地主的地里锄草。农闲时，养父挑着担子出去剃头，她帮着洗头、倒水、刮胡子。一家人如此辛劳，依然赤贫如洗，租种的地里的收获，交完租子，所剩无几，平时靠红薯、野菜充饥。有一年除夕，养父破例用粮食换了点豆腐和肉回来，准备吃年饭，不料刚刚端上桌的年饭被逼债的地主家狗腿子看见了，狗腿子大声喝道：“有钱吃肉，没钱还债！”恶狠狠地把年饭端走了。全家人望着空荡荡的饭桌，眼泪涮涮地往下流。年幼的六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穷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连一次肉和豆腐都吃不上？那些地主和走狗从来不干活却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还欺负无辜的穷人！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
　　辫子一剪投身革命１９２９年，“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到闽西闹革命、开辟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群众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就叫保长、甲长、有钱人、地主老财到处做反动宣传，说什么“朱毛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要抢东西，共产共妻，抢女人。他们身上长红毛，毛很长很长，毛上还有箭，朱毛碰到人，毛就竖起来，会从毛上射出箭，射到谁身上，谁就会死。”当时的农民没有文化，又没见过世面，反动派一宣传就都跑了，躲藏起来了。但当群众看到红军既不抢东西、又不欺负女人，还挺和气，就慢慢下山了。
　　邓六金的村子里就驻有红军。他们衣着朴素，给村里人讲革命道理，讲得很通俗，让文化低的人能听得懂、说得出。他们说红军是来替穷人办事的，要把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穷人，以后穷人不能再给地主当牛作马了；说妇女要解放，女人也是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邓六金听了红军讲的这些道理，非常兴奋！听着这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就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露！她决定投身革命，成为“朱毛红军”的一分子，为普天下的广大穷人而奋斗。
　　六金把辫子一剪，开始参加红军的革命工作。在红军的指导下，她和傅秀才等人一起，组织儿童团、赤卫队、妇女会，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妇女洗衣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被推选为乡妇女会主席。火热的革命斗争，让她燃烧起青春的火焰，有了一股使不完的劲头，很快成长起来。
　　三只金凤凰１９３１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天上星星闪烁，地上一片漆黑。组织上通知邓六金和另外几个人到一个秘密的小树林中去，她还不知道去做什么。到了那里，只见乡苏主席在树枝上挂上写着入党誓词的红布，倒了一碗酒，杀了一只鸡，把鸡血倒入酒碗里。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要入党了！激动的她用颤动的双手端过鸡血酒喝了一口，然后举手宣誓……这位“望郎媳”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由于工作出色，邓六金在乡里干了半年，便调到旧县区委当妇女干事。她经常背个包，爬山越岭，到各地宣传妇女解放、穷人翻身的道理，动员乡下女子放脚，动员男子当红军。不久她当上了县委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巡视员、部长等，在长汀、宁化、泉上、河田等县，来往穿梭，组织妇女识字、唱革命歌曲，动员妇女送郎、送子当红军，动员妇女慰问红军，做军鞋，抬担架，送粮食支援前线，发展生产，坚壁清野，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邓六金不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而且动员自己的两个亲姐姐来金、凤金参加了革命，姐妹三个一起活跃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当时女子参加革命的还不多，邓六金姐妹三个参加革命的事在闽西传为美谈，被称为闽西的“三凤”。时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曾赞扬她们三姐妹是“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不断成熟的邓六金，渴望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１９３４年初，她如愿以偿地被组织送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正沉醉于学习的她，又迎来了新的艰巨任务。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形势，中央提出要“扩大红军一百万”。中央机关和各个单位都分配了“扩红”任务，邓六金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员，派回福建扩大红军。她回到福建后，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开会动员，发动群众，宣传保卫苏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不到半个月，邓六金提前超额完成了“扩红”１００名的任务，胜利地回到瑞金，成为一名扩红模范。在瑞金，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庆祝“扩红”胜利大会。
　　
　　百里挑一成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女红军
　　
　　第一个身体合格由于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守，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组织上决定挑选３０位女红军参加长征，真是百里挑一呀！长征不但要跑路，还要打仗、做地方工作，因而对参加长征的女同志要求特别高。除进行认真的政治审查外，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只有被确认为身体健壮，能走，能背，政治上坚强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的人，经过组织批准才能编入长征队伍。在参加体检的女红军中，邓六金是第一个身体合格的。其余２９人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她们当中，也有少数几位生病、体弱、怀孕的女同志，因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被领导作为特例批准的。
