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 1996年
　　1980年，《北京教育》复刊。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在老领导和老前辈们的艰苦奋斗下，《北京教育》走过了艰难的创业时期，除了硬件的改善外，在精品战略的推动下，办刊质量也得到了迅速提升。
　　我是1979年10月从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调到北京教育杂志社的。那时候，“文革”已结束，百废待兴，停止出版十几年的《北京教育通讯》杂志就在这个时候复刊了，并改名为《北京教育》。
　　转眼间20年过去了，当年艰苦创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没有社址，我们只能借用教育行政学院的两间教室和一间小房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出门办事或采访，只能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干劲十足。编辑、采访与通联统一工作，行政干部也同样外出组稿。没有印刷厂 ，我和负责人事工作的刘丰同志就四处联系，最后得到北京軍区后勤部某印刷厂的大力支持;没有美术编辑和摄影记者，封面、插图都只能找外面的人帮忙;没有专业人员画版样，我就自己动手了。
　　当第一期《北京教育》问世时，大家都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祝贺我们同甘共苦奋斗出来的幼苗的诞生，决心继续努力，使其茁壮成长。
　　1981年秋天，凌冰同志调任新职，于是领导《北京教育》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又过了两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社址和一辆工作用的吉普车。我们的新址在东四六条一座拥有十来间平房的四合院内。但是，物质条件并没有改善多少，房间小，夏热冬凉;没有锅炉房、食堂、纸库等基本设施;严冬季节要自己生炉子取暖。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干劲十足。我们成立了编委会，组织了通讯员队伍;我们还建议全国各地教育刊物轮流“坐庄”，举办经验交流会，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当时，由于邮局代为发行要价太高（40%），我们就自办发行。每期杂志出版后，我们不分上下一起动手，从印厂取回后，打包捆扎，贴地址标签，直到送邮局发出。就这样，杂志的发行由少到多，经营上由亏损到略有盈余。印数逐年增长，到1984年时，印数每期近6万份，实销55000份左右，赠阅3000份。
　　期间，我们还注意培养青年干部，通过“老带青”或送青年干部外出学习、进修，提高队伍素质，为今后事业发展培养接班人。
　　1985年，我正式离休。不过，至今我还是关心着杂志的发展和成长，怀念当时的那个战斗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