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唐明清的通商之路，也被今人称道为盛唐使臣名士从京城长安流徙江南的花雨诗路。夏禹治水、仓颉造字、商鞅封邑、四皓隐居、黄巢挥戈、闯王屯兵，以至近代在此创建的鄂豫陕苏区革命根据地，都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样一种优势造就了商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贾平凹、京夫、杨才玉为代表的奋战在省城及全国各地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出版战线的商洛作家群和文化人，就是从这片土壤中吸取营养茁壮成长起来的，影响遍及全国文坛。
　　钟情收藏 痴心不改
　　杨才玉，1943年7月23日出生于商洛市商州区板桥镇岭底村。小时候家里很穷，无房无地，全靠租房住租地种，再加上父亲出外用扁担担挑挣一些零花钱养活全家，属于“商洛扁担帮”那样的人，在当地也有一定影响。在他6岁那年，父亲挑着商洛做的那种木碗，到河南卢氏一带去换棉花，不幸在卢氏黑沟岭遭到土匪的抢劫，被谋财害命。父亲遇害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真情，那时母亲就带上他这个小儿子在水道河上下到处求神拜佛，打听父亲的消息，直到三年后才有卢氏来人告知此恶信。这件事对他们家来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全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发生这样的事对他们家庭的摧残打击非常之大，所以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性格。上完小时学校离家很远，要走十几里的山路，还要在学校留宿，上初中更要翻山越岭，走二十里路程。就这样从初小到完小，从完小到初中，再到大学专科，他一步步坚持走过来了。
　　正当杨才玉满怀憧憬准备走上教学岗位时，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和陕西省水利学校暂时停办，断了他做教师的梦，于是进了省级水利水保和农林管理部门，在政府系统工作了20多年，后来又转到陕西省委机关，又是20多年。这样的经历对他的锻炼和提高比较大，也为他以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收藏》杂志酝酿筹备的时间是1991、1992年，正式出刊是1993年，到2013年整20年。创办《收藏》杂志时，杨才玉在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分管四个处室，还兼任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工作担子很重，行政事务繁忙，对此他是尽心竭力，没有丝毫怠慢。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之外，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些精力，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钟情，就筹划创办了《收藏》杂志，以期对社会多做些贡献。对此有些人就有看法，认为他把党政工作搞好就行了，怎么还要去办杂志？他想：一个人有这样的精力，又有这样的才能，本职工作做好了不受影响，另外干别的事，去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都要遭到非议，而他就是顶着这种压力朝前走的。
　　1993年10月，杨才玉离开陕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岗位后，又先后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省政协常委、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都是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同样是问心无愧。但他更看重从事收藏文化事业这份开拓性的工作，包括创办《收藏》杂志并出任总编、组建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并出任会长。当然办杂志过程中也有一些人的误会，后来随着杂志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认同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圈内很多人士称他为“收藏界的大腕”。因他收藏起步较早，年轻时在北京上学期间就喜欢上了集邮，向同学收集信销票，有时也到北京东华门中国集邮公司买一些盖销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他在陕西省委机关组建了职工集邮协会，出任会长，协会搞得有声有色，还被评为全国集邮先进集体，他也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逐渐喜欢上书画，因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购买书画精品，只是书画界的朋友每有赠予，这培养了他对书画的兴趣。对集邮和书画的爱好，为他创办《收藏》刊物做了很好的准备，像为种子的发育培育了适宜的土壤一样。至于“大腕”这个称呼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刊物影响的扩大而流行起来的。当时他又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筹办了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大家又推举他当会长。那时他的身份一个是《收藏》杂志的总编，一个是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再加上他后来又当了荟萃着众多文史大家和著名书画家的省文史研究馆的馆长，这样一来就确实进入了这个圈子。他认为大家有这样的称呼，应该是他用《收藏》杂志，撬动了中国文化艺术品市场，给中国的民间收藏大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收藏学的建立做了很好的铺垫，和全国的收藏家、广大的收藏爱好者以及从事收藏理论研究的文化工作者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大家通过这样一个纽带互相联系、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这也是《收藏》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现在有人问他收藏什么？他说：“我现在收藏收藏家，谁是收藏家我就收藏谁。”
