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悲剧，比一个号称普遍进步的时代里的社会灾难更让人震撼的了。2009年以来，接连发生的灭门血案、看守所离奇死亡、砍杀幼童、工厂自杀、矿难、猎杀执法者、纵火烧死无辜者，这一切表明中国这列高速行进的火车，其实已经不堪重负。对于一个以此岸世俗生活为全部幸福的民族而言，对于一个以忍受苦难、乐天顺命而著称的民族而言，死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苦深渊?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充满活力的时代，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
　　所有的暴力事件，每每透露出一股彻底的绝望和冷漠，其冷酷的性质远远超过了惨烈的程度。它们甚至并没有蕴含多少强烈的颠覆性、反抗意识。当事者也并非都身处社会最底层，有些甚至还比较富足，有些年轻的生命还正走在人生的上升道路上，他们也并不都是遭受了巨大的冤屈或者不公，他们与被屠杀的对象之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甚至毫无瓜葛。那些可怕的念头是如何在他们的头脑中炼成的?如果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出发，无论我们挖掘得多深，距离多近，都很难作出理性的解释。但当我们从整体上来审视这幅画面，而不过分拘泥于它的局部细节的话，这一切都会变得不那么费解。
　　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秩序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于是出现了群体性事件、看守所离奇死亡事件；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猎取利润和生存机会，企业将工业化时代的严酷管理、压低成本推至极端，于是出现了富士康事件、频发的矿难；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牺牲一切，没有什么值得那些自认失败的心灵留恋和敬畏，于是出现了砍杀幼童。总而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沦为不折不扣的工具，所有的一切，甚至富裕本身都有可能成为奴役人的力量。于是，杀戮——无论是杀死自己还是杀死别人——不再是一桩可怕的罪行，而只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事件。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除了必要的维持秩序的强制性力量，更依赖于有效的社会组织，依赖于良性的社会流动，依赖于安抚激进分子、安顿竞争失败者的制度体系。缺乏这些途径，以暴制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血腥局面将不断上演。呼天抢地的道德谴责和良心呼唤无法替代扎扎实实的变革和相互妥协。或许人类只有在灾难和血腥的教训之下，才能刁得共存的知识。
　　经济增长并不能消弭灾难，相反，它有时还催生着更多的无名戾气。但是戾气的猖獗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应该拒绝理性功利的现代社会，回到温情脉脉的田园时代。它提示给我们的只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全部。或许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花费更多的力量来照看我们的社会、建设我们的精神、改进我们的政治，我们应该将人当做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工具。而不得不提的是，这一切都不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自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