　　当“政治战士”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邓六金身穿灰军装，斜背一支马枪，随中央主力红军８．６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最初编在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团，后来整编为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董必武任党总支书记，邓颖超、李坚真、侯政为党总支委员。邓六金和危秀英、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等一批人是“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休养连有６０副担架，每人要管三四副。有时他们还要参加筹粮、筹款等工作。在长征中，“政治战士”和抬担架的民工同行。因为民工是临时请来的，体力不一样，所以行进速度有快有慢。邓六金身强力壮，跟着担架走，前后照应。让一副副担架都能跟上，使之前后鱼贯起来。休息时，民工可以打盹，她却不能眨眼。民工走不动了，她就唱支山歌或讲个故事，为他们鼓劲。民工吃不饱饭，她就把自己为数不多的粮食分给民工吃。遇到民工抬不起时，她还挺身而出。董必武回忆说：“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经常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邓六金就是董老赞扬的女同志中的一个。
　　幸亏是个哑弹红军白天行军，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有一次，董必武给李坚真、危秀英、邓六金等布置照顾伤员的任务。突然，一架敌机飞过来，扔下一颗炸弹。炸弹掀起的泥土，盖住了董必武的头，埋住了危秀英、邓六金的脚，溅了李坚真一身。幸亏这个炸弹是个“哑吧”，没有爆炸。众人忙去帮危秀英、邓六金从泥土里把脚拽出来。大家笑着说：这是“菩萨保佑！”在过赤水河时，邓六金看到几个伤员在路边呻吟，便果断地扔掉自己的背包，背起一个伤员走上了赤水河上的浮桥。接着，危秀英、刘彩香也背着伤员上来了。浮桥很窄，几个人一上去，浮桥就摇摇晃晃，她们只好爬行。过了浮桥，她们又抬起担架，步履艰难地爬上了一座大山。邓六金的腿和手都磨烂了，累得吐血。但她凭着刚强的意志，一声不吭，一直坚持着。
　　１９３５年５月下旬，干部休养连来到了泸定桥西头。看到沪定桥上几根摇来晃去的铁索，叫人胆战心惊。人要过去尚且困难，休养连的许多药箱怎么运过去，成了一大难题。指导员李坚真正为此事着急时，邓六金和吴富莲、王泉媛等七八名“政治战士”想出了办法。他们把药箱绑在肩上，过桥时手抓铁索，匍匐前进，终于把一个个的药箱全部背过去了。董老十分高兴，又一次地表扬了这些机智精灵的女战士们。
　　红军过了大渡河，到了藏民区，筹粮很困难，眼看就要断炊。一天，邓六金等８名“政治战士”在朱德带领下，去向藏民购买粮食，但找不到藏民。只见麦子都收割了，仅有一块稀拉的青稞麦地没有收割。他们把２０块银元留给了麦地的主人，然后割起了青稞麦。因为没有加工工具，只好用手搓麦。邓六金手掌上磨起了许多血泡，但找到了粮食，她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６月中旬，邓六金随着休养连向大雪山进发。山下气候炎热，穿着单衣还冒汗。但是到了山腰，气候骤然下降。再往上爬，狂风卷着大雪，积雪越来越深，人在冰雪中行进。邓六金看到有的伤病员走不动，她就上前去扶着伤员一块走，终于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经过七天七夜的跋涉，才走过了茫茫６００里的大草地。
　　差点长眠云贵高原在艰苦卓绝的长期行军和战斗中，许许多多的红军指战员都病倒过，有的一病再也没有起来，长眠于长征路上。在云贵高原时，身体很捧的邓六金突患疾病，差点倒在云贵高原。她拉痢疾，发高烧，腹部疼痛，走不动路，赶不上队伍，而疯狂的敌人正在对红军前堵后追，处境十分危险。这时，战友危秀英主动向连长要求留下来护理她，跟在队伍后面走。危秀英帮她背东西，找水喝，还特地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她拄着走。晚上宿营时，危秀英打开随身带的半条毛毯，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邓六金对战友的照顾十分感动。当她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时，实在过意不去。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坚定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和疲惫的袭击下，他们经过４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邓六金感激地说：“是秀英救了我的命！”战友们热情地欢迎他们，并表扬了他们这种互相帮助、战胜困难的精神。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邓六金和红军姐妹们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出生入死，整整走了１２个月，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全程，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长征的伟大意义，曾作了这样的总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对于女红军参加长征，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过这样一段评述：红军长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这不是在和平环境中的长途跋涉，而是在同敌人的激烈拼搏中的战斗行军；这不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而是在崎岖山路上攀越穿行。她们克服了比男同志更多的困难，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组织“包办”在西安与曾山结成伉俪
　　
　　就要邓六金邓六金与曾山结成伉丽，是偶然中的必然。曾山，江西吉安人，大革命时期投入农民运动，１９３０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打游击，后赴苏联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参与组织新四军，并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８年９月，曾山从江西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代表东南分局向中央要一批军政和民运、妇女干部。在谈到妇女干部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山的老战友李富春介绍邓六金的情况，曾山十分满意。他对李富春说：“好！就要邓六金。东南分局需要这样坚强能干的女同志。请你找他谈谈。”
　　１０月某日，李富春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十四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邓六金到了李富春办公室，只见曾山坐在旁边。李富春对她说：“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但是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国土被国民党丢掉了。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收复国土，中央决定抽调一部份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让你去搞民运工作，你看到哪里合适呢？”
