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民教育的特点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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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标志着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也进入“快车道”,新型农民的培育也显得更为紧迫。当前农民教育呈现需求多样化、层次提升、教育职能公共化等特点。为此,我们应当不断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模式,针对不同层次需求的农民开展教育培训,并以政府为主导,使农民教育规范化、制度化。
  关键词:工业化阶段;农民教育;特点;策略
  
  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农村的兴盛最根本的是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一大批观念守旧、文化基础薄弱、科技能力低下、市场竞争意识低下的农民成长为新时代下“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教育是培育新型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将结合我国当前工业化阶段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探索现阶段我国农民教育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及对农业、农村产生的影响
  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由来已久,但是不同时代赋予农民教育的历史使命不尽相同。如针对建国初期我国农民普遍识字率不高,基础文化薄弱的情况,当时党中央提出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广大农民的识字率,以更好吸收新知识、新思想;而进入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逐步在农民中间建立,客观上对农民提出了对农业种养殖技术的强烈需求,农科技的教育成为农民教育的新热点。那么,当前我国农民教育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笔者认为,农民教育取决于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特征来说又属于“由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判断当前农民教育呈现的新特点,须从我国当前的工业化阶段性出发,综合分析当前工业化阶段对农业、农村产生了哪些影响,给农业及农民提出了哪些要求。
  学界对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主要依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的“人均收入水平(GDP或GNP)标准”、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标准”和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m)的“工业内部结构变动标准”三大学说。学者王树华(2008)综合运用上述三大划分方法得出结论:我国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这实质上意味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但是,由于我国区域辽阔,受区域发展的先天禀赋及政府历史以来的工业战略布局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先后实施等因素的影响,地区间的差异性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之后,会对农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第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一般说来,工业化会伴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原来三次产业结构中的劳动力结构也会随之打破,农业劳动力(富余)会源源不断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而进入加速期之后(工业化中期之后)这种转移也会随之加速。
  第二,是农业保障性功能增加。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的根本,也是轻工业产品原材料的重要保障,这两个方面并不会因工业化加大而减弱,恰恰相反,会因工业化加速而增强。因为,越来越少的农民将要养活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者,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也会引起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原材料的短缺。
  第三,是农业生产走向市场化、专业化。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会对农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多样性、差异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缘于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缘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对原材料的更高要求。传统农业将向现代农业转型,从育种、肥料到薄膜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前端农业产业链,再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的中端农业产业链,最后到终端的倉储、运输和销售,甚至包括像秸秆等这些“废物”的再利用等,都将实行专业化分工,市场化经营。农业科技含量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第四,农业及农村的消费功能明显提高。工业化中期意味着工业产品的大量产出,这些工业产品将会不断拓展农业及农村市场,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依赖及互动要求越来越强烈。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根据库兹涅茨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农业人口是构成本国工业品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市场贡献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也包括消费资料市场。
  第五,农业的现代附加功能增多。“在现代工业社会时期,……除已有经济功能仍不断强化外,还承担起保障农民就业、保护资源环境、文化休闲和农业文化的传承等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非经济生产功能。”这实际上也是工业化程度提升后,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提升以及文化修养、思想意识提高的一种体现。
  二、现阶段农民教育呈现的新特点
  根据上述关于工业化中期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现阶段农民教育呈现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农民教育需求往多样化发展,并随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而变化
  如前文所言,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快速增加,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部门内分工也快速递增。根据200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我国有45个行业,4700多个工种。这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一个丰富的转移就业机会选择的同时,也给对农村农民的职业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农民教育需求(尤其是职业培训教育)呈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因市场竞争而形成的职业间的机会成本差异显著增加,从而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业的选择方面会快速变化,加大了农民职业培训的难度和要求。
