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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诗运动中,古代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资源,同时参与了诗体建设进程。针对早期新诗形式上的弱点,新月派以西方诗歌为蓝本,进行一系列的诗体实验和诗体革新;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等人发展和改善了新月派的格律理论,提出了在民族语言基础上改革诗体的方案。但是,由于新诗格律理论和创作的双项错位,新诗人对理论和创作的双重误读,使得诗体建设违背倡导者的初衷,偏离最初的设计轨迹,无法形成普遍认同的现代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