　　邓六金脱口而出：“我还没有学完呢！”邓六金从小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后又忙于工作和战争，没有机会学习。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现在好不容易坐下来学习，这多么不容易啊！她爱延安，她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不想马上出来工作。但是，邓六金懂得，服从组织分配是共产党员的天职，组织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什么价钱好讲。中央组织部长亲自找谈话，更是非同小可。她过去曾多次调动过工作，从来没有说过“不”字。想到这里，她觉得刚才对李富春的答话有些失言。
　　李富春了解邓六金耿直的个性，更赞赏她的上进心。他没有批评她，只是笑着问：“难道你不服从组织？”邓六金斩钉截铁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她对于工作去向没有多考虑，随口而出：“我去华北吧！”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待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时，邓六金不由想起一年前和曾山初次见面的情景。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曾山从苏联学习回到延安。危秀英对邓六金说：“我们去看看曾山！”邓六金问：“哪个是曾山？”危秀英答：“曾山是我的老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个大好人，现在从苏联回来了，我们去看看他。”初次见面，话语不多。但曾山给邓六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穿戴整齐，眉目清秀，身体魁梧，待人和蔼，里里外外流露出刚强、坚毅，俨然一位大人物的形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后来在中央党校贾拓夫的办公室里，曾山与邓六金又碰见过一次，随便聊了几句。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２０多名干部，包括饶守坤、陈先等军政骨干，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在西安结婚就在这时，同行的同志热心为曾山和邓六金牵起了红线。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过两天，陈云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让她更为伤感的是，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苦楚。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和组织上的“包办”之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借了办事处的一间房子，两床被子，就算结婚了。他们在街上一个饭馆订了两桌粗茶淡饭，请林伯渠和同行的２０多位同志吃了一餐饭，作为答谢。
　　晚年，邓六金曾向笔者说过当年结婚时的情景：“组织上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值得托付终生。那时共产党人都很穷，他连一件小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我们是干革命的，组织上的同意和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新婚没有几天，曾山即奉中央指示，由西安乘飞机至重庆，再由重庆经桂林转赴南昌，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邓六金和其他派往东南分局的同志继续在西安等候护照。待手续办妥之后，他们即由西安乘卡车经武汉、沙市到长沙，再乘火车到南昌，与曾山会合。曾山安排他们在南昌稍事休息之后，即带领他们向皖南进发，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到达皖南云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邓六金分配到东南分局妇女部任巡视员，部长是李坚贞，副部长是章蕴。有个小秘书按照他们的年龄排队，称李坚贞为大姐，章蕴为二姐，邓六金为三姐。“三姐”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东南分局驻丁家山，距新四军军部不远。曾山与邓六金生的第一个孩子乳名就叫丁儿，以 纪念。从此，他们共同战斗在大江南北十多年之久。
　　
　　筹办保育院当革命后代的“妈妈”
　　
　　为革命当“妈妈”１９４８年９月济南解放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重兵集团。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做了重大变动，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当革命后代的妈妈，带好１００多个孩子。为此，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找邓六金等几位女同志谈话。他说：“大军马上就要南下，还有更大的仗要打。你们想想办法，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带。”邓六金很热爱孩子、心疼孩子。她对战争年代一些女同志出于无奈，丢掉孩子，有切肤之痛。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她当即向魏文伯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部队干部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时把他们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
　　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抚育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军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后代。
　　当初，办保育院没有房子，没有教师，没有阿姨，经费很困难。１００多离开父母的孩子，原先跟着部队走，现在却等着邓六金去安顿。
　　在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陈毅、粟裕等同志的关怀下，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邓六金克服种种困难，很快就把华东保育院办起来了。