　　如果要对杨才玉人生经历进行评价的话，他认为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几十年是很重要的，这是他一生的依赖和依托。他以成为这样一位国家公务员而自豪，在这些岗位上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问心无愧。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大浪淘沙，人们会发现他对中国收藏文化的独特贡献，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
　　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曾经说：《收藏》是“中国藏界的名片、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文化的芯片”。这种评价反映了广大读者的心声，是广大读者对《收藏》发自内心的一种厚爱。
　　《收藏》现在月发行十多万册，多层面、多角度地向人们展示着古往今来千奇百怪的收藏世界。回顾20年的发展历程，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如果说有成就的话，首先是它的诞生填补了国内收藏期刊的空白，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收藏类期刊的历史。《收藏》从创刊至今一直深受读者的推崇和喜爱，影响力及知名度与日俱增。尽管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国内藏刊不断涌现，并且都各有特色和市场。但许多读者经过鉴别对照后觉得还是《收藏》好，由衷地发出感叹：“藏刊不少，《收藏》最好。”由于《收藏》在业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多次受到陕西省党政领导和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高度肯定和褒奖。
　　杨才玉认为，过去人们谈收藏只是一种爱好，但是现在谈收藏就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了，有些人还把这种爱好变成一种事业，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把他的家人都带进了收藏领域。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收藏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慧眼识珠 一鸣惊人
　　《收藏》何以如此抢手？
　　一封学生来信直抒胸臆：“我们全家都爱看《收藏》杂志：我爸爱看有关古钱、纸币方面的文章；我爱看有关邮票、门券方面的文章；弟弟则爱看关于粮票方面的文章。我们各有所好。”
　　他常常亲自审稿，着意提炼主题，画龙点睛，发表了许多知识性、趣味性极强的文章。如一口农井套住世界“第八奇迹”兵马俑的故事；一剂中药引发殷墟甲骨文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红薯窖揭开西汉楚王陵地宫谜团……这些文章在当时都引起了轰动，被多家报刊转载。
　　《收藏》走出收藏界而广为世人所知，是1996年9月中旬的事。杨才玉在当年第10期《收藏》上发表的专访：《典藏国宝殚精竭虑 张氏三代功不可没——散佚近二千年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和海外诸多报刊广泛报道。杨才玉在文中写道：《孙武兵法》82篇的真伪，得到了考古挖掘的佐证。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4974枚竹简中，整理出先秦多部军事著作，其中误以为是孙膑之作的《五度九夺》篇的残缺竹简有116字，经与《孙武兵法》82篇对照，系其中第三十九篇，原篇题为《九夺》，全文完整，填补了汉墓竹简漏缺的124字，加上此文汉楚王韩信批注36字共补缺160字，使这一重大考古的缺憾得以弥补。
　　史学界、军事学界人士被震动了。一场围绕《孙武兵法82篇》真伪之争的辩论战打响了。对于杨才玉来说，82篇是真是伪的最终结论固然是他十分关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把深藏于民间的收藏珍品推向社会，以推动对这些藏品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避免其流散和泯灭。”对张敬轩收藏《孙武兵法》残简及82 篇手抄本的介绍，便是出于这一目的。
　　游子不忘故乡情
　　杨才玉近几年时常回商洛，看到家乡的变化很大，他很高兴。铁路、公路、高速路从他家门前通过了。他说：“我是一个商洛的穷苦农民的孩子，从小喝丹江水长大，虽然在外面闯荡了近五十年，但作为一个游子，对家乡还是一往情深的。这么多年虽然我回去的机会比较少，但心还是和故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在商洛工作，自己感到很愧疚，也在努力弥补，为家乡的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收藏》杂志传入商洛之后，对商洛文物事业和民间收藏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商洛地区遗存有丰富的文物资源，特别是继商州到紫荆文化遗址挖掘之后，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又引起了国内外考古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商洛的民间收藏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迅猛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收藏和集邮者达8000多人，仅集邮就达5000多人，集书画、钱币、纪念章、文房四宝、烟标门票、粮票、油票、布票、奇石盆景、书报杂志、篆刻刺绣、剪纸雕塑等收藏类别也大有人在，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离退休干部殷廷明和高毛、牛树本三人收藏毛主席像章1.3万多枚。商州监狱管教干部王晓龙收藏期刊创刊号至今从未间断。商洛市邮电局退休职工张英华和市水务局郭晓琳女士的剪纸艺术名扬全国，目前已集藏剪纸品类100多种近千件。这充分体现出商洛革命老区不但是一个山青水秀的戏剧之乡、书画之乡、诗词之乡，也是收藏之乡。
　　虽然现在商洛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但商洛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只要在做强做大文化产业方面做文章，就会为商洛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随着蓝商高速的开通，商洛已变成西安名副其实的后花园，加入到西安一小时经济圈之列，已融入关中——天水经济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商洛去欣赏大自然，感受商洛文化。杨才玉希望商洛的文化人应该在这样一个大好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用文化带动商洛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商洛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