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日月更替。尽管企业百年变迁的历史承载了市场经济许多不老的传说，但以诚为信的价值观却构成了企业文明史中最为灿烂的内容。也许针对诚信的诠释企业能够给出缤纷的答案，但将诚信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则是企业永恒的统一修炼。
　　
　　被扼杀的诚信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不仅仅是两句妇幼皆晓的口头禅，更是人们对中国两个传统企业的高度褒扬。“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幅挂在同仁堂店内的对联见证了它的主人300年风雨不倒的辉煌历史，也造就了国药第一品牌的赫赫声威。“凡百贸易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炼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胡庆余堂主人胡雪岩亲自立下的“戒欺匾”，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名，而且也道出了在那乱世风云中胡氏“国药号”越做越大的真谛。
　　优秀的东西总会被遗传下来。当张瑞敏上任之初面对着64台劣质冰箱时，这位敦实的山东汉子二话没说，轮起大锤砸了下去，“真诚到永远”的海尔如今赢得了“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桂冠；“没有诚信就没有百年”，发誓要做中国百年企业的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拿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为海信颁发的3A信用证书后仍然还在朝着自己的目标矢志不渝前行着……
　　然而，如同耶稣精诚布道却并没有使他的十二门徒全部皈依一样，中国企业践踏诚信的“尤大”却并非个案——
　　假冒伪劣，如过街之鼠，尽管人人喊打，但却屡禁不绝。信用在制假贩假者面前变得那样的苍白。据估算，假冒伪劣产品酿成的损失每年至少2000亿元。有关部门曾对近300家名优企业做过调查，这些企业约有650多种名优产品被仿冒，制假窝点遍及490个县市，其中相当一部分假冒品销售额是真品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资本市场，这块看似透明的财富空间却充满着阴谋与诡计。从早些年的“基金黑幕”、“PT郑百文”、“银广厦陷阱”，到后来的“蓝田之迷”、“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再到近期中捷集团挪用、占用股东资产，这些远去不久和刚刚发生的事件背后浸透着多少投资者的泪水。
　　但诚信的缺失远不止于斯。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价格陷阱、地方保护……我们的信用大厦正受着严重冲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企业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而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消息称，中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2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的信用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的评价高屋建瓴：“信用已经变成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大声疾呼：“从长远看，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的期待中包含着批判。
　　诚信，正在遭受着可怕的亵渎与破坏。
　　
　　我们付出得太多
　　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哈耶克到塞缪尔逊，经济学家不断从市场经济成功与挫败的历史中反复告诉着人们一个最为简单的的游戏规则：守诚者得市场，失信者失人心。
　　过去也许成为历史，但教训却不应该从头脑中挥发。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为信用缺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10多年前，温州冒牌劣质鞋充斥市场，导致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火烧温州鞋，大小商场贴出安民告示：“本店无温州鞋”。温州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企业不敢打本地牌，只好与外地厂商联营。十几年来，虽然温州人多次宣布与假冒行为诀别，但其曾经失足丢失的市场却是留在温州人心中的永远之痛。
　　可叹的是，自欺然后欺人进而自戳的悲哀故事还在不少中国企业手中重演。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最大的水针剂生产企业，一个多年挂着“国药准字”号金字招牌的国有公司，为了贪图原材料的便宜，竟然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不惜使用假原料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直至造成多人严重不良反应和4人死亡。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因此在最高决策层的直接干预下被强行关闭。无独有偶，为了追求暴利，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将本来对人体内脏功能容易造成损害的克林霉素注射液换上欣弗这一“洋名”，并通过渠道商在10个省份大量销售，最终造成3人死亡，其中最小的生命只有6岁，与此同时，全国因欣弗而生产不良反应的病人81例。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因此而被有关部门查封。也许这样的名单我们能够开出很多，但“灭六国者，非秦也”，两起案例足以警醒企业：市场已经进入了微利和买方时代，企图通过一次冒险或者赌博就可以成就财富梦想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欺诈与拐骗可能暂时蒙住消费者的双眼，但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出局。正如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所言：“一个企业、一个人，事业受挫，可以爬起来再干，还有复兴的机会；而一旦名誉扫地，丧失信用，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诚信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非如此。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说，信用差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老百姓买东西时总担心买了假烟假酒毒米毒菜，炒股时害怕会碰上“郑百文”、“科隆电器”那样的事件，出门旅游不知是否会上当挨宰，人们怎么会有安全感，怎么会痛痛快快地花钱呢？
　　


　　央行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赵海宽说，由于信用关系不佳，企业不敢大胆投资，银行不敢正常放贷。举个例子，据调查，在未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里，近50％是因这些企业资信程度差，未付银行利息及有逃废债记录，或是没人愿意为其作担保，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不仅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系统调查发表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显示，现在的企业要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是不放心的，企业担心买来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不好，怕买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占了调查对象的77.9%。有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小心防止上当受骗。
