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万学: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
　　
　　戚万学在2009年第10期《教育研究》撰文指出,文化定位、文化选择、文化取向乃至文化重建的焦虑一直都是作为自觉自为的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意义上的困惑,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焦虑和困惑愈来愈显著。具体表现为:文化路向的迷失、文化传统的断裂、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和文化殖民的压力等等。文化路向的叩问旨在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文化传统的追索旨在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碰撞的辨析是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化殖民压力的揭示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正在遭遇的困惑。道德教育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
　　
　　蔡秀梅:从“知行不一”看学校道德教育的有限性
　　
　　蔡秀梅在《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24期撰文指出,学校德育不应也不能为生活中的知行不一现象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德育的作用是有限的。面对知行不一的社会道德失范局面,一味抱怨学校德育的失效是无力的,这一观点只是看到了学校德育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学校德育能力的有限性。从生活的角度来说,知行不一的事实是生活的原貌,是人之常情,这一点德育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从理论上来说,学校德育也不能在“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之间建立一个必然的桥梁。因为,道德之知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教的,在个体复杂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个体道德行为也是不确定的。面对“重知轻行”的指责,学校德育也在进行改革,努力使教育与生活联系起来,不断加强社会实践,但学校德育永远也无法摆脱其计划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理性规划与充满偶然和不确定因素的现实生活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注定了学校德育作用的有限性。由此看来,学校德育的改革确实应该转变路径,而不是简单的如何“加强”的问题了。
　　
　　傅淳华:学校时间制度的德性困境及其超越
　　
　　傅淳华在《教育科学研究》2009年第12期撰文指出,为了充分利用好时间,实现人类各种各样的目的,时间的制度化进程早已开始。而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将时间制度规划、利用时间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时间制度最终成型。但这可能将对现实中的学校生活产生一些恶劣的影响。作者认为,学校时间制度的存在当然有其合理性,它体现着学校甚至整个社会对每个学生的要求,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旨在对每个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但是当这种强制性的约束和限制超过一定限度时,制度本身的德性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学校,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让心灵成长的地方,让一个个生命享受道德浸润的地方。如果学校不是出于为每个学生考虑的角度去运用时间制度,而是以群体的规范来压制个体的自由,限制个体的发展,那么其合道德性就要受到质疑。因此,我们必须追寻、回返它的本体诉求———德性,即从确立德性原则入手,再按照德性原则制订和执行学校时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