  (二)农民教育的高层次需求提升,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增强
  在工业化进入中期的转型期之后,农业内部的劳动力便得接受承担更“繁重”的农业的生产劳动任务,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轻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当然,这种“繁重”并不意味着留在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更辛苦,因为单靠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无法完成上述历史使命的。农业生产者将要学习掌握更先进、科学的农业技术,并重新根据农业产业化进行专业分工,从而真正实现不追加劳动力的投入和不扩大基本农田规模的前提下增产。在农业专业化、科技化的推动下,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将大大增强。而农业产业化也将农民推向风险加大的市场,法律、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需求随之增多。
  (三)思想观念及公民意识教育在农民教育中的地位逐步加强
  “愚、贫、弱、私”是20世纪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民教育倡导者晏阳初先生给中国农民概括的四个主要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私”更多的是指农民缺乏现代公民意识。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真正使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是现代化的农民。当我们农民与小私有(现代农业强调合作)、保守、陋习、宗族等价值观念彻底告别,而文明、礼貌、自由、民主、法治、上进、崇尚科学等新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我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讲我们农民“现代化”了。农民现代化的转型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的根本,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四)农民教育逐渐成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逐渐强化
  农业相对于工业的先天劣势使得农村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增加速度落后于城镇居民,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突显,矛盾易激化。学界对于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忧心忡忡,并认为造成这一局面与我国建国以来实施的“重工业化优先选择战略”关系密切,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长期的、较大的“牺牲”。当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客观上,一方面农民在“转型”方面教育成本支付能力由于长期收入增加缓慢而普遍不高,由农民全部承担“转型”的所有教育成本客观上行不通,这大大制约了农民素质的提高,满足不了国内人力资本提升的需求;另一方面当工业化进入中期之后,伴随着国家财政税收的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协调发展。两方面恰好促使农民教育逐渐成为政府重要的一项公共服务职能。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就已经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职能的重要性。
  三、新时期改善农民教育的建议
  (一)紧跟市场,丰富农民职业教育的内容
  根据前文所述,当前农民教育中职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担负着连接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用工需求的重任,应当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放到当前农民教育的工作重点。但是,农民职业教育涉及面广,往往会因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没有及时跟进,这样参加培训的农民就会感觉到所接受的培训内容“过时”了,没用,最终选择离去。根据有着资料统计,当前我国通过正规培训站转移就业的人数并不多,当前我国农民的培训率仅为20%-30%,大部分农民尚未得到培训。所以,农民职业培训站要不断跟随市场变化,丰富教育的内容。当然,这对培训的师资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聘用更多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技师作为兼职教师,以不断满足教育内容拓展的要求。
  (二)针对不同层次需求的农民进行教育
  我们当前的农民教育往往采取集中“打包”的方式,没有区分不同层次的农民进行教育,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效果往往不佳。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小学尚未毕业,有的则有高中学历,接受教育的能力不同,个人职业定位、人生抱负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农民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当前就业竞争十分激烈,我们还要注意对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农民进行“创业教育”,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的农民企业家。
  (三)创新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农民教育培训要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确实有效的教育培训服务模式。就目前来看,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仍显单一,培训班、培训站、讲座或“一阵风”式的文化、科技、法律、衛生、医疗“五下乡”,常常容易导致内容的空洞与形式化,时间一长,农民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惠”。我们认为创新农民教育培训模式关键是围绕农民如何真正学到真知识、真技能,将教育培训延伸到农民学有所“用”上。农民是否学到真东西,由实践和市场检验。如对农科技的教育培训而言,可采取“学校+基地+农户”、“学校+公司+农户”等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使农民学有所成。
  (四)政府主导,农民教育规范化、制度化
  当前各种教育、培训单位都强调“短、平、快”,加上各教育、培训单位鱼龙混珠,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对于当前我国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等,要参考国外的经验,政府通过立法及政策制定,使之朝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教育培训的主体与受教育培训的农民双方的权利、义务要予以正式的法律明确。从教育培训的经费筹措、到教育培训单位的资质认定、再到教育培训的管理监督、以及教育培训的考核评估等都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对于教育培训的教师资格及待遇等等也要有明确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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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GL079。
  (作者单位:岑乾明,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宋卫琴,吉首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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