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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前景如何，还不好说。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
人们只能感叹世道变化之快。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还在欢呼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世界，“历史终结”了。才过去不到20年，现在轮到资本主义喊救命了。资本主义病得很重，病史很长。19世纪的繁荣与灾难且不去说，到了1929年，资本主义大病一场，这场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欧洲的福利国家。不过，让美国真正走出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参战，军火和军需工业十分兴旺。它还与德国和日本保持“正常贸易”。
二战结束，美国成了西方的首富，西方资本主义渐入佳期。20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增长，60年代似乎是黄金期，经合组织经济体年均增长5.3%。但是，问题也在积累，通货膨胀加剧，1967年，英镑贬值14.3%，那时的美国已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70年代是重要的转折期。军费的无底洞令美国在1971年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摆脱了金本位之后，美国加快了印钞机的转速，开始把祸水引向世界。在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同时发生的所谓“滞胀”压力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带领下，自由化进程开始了。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步伐加快，他们相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对此满怀信心的重要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信贷和举债经营迅速发展，股市一度繁荣，让人难识真面目的金融创新——比如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之类——泛滥成灾。他们玩的是“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掷硬币游戏。据报道，市场上金融债券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难怪有人形容是10匹恶狼(金融投机)盯着1只羔羊(实体经济)。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欧洲出现汇率机制危机，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了。
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2年1月19日的署名文章说，“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这种制度奖励了投机者，惩罚了老实人。人们不得不感叹“美国梦”破碎了，老百姓对自己和下一代能否过得更好丧失了信心。这也就迫使“占领华尔街”的人对占人口1%的富人发出了怒吼。
现在，西方开始质疑堪称资本主义基石的东西。例如，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认为是金科玉律，但希腊债务危机导致私人债务减记，这就等于剥夺了个人的财产。又如，“大到不能倒”导致纳税人为金融寡头的错误买单，这不是动摇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吗？
病根到底在哪里？西方不少人认为，现在并不是资本主义病了，而是政府病了。大家承认，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什么都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处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这些人说，错就错在政府的政策有误，如果改变政策，资本主义仍然有效，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经济制度更善于创造财富和促进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早已揭示，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了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让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产品。这是问题的症结。当美国1%的人拥有40%的财产时，谁还买得起新型的汽车和住房？要说政府的作用，首先得看是为谁服务的政府。去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介绍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演化的历史现象。马克思解释了它如何兴起、运行，以及它最后的结局。
前途如何留给历史
那么，资本主义是不是会马上死亡呢？许多人认为不会。新的、可以有效代替它的东西似乎并未成型。正如“占领华尔街”的人提不出具体的主张和方案一样，现在还看不到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的观点有代表性，他在去年11月著文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制度，但人们现在还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这就是我对现实的看法”。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去年9月在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上著文说，“事实证明，一切都交给市场而不对其进行任何干预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关键是要取‘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既不能走极端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原理，而要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
在智囊人物为资本主义出的主意中，有一种说法一时盛行，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应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今天日子好过的国家实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把中国也归在这一类；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运作得好，无形的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教授不这么看，他认为，不管哪国的政府都一直有“有形的手”，都有“国家干预”。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哪些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最为完善，不仅仅在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方面，而且同样重要的还在于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增长成果方面。”
看来，虽然不满情绪高涨，西方现在要救资本主义的人多，希望它马上死亡的人少。到底前途如何，只能让历史来回答了。
（转自2012年4月24日《经济日报》，作者单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
人们只能感叹世道变化之快。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还在欢呼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世界，“历史终结”了。才过去不到20年，现在轮到资本主义喊救命了。资本主义病得很重，病史很长。19世纪的繁荣与灾难且不去说，到了1929年，资本主义大病一场，这场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欧洲的福利国家。不过，让美国真正走出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参战，军火和军需工业十分兴旺。它还与德国和日本保持“正常贸易”。
二战结束，美国成了西方的首富，西方资本主义渐入佳期。20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增长，60年代似乎是黄金期，经合组织经济体年均增长5.3%。但是，问题也在积累，通货膨胀加剧，1967年，英镑贬值14.3%，那时的美国已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70年代是重要的转折期。军费的无底洞令美国在1971年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摆脱了金本位之后，美国加快了印钞机的转速，开始把祸水引向世界。在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同时发生的所谓“滞胀”压力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带领下，自由化进程开始了。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步伐加快，他们相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对此满怀信心的重要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信贷和举债经营迅速发展，股市一度繁荣，让人难识真面目的金融创新——比如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之类——泛滥成灾。他们玩的是“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掷硬币游戏。据报道，市场上金融债券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难怪有人形容是10匹恶狼(金融投机)盯着1只羔羊(实体经济)。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欧洲出现汇率机制危机，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了。
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2年1月19日的署名文章说，“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这种制度奖励了投机者，惩罚了老实人。人们不得不感叹“美国梦”破碎了，老百姓对自己和下一代能否过得更好丧失了信心。这也就迫使“占领华尔街”的人对占人口1%的富人发出了怒吼。
现在，西方开始质疑堪称资本主义基石的东西。例如，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认为是金科玉律，但希腊债务危机导致私人债务减记，这就等于剥夺了个人的财产。又如，“大到不能倒”导致纳税人为金融寡头的错误买单，这不是动摇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吗？
病根到底在哪里？西方不少人认为，现在并不是资本主义病了，而是政府病了。大家承认，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什么都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处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这些人说，错就错在政府的政策有误，如果改变政策，资本主义仍然有效，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经济制度更善于创造财富和促进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早已揭示，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了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让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产品。这是问题的症结。当美国1%的人拥有40%的财产时，谁还买得起新型的汽车和住房？要说政府的作用，首先得看是为谁服务的政府。去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介绍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演化的历史现象。马克思解释了它如何兴起、运行，以及它最后的结局。
前途如何留给历史
那么，资本主义是不是会马上死亡呢？许多人认为不会。新的、可以有效代替它的东西似乎并未成型。正如“占领华尔街”的人提不出具体的主张和方案一样，现在还看不到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的观点有代表性，他在去年11月著文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制度，但人们现在还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这就是我对现实的看法”。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去年9月在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上著文说，“事实证明，一切都交给市场而不对其进行任何干预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关键是要取‘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既不能走极端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原理，而要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
在智囊人物为资本主义出的主意中，有一种说法一时盛行，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应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今天日子好过的国家实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把中国也归在这一类；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运作得好，无形的手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教授不这么看，他认为，不管哪国的政府都一直有“有形的手”，都有“国家干预”。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哪些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最为完善，不仅仅在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方面，而且同样重要的还在于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增长成果方面。”
看来，虽然不满情绪高涨，西方现在要救资本主义的人多，希望它马上死亡的人少。到底前途如何，只能让历史来回答了。
（转自2012年4月24日《经济日报》，作者单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