　　对外开放，不可逆转，但诚信危机却在撕扯和侵蚀我们的外贸环境。浙江一家生产企业在出口菲律宾10.2万只、货值6936美元的灯泡时，被查获假冒使用UL、CE、CSA、TUV、GS等国际认证标志；深圳某公司将一辆原价10多万元的国产普通越野车，“乔装打扮”后仿冒近百万元的宝马车，在计划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过程中被黄埔海关查获；无独有偶，在德国汉堡港海关查获出的一起“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案件”中，高达117个集装箱和3.9亿欧元的所谓“名牌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在我国的滇缅边境，一些不法商人用收购来的旧电视机翻新后贴上假冒名牌和标志，通过旅游购物和边民互市渠道使这些假冒电视机流入周边国家市场低价销售。
　　诚信危机，正在无情地冲击和消蚀着我们的整个经济肌体。
　　
　　谁是始作俑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要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马克思看来，暴利不仅是血腥的，而且是失德的。而当暴利和失德在一个社会同时找到了他们存活的空间，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其的谴责和批判上。
　　市场如布，总有缝隙。用商家们口头的这句生意经来透视中国市场的发育状况，我们定会发现市场的不足和缺陷。在经济学看来，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不管是投资抑或交换，各种交易行为的发生都必须建立在参与者对信息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否则，占有丰富信息资源的一方在进行决策时就可能会利用自身相对于另一方的信息优势来构造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局面，从而达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恰恰是这一点，我国市场的表现似乎格外地裸露。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不对称和劳动力效能信息不对称，使本来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在“无知”中遭受欺骗和宰割，而搜索信息的漫长周期和高昂成本更使单个主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一方面，买方市场迫切需要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市场信息资源又供给不足，于是，股市“黑嘴”派上了用场，市井“赝品”登上高堂，各种“骗术”有了市场……神奇的埃米丽·狄金森在其诗中这样写道：“门里门外，不宽也不窄的门缝，那是横亘在你我间的海洋。”信息资源渠道的狭窄只能使消费者与投资者同相对于自己期待的产品处在雾里看花的远距离状态。
　　由于历史与体制之诟，我们的企业与政府总是保持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在中国，“数字政绩”、“形象工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点大家明白，政府不会创造国民财富，钱从何来？企业就是政府的钱袋子。不少企业为了满足政府的需求，只好另辟生财之道。而一旦东窗事发，地方保护主义就成为护身法宝。这种企业与政府的“双赢”式契约几乎在各地心照不宣。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时常受到来自不同层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打招呼、递条子，甚至有些贪官污吏动辄索贿，企业不应付就无法正常经营，以至相当数量有良心的公司领导人遭遇到不搞假账就无法生存的尴尬。假帐之殇乃企业之殇，而企业之殇乃自政府之殇。
　　然而，我们作出如上分析却并没有抹煞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了对全国4695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CEO、厂长有关企业信用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有六成多的“老板”不敢相信别的“老板”。从某些电视剧里我们多少能感受到“商场如战场”的险恶，从一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会揣测企业家的“能力与魅力”，但最让人艳羡的，还是CEO们的风光与从容。可就在这个“企业家的内部圈子里”，CEO们都互不信任，我们还能去信谁呢？
　　
　　拣回最珍贵的东西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标准，诚信已经被纳入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也被确定为中国公民的荣辱观，而依托着如此有利的社会环境，企业诚信理应得到更高层次的飞跃。
　　企业文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走进企业，在厂区的墙上、会客室中、会议室里，诸如“团结”、“奋进”、“拼搏”、“开拓”、“进取”等等大字标语就会跳入参观者的眼帘，这些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作为企业文化，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应当注意的现象是，你很少能看到“诚信”两个字。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有着真金白银般的经济价值。诚信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向顾客传递的信息不止是产品形象、价值理念，它更能使顾客体会到被尊敬的愉悦，同时又反过来使企业受到顾客的青睐与推崇，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把诚信作为企业的文化理念，作为全体职工追求的目标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必修之课。
　　企业家之于企业，好比船长之角色，因此企业失信，不如说是企业家的失信。我们常常会以财富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企业家的能力，“赚钱能力”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全部能力。我们常常为一些头头是道的“赚钱理论”而倾倒，各种各样讲述商海“智谋”、“战术”的书籍屡屡成为排行榜的畅销书，我们企业家几乎要成“阴谋家”。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企业家的个人品格，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智力标准”永远无法取代“做人标准”，企业家在公众或仅仅是在自己公司的员工面前，都有义不容辞的表率作用，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风范应该被着重强调。一个企业诚信的形成应该从企业的老总做起，我们的企业家也不能只说不做，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诚信管理是中国企业急需历练的工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不少企业已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战略事宜加以考虑，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诚信管理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信用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近年才开始，企业信用管理人员严重不足，87%的被调查企业感到缺少专业的诚信管理人员。部分企业诚信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和资源得不到落实，诚信管理体系不能形成。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企业诚信管理系统化、专业化水平较低。
　　诚信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行政环境是企业诚实守信所必要的。作为政府，应当努力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全国市场政策的统一和要素畅通，并从政策上堵塞企业短期内可能获得暴利的漏洞，引导企业维护信用的自律行为，同时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切除企业短期行为，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以及对公共与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
　　当然，诚信缺失与失信成本过低大有关系，因此，加大对失信的约束和惩罚力度也迫在眉睫。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