　　保育院设在离济南几十公里的大官营，房子是用没收来的一个大地主的房子，教师和工作人员是在当地招了一批初中生和师范生，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李静一任院长，邓六金任副院长。他们把１００多孩子按年龄大小编成三个班：小学班，幼稚大班和幼稚小班，并组织教师们编写语文、算术、识字课本，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开始一段，保育院的孩子生活很苦，天天都是吃白薯和白薯煎饼，许多孩子营养不良，有些孩子体弱多病。于是，邓六金和李静一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孩子们的营养问题。他们到处找人化缘，说明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父母已经南下，有的还为革命牺牲了。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单位给保育院送来了大米、白面、猪肉。让孩子们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她们又从华东军区卫生部要来５头奶牛，４头奶羊，让孩子们喝上了牛奶、羊奶。在邓六金和李静一的努力下，孩子们的营养改善了，脸色红润了，个子长高了，文化知识也学到了，个个健康活泼，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保育院大搬迁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以后，邓六金奉命率领华东保育院从山东青州往上海搬迁。当时，保育院有一百四五十个孩子，四五十个工作人员，孩子们身穿白衬衫，外罩列宁装，由阿姨和教师们抱着，牵着，由农村驻地走到青州，再从青州乘大卡车到济南。孩子们睁大眼睛看着陌生的城市。之后，邓六金一声号令，教师和阿姨们抱着小的，拉着大的，让大些的孩子们互相手拉着手，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济南火车站，踏上南下的列车。由于铁路交通没有恢复正常，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才到达长江北岸浦口，在浦口住了一晚。天明后，邓六金又指挥孩子们分组分批登船渡江，用整整一天时间，全部人马才渡过了长江。当１００多孩子一个不少地抵达上海站时，邓六金才觉得轻松下来。孩子们回到了父母或亲人身边。上海车站一片沸腾。这次为时一个月，行程１０００多公里的长途行军，终于胜利完成，它犹如一支“特别部队”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战役。直至晚年，邓六金为此感到欣慰。华东局也为邓六金等迁址有功人员评了功，发了“功”字奖章，开了庆功大会。
　　保育院到了上海以后，教学逐渐正规起来，孩子们的生活明显改善，陈毅、曾山等每半个月就来一次保育院，看望孩子们。陈毅指示说：“你们要把保育院办好，把孩子带好。保育院的老师素质要高，才能教出品质、品德、学识都好的学生。对烈士的孩子要更加关心。”曾山则要保育院“要照顾好孩子，更要教育好孩子，要让孩子们热爱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华东保育院总共培育了革命后代近千人，包括刘瑞龙将军之女、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以及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许多开国元帅、将军的子女。邓六金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多已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且不乏国家栋梁之材。他们逢年过节，常会看望白发缤纷的邓妈妈，感激邓妈妈对他们的培育之恩。
　　１９５３年，邓六金调到北京工作后依然从事幼儿工作，为“大家”带孩子。她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时，分管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一个在北郊，一个在南郊，一个在东郊，她四处奔波，为培育祖国的下一代而忙碌不停。
　　伟大的母亲邓六金在外是革命后代的“妈妈”，在家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与曾山一生恩爱，育有四男一女。邓六金和曾山很喜爱自己的孩子，关怀细微，又不溺爱和娇惯孩子，对孩子要求严格，让孩子从小过集体生活，从进保育院到上小学、中学，都是吃住在学校，以培养集体观念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并规定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孩子回家时，曾山从来不用车接送，而是交待哥哥带着弟妹乘公共汽车回来，不让他们脱离群众和有优越感。他们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劳动教育，说：“我们的一切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劳动人民的。记住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邓六金和曾山从来不在家里谈论工作上的事，也没有系统地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孩子们是从一些老同志到家中来闲谈时，偶然听到过一些父母的事迹。他们主要不是从父母的“说教”中，而是从父母的行动举止上，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知道应该怎样处世做人，怎样成为父辈所希望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６日晚，与邓六金恩爱三十多年的曾山去世。邓六金独自走过了三十一年的人生历程。
　　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召开，邓六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并和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陈兰（邓子恢夫人）、谢邦贤等几位老同志一起集体写提案，积极参加政协活动。１９８２年，她和李人俊、陈兰等老战友一道，回到安徽当年新四军战斗的地方，看望革命群众。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邓六金１９８３年离休以后，依然在全国妇联为儿童福利事业尽心尽力。她是全国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儿童基金会理事，她以八十高龄东奔西走，为基金会筹集基金４０多万元人民币。她关心江西、福建、安徽等省老区建设，为解决老区贫困问题和发展老区生产积极贡献力量。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是曾山百年诞辰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南昌举行了“纪念曾山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邀请邓六金及其子女、亲属参加。邓六金不顾年高体弱，不远千里，亲率子女来到南昌参加会议，表达她对曾山的深切怀念之情。会后，她还率领全家人坐几个小时的汽车，专程到曾山老家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村为革命先烈扫墓。曾山一家，满门忠烈，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父亲曾昭藻、大哥曾延生，大嫂蒋竞英、弟弟曾炳生，都先后牺牲在江西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邓六金告诉儿孙们，早在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就来过曾山家里，慰问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她要儿孙们切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在我们的几次采访中，邓六金多次说过一句话：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我们撰写此文，也是为了永远缅怀这位革命的妈妈、伟大的母亲光辉的一生，以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