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当洋务派借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悄悄打开门缝，透进西方数个世纪积累的格物致知之学时，西方的经济管理思想也随之“溜”进了尘封的皇土之域。
　　从此，那个在西方重商根基上生长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管理思想，夹杂在坚船利炮之间，一路向东土渗透。30年前，当东方睡狮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商人阶层要以独立的阶层出现在千年的文化沃土上时，“溜”进门的潜行客被捧为了座上宾。这一次，既有西方经济的推手，又有中国商人的内需，两个巴掌，一下子拍出个响当当的潮流来。
　　然而，潮流之后，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对于那个生于异域的桔子，如何不变为枳呢？学习不等于迷信，修炼不等于填鸭，更不等于肢解。尽信书则无书。
　　
　　躁动的“送水车”
　　发轫于高等院校内的原版经管引进著作成了最初的崇拜对象，世界500强中的杰出企业家成为了榜样。随后学会了忽悠技巧的出版商们开始集中制造并引导阅读潮流。于是《学习的革命》、《第五项修炼》、《把信送给加西亚》、《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一批引进经管图书被饥渴的中国商人们奉为圭臬，发行天量也迅速创造，助推了MBA、EMBA、培训市场的火爆。一时间，有点饥不择食的中国商人们好像看到了医治企业病的灵丹妙药，彼得·德鲁克、杰克·韦尔奇、迈克尔·波特、菲利普·科特勒这些如雷灌耳的名字几乎被捧成了企管之神。于是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学流派都在中国找到了第二春，连一些伪书也找到了发财的捷径。经历了相对艰涩的原版学术著作、普及型阅读潮流、相对通俗的管理寓言、一些适应中国商人胃口的伪书之后，本土企业家们似乎发现，读书好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所有的困惑。于是管理软件开始进入企业，培训专家把企业家的会议室变成了教室。最后，EMBA班被当成了交际场所、西方的管理学遭遇到了中国式管理，有的企业家干脆走上了“存在即合理”的自我肯定之路——本来想找药方，最后发现自己的病原来只有自己能治。
　　从流程、组织、战略堆里爬出来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站稳，新的风暴以几乎无法回避之势袭来，几乎所有的古人都被拉出来，套上了经管的面具，从三国人物、红楼粉黛、唐僧师徒到楚汉大将、康乾大帝。从执行到细节，从红海到蓝海，从全球一体化到世界是平的，从长尾理论到没有任何借口。
　　一位企业家告诉笔者，西方管理思想是香水，闻起来香，但却不知用在哪里才会香遍全身？究其原因，都是中西企业的文化差异太大，换言之，是中国商业环境的“风俗习惯”或者称之为“潜规则”太强大了，令西方管理思想的普及或扫盲潮流最后成为企业家书橱中的装饰，同侪炫耀的谈资与寻求上市的包装。
　　
　　谁解了渴？
　　上述企业家告诉笔者，在他的企业中，更多的在用所谓中国特色来管理员工。比如，对员工上下班的要求，虽然也有上下班作息制度，但却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这被他理解为以人为本，他认为西方管理是法治，虽然看起来很公平合理，但不免冷酷，让人难以接受。中国的管理更人性化些。
　　事实上，当越来越多的西方标准借着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强势席卷着正在日渐成长的中国商人时，不少企业家在别无选择中被迫匆匆洗了一个西方管理思想的淋浴，然后，拖着还没有擦干的身体就又迈进了中国市场的麻将局中。所谓“中国理念，西方标准”在不同的企业成了不同理解的大杂烩，也成了企业解读管理思想与执行管理思想最佳的松紧带。
　　于是速成与快餐成了中国商人对西方经管思想的定位。读完所谓经典以后，不少人发现，原来所谓的流行概念只是百十来字就可以说明白的大实话。有位教授用两个小故事简明扼要地介绍流行战略：爬上塔顶的青蛙是聋子，这就是红海战略——正因为聋，听不到劝阻、不受干扰，所以因专注而成功。换个方向就是第一，那是蓝海战略。但问题是，简单的道理，要想变成一家企业的现实，其间的路只有自己走，管理大师无法替你，也不会替你决定每个岔路口该左拐还是右拐。当“现代营销管理之父”菲利普·科特勒被质疑其理论并不太适用于现阶段中国企业时，这位老人认为，大多数的管理原理，包括营销的原理都是全球通用的。他认为，付诸实践的问题可以借助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的结合。
　　有人在问，从2001年至今，那些曾问鼎中国首富者诸如刘永好兄弟、丁磊、陈天桥、黄光裕、施正荣、张茵以及杨国强，甚至最近盛传的郭广昌，哪一个是靠西方管理思想登上的首富位置。如果没有，他们是不是比管理大师更懂管理？
　　再放眼看看，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蒙牛的牛根生甚至潘石屹，又哪一个仗着西风赢得了声誉？
　　柳传志说：我们现在实际是一个过渡过程，我觉得过河的目的本身比较好定，关键难的还是造桥和船的过程。张瑞敏对于自己没有去听韦尔奇传道的解释是：因为我认为企业管理绝非一蹴而就，这就像你把贝克汉姆请来给中国足球队讲上三天三夜，中国足球的水平也不会迅速提高到哪儿去。最重要的是必须自立自强！没有这种精神，想通过听听课就解决问题，那是天方夜谭！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曾有个著名的说法：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任正非著名的“三化”理论：“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后优化”改良。
　　有学者认为，牛根生没有学过现代管理体系，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中国企业家最该学习的不是国外，先要搞明白我们自己。
　　正像无数的经济学家在门内建树颇丰，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称掌握了赚钱的秘诀一样，管理大师们显然不能取代企业家的创造性，何况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被畅销书非理性化捧红的大师？
　　
　　实践才是通用标准
　　美国通用前CEO韦尔奇有一段“著名的话”被广泛引述，他在谈到自己的领导方法时曾说：“我的工作是为最优秀的职员提供最广阔的机会，同时将资金作最合理的分配，投入到最合适的地方去。这就是全部——传达思想，分配资源，然后让开道路。”这段话被解读为绝对正确，但又绝对没用。类似的例子在大师们的著作中比比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运营能力绝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卓越的西方管理学都只不过是技术，而稍微高深的中国式管理则已能上升到艺术高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何志毅认为，中国的MBA、EMBA们学习的全部是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几乎没有一点植根于中国的东西，这套东西能在中国起到多大作用，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上，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
　　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们在潮流中开始逆向思维。陈功认为，管理大师们只是商业成就的总结者和概括者而已，如果真的准备照此去经营一家企业，失败通常是无法避免的。孙景华认为，现代管理被严重误读了，“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说法隐含着一种将传统商业和现代管理混为一谈的无知。当我们使用“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理念”所产生的管理成果，通常都会是不及格。张建平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认为，目前急需的是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顶礼膜拜和迷信：迷信西方，会使我们迷失自己、迷失方向。
　　对于大多数中国商人来说，在一个和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里持何种态度对待“西学”，如何“消化”和“吸收”而不自乱阵脚？成了比学习更重要的问题。
　　当“全民学英语”最终被大家当成是一件集体无意识的典型事例时，你就不难理解全民学西方经管思潮的来源了。如今，言必称西方管理学也成就了不少商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实，面对中西管理思想，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重要的是，是随波逐流、囫囵吞枣呢，还是做一个成熟的商人？不管是以“人”为中心的柔性管理还是以“法”为主的规范标准化管理，适合才是最好，实践才出真知，无知却不能无畏。
　　彼得·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
　　实践绝不是一蹴而就。有时，我们太过匆匆忙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