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200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葉，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巧合的是，乾隆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1000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的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曾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
　　闭关锁国政策施行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御览。
　　 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所作所为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责编：陈毓婧;来源：《1757年：中国彻底闭关锁国》《环球时报》2006年5月23日;作者：杨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