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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大师们教会我的那些事
我五岁学会阅读。那是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萨耶学校、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堂上。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时光不再，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魔法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形象。
打破时空屏障，让我同尼莫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同达达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以及阿来米斯（《三个火枪手》人物）并肩作战，粉碎诡计多端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阴谋，让我化身冉阿让扛着马吕斯（《悲惨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躯体在巴黎的内脏中跼蹐前行。
阅读把梦想变成生活，又将生活變成梦想，让孩童如我亦能触及文学的广袤天地。我母亲曾经对我说，我最初的习作其实就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总是为故事的终结而伤心，或是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或许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尽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从成长到成熟，再到终老，我都在延续着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满冒险和激动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亲此刻也在这里，她读到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动情至流泪。我也希望佩德罗姥爷在这里，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顶秃得铮亮。他总是对我的诗句赞赏有加。还有卢乔舅舅，他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尽管彼时彼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都无法填饱肚子。
一生中，我身边满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爱护我，鼓励我，在我彷徨的时候，将他们的信念传递给我。正是由于他们，当然，也凭着我的执着和一点点运气，我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集激情、嗜好和奇迹于一身的事业中来。这事业就是写作。
写作让我们开启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让我们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写作是化习常为神奇，又化神奇为习常；它驱散混沌，点石成金，使瞬间永存，视死亡如过眼云烟。
写故事并不容易。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
福楼拜告诉我，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福克纳告诉我，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
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
萨特告诉我，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告诉我，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
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虚构让我们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在我们那样的国度里，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毕竟那里读者稀缺，穷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种迟疑从未令我的热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笔耕不辍，即便是在为温饱而奔波几乎占据全部时间的那些岁月里亦是如此。
我相信我做对了，因为如果文学之花只能绽放在文化高度发达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会里，那么它断不会出现。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
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一如写作，阅读也是对生活之匮乏的一种抗议。在虚构中寻找弥补阙如的人一定会说，其实何须言之？何须意识到这一点？此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远不足以满足我们对终极理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该更加美好才对。
我们之所以创造了虚构，正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体会到我们渴望拥有的那许多别样的生活，因为往往我们甚至连其中之一种也无法完整拥有。
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将很难意识到能够让生活得以维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很难意识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识形态、被宗教践踏而变成了地狱。如果有谁不相信文学除了能够让我们置身美丽和幸福的梦想，还能警告我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那么就请他问问自己，为何所有企图从襁褓到坟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权都如此惧怕文学，为何他们都要采取监督和压制的手段？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由想象在书中自由驰骋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读者将使虚构成为可能的自由、在虚构中实践着的自由，与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蒙昧与惧怕作一比较，虚构就会激发人的反叛情绪。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在编织故事的同时也宣扬了不满。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远比日常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倘若这种思想扎根于民众的意识，民众就会变得难以操纵，难以让他们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检察官和狱卒中间更安全、更舒适的谎言。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
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
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树起的分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惧则来自那些狂热分子，那些制造自杀性袭击的恐怖主义者。他们抱着陈腐的观点，认为杀戮可以换来天堂，无辜人的鲜血可以洗清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将真理强加到错误的信仰之上。
责编：何建娇
我五岁学会阅读。那是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萨耶学校、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堂上。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今，近七十年时光不再，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魔法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形象。
打破时空屏障，让我同尼莫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同达达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以及阿来米斯（《三个火枪手》人物）并肩作战，粉碎诡计多端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阴谋，让我化身冉阿让扛着马吕斯（《悲惨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躯体在巴黎的内脏中跼蹐前行。
阅读把梦想变成生活，又将生活變成梦想，让孩童如我亦能触及文学的广袤天地。我母亲曾经对我说，我最初的习作其实就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总是为故事的终结而伤心，或是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或许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尽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从成长到成熟，再到终老，我都在延续着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满冒险和激动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亲此刻也在这里，她读到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动情至流泪。我也希望佩德罗姥爷在这里，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顶秃得铮亮。他总是对我的诗句赞赏有加。还有卢乔舅舅，他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尽管彼时彼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都无法填饱肚子。
一生中，我身边满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爱护我，鼓励我，在我彷徨的时候，将他们的信念传递给我。正是由于他们，当然，也凭着我的执着和一点点运气，我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集激情、嗜好和奇迹于一身的事业中来。这事业就是写作。
写作让我们开启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让我们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写作是化习常为神奇，又化神奇为习常；它驱散混沌，点石成金，使瞬间永存，视死亡如过眼云烟。
写故事并不容易。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
福楼拜告诉我，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福克纳告诉我，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
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
萨特告诉我，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告诉我，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
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虚构让我们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在我们那样的国度里，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毕竟那里读者稀缺，穷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种迟疑从未令我的热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笔耕不辍，即便是在为温饱而奔波几乎占据全部时间的那些岁月里亦是如此。
我相信我做对了，因为如果文学之花只能绽放在文化高度发达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会里，那么它断不会出现。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
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一如写作，阅读也是对生活之匮乏的一种抗议。在虚构中寻找弥补阙如的人一定会说，其实何须言之？何须意识到这一点？此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远不足以满足我们对终极理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该更加美好才对。
我们之所以创造了虚构，正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体会到我们渴望拥有的那许多别样的生活，因为往往我们甚至连其中之一种也无法完整拥有。
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将很难意识到能够让生活得以维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很难意识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识形态、被宗教践踏而变成了地狱。如果有谁不相信文学除了能够让我们置身美丽和幸福的梦想，还能警告我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那么就请他问问自己，为何所有企图从襁褓到坟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权都如此惧怕文学，为何他们都要采取监督和压制的手段？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由想象在书中自由驰骋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读者将使虚构成为可能的自由、在虚构中实践着的自由，与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蒙昧与惧怕作一比较，虚构就会激发人的反叛情绪。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在编织故事的同时也宣扬了不满。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远比日常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倘若这种思想扎根于民众的意识，民众就会变得难以操纵，难以让他们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检察官和狱卒中间更安全、更舒适的谎言。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
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
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树起的分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惧则来自那些狂热分子，那些制造自杀性袭击的恐怖主义者。他们抱着陈腐的观点，认为杀戮可以换来天堂，无辜人的鲜血可以洗清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将真理强加到错误的信仰之上。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