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活到100歲
　　现在，89岁的文洁若还住在北京木樨地的那套老房子里。自从1983年搬到这里，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1999年萧乾先生去世后，她自个儿又在这儿住了17年，加起来有33年了。
　　文洁若家是打通的两间书斋，她和萧乾曾为它起名“后乐斋”，化用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孩子们都在国外，她一个人生活，脑子清明得很，耳不聋，眼不花，说自己不用人照顾，连走路也不要人搀扶，吃饭都是自己弄的，饭量还不错。
　　四室一厅的后乐斋听起来挺大，但里面空间相当逼仄。书籍、剪报、手稿、来不及扔的快递盒子，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人在里面走动，需要不停地挪走脚下的物体，开辟出一条路来。一台废弃的冰箱甚至也被临时当作书柜，因为装了太多的书而合不拢。但最显眼的，依然是这里的老主人———橱柜高处，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大照片。照片中的人青春无匹，正歪着脑袋，穿着时髦的夹克，像个小男孩一样，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的生活和相濡以沫的妻子。
　　“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今年4月，文洁若为这间屋子专门写了一篇小文《我们的后乐斋》，里面有这么简洁而郑重的一句。萧乾在后乐斋做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她说自己也巴望能像他一样，因此现在每天还在读书、翻译，并计划到100岁时写本自传。“我一定能活到100岁，周有光不都活到111了嘛！”
　　年轻的老太太
　　文洁若89岁了，但好像一点也不衰老，一点也不落后，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胸前别着清华校徽，里面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宝石蓝的风衣，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身上的衣服和鞋子是弟媳和外甥女们买的，她好像挺喜欢，蹬着靴子，拄着拐杖，噔噔噔的小碎步走得挺利索。
　　三年前，86岁的她甚至这么踩着小碎步去日本重游了一番，尽管那时的中日关系相当紧张。日本算是文洁若的“故地”：1934年，七岁的她被担任横滨总领事的父亲接去日本，在那里最初接触到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日本文学翻译，成了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此次赴日，原本是受邀参加关于萧乾先生的学术探讨会，而她自己却也因为翻译事业上了日本报纸的头版。她去拜访已故作家松本清张的助理，这位助理年纪也不小了，一听说松本清张的中文版翻译来了，急忙跑了好远出来迎接。
　　人都会老，文洁若也是。但看着她佝偻的腰身和深深的皱纹，又会让你觉得，衰老不可怕，相反也有可能是极美丽的。老太太自己似乎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要她提供一些照片，她欣然越过一地杂物，从一个锁住的柜子里抱出好几个装照片的盒子，一张一张挑选，并对每张照片上的自己做出快速的点评，“这张好看”或是“这张不好看”。直到翻出泛黄的一张，上面是扎着两个小辫、坐在船上望向远方的少女，她才突然停住，认真端详了几秒说：“我最喜欢这张。”
　　工作让她永远年轻
　　文洁若常常说，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虽毕业于清华英文系，但工作将近四十年，除了之前给萧乾与他人合译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做过校订外，还没有正式翻译过英文作品。
　　1990年，译林出版社要出《尤利西斯》的中文版，社长李景端登门拜访了诸多翻译名家，竟无人敢接。钱钟书甚至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
　　找到萧家，同样八十岁的萧乾也想打退堂鼓。反倒是63岁的文洁若跃跃欲试，带着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心理：“我在日文组、俄文组都待过，英文却一天也没用过，我觉得我们应该翻译。”萧乾一开始只肯校订，等看到文洁若翻译的几章初稿还过得去，才同意“合译”。文洁若说，两个人那时劲儿很足，全力以赴，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还有分工———“我管‘信’，他管‘达’‘雅’”。这个故事成了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
　　文洁若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工作之外，也没别的兴趣爱好。“别人送给我的花我都送出去了，放我这儿肯定就死了。”
　　现在，她依然每天都伏案翻译，一边和弟弟文学朴合译松本清张，一边谋划着再翻译翻译芥川龙之介。她挺喜欢芥川的那篇《将军》，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小说的情节，记得清楚得很。从现在到她为自己设定的写回忆录的100岁，还有十来年时间，她一点都不着急，还慢慢计划着呢。工作让她一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