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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庙可能做不下去了。”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直言不讳。
在李凡看来，这个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政府创新，很可能将步大多数地方改革的后尘。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在2008年曾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创新名存实亡。而这些年来奔走于各地直接参与地方创新的李凡更为悲观，他断言地方创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了”。
回顾近些年的地方创新，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举动，如今不少都已是过眼云烟，即便是寥寥的坚持者，也是偏安一隅。
“中国很难出现第二个小岗村了。”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说。如今，“人走政息”成为当下地方创新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不少创新沦为形单影只的样本，孤立无援。
“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2010年8月6日，四川省巴州区白庙乡的政府网站上如期挂出了上个月的公业务费开支统计表，这是自今年3月份白庙乡推出账本公开后的第四份公开统计表。这份账本上，最小的一笔开销是乡政府花4块钱购买了2本信纸的办公费，在此项目的审批人和安排人栏目上，分别是白庙乡乡长欧阳清和乡党委书记张映上的名字。
因公开账本一事，张映上一时成为全国最火的乡党委书记，白庙乡也一夜成名。媒体从全国各地涌来，给白庙乡冠以“中国第一全裸乡政府”之名，寄希望于它成为这方面的改革范本。
但不多久，人们就发现这个“范本”陷于尴尬的境地。6月7日，《成都商报》以“四川巴中白庙乡裸晒账本两月，未争取到一笔资金”为题推出后续报道，张映上对该报记者表示“我简直是哀叹，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这个报道再次引来全国关注，而张映上在3天后否认了上述说法，说“我所到部门都是有回音的”。
巧合的是，就在这天，巴州区召开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决定在该区48个乡镇和3个街道办完全实现政务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州区区长张平阳的讲话中，通篇未提及白庙乡，而称赞同区的兴文镇“做法很好，值得肯定”。
相比白庙乡，兴文镇的账本公开并未上网。《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到兴文镇实地采访，发现经费支出虽然公示，但是只具体到“科目名称”，如当月招待费为3176元、会议费为7300元。这些科目的明细账，则“因为公示栏太小”，放在政府办公楼一楼首问责任室的桌子上。
巴州区监察局局长、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开玉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本单位业务费支出公开到明细科目或具体事项，涉及民生的资金公开到村(居)委会，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直接分配到个人的资金公开到农户。巴州区各乡镇的财务公开主要采取会议公开、政务栏公开、信函公开和网络公开四种方式，而有条件进行网络公开的只有清江镇和白庙乡等。
本刊记者在清江镇政府网站上看到，清江的政府支出公示只更新到5月份。和兴文镇相同，清江镇的公示只具体到“科目名称”而没有科目的明细账，不如白庙乡彻底。
在巴州区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之后，张映上没有再接受过媒体采访。本刊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开门见山说：“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白庙账本公开的另一位“幕后推手”一巴中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国旗同样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此前他曾对媒体说他感受到“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说了“很难听”的话。
据说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白庙开会了
作为白庙账本公开的主要推动者，李凡对白庙的前途甚为悲观：“除非中央表态支持，否则白庙做不下去。白庙做得太猛，太彻底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有潜规则。原来预算改革都是在沿海大城市，没有在内地吃国家财政返还的地方试过。这些地方钱都是上级拨下来的。现在所有干部去了，都不吃饭就跑掉了。跑掉以后，钱也没有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预算公开在全国已有较好的基础。2009年，深圳市民吴君亮经过两年多反复提交申请，终于促使广州市财政局首开先河，公开了广州市各部门的预算。此后，北京、上海、邯郸等地的市民纷纷效仿吴君亮，写信给政府要求进行预算公开。今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相继在网上进行预算公开。
但是，现在已经进行的预算公开大多十分粗略，要让老百姓看得懂、能监督，还有相当距离。
而在这方面引领潮流的白庙乡，却遭遇挫折，这让试图在预算公开方面做出大步改革的后来者陷入困顿。
此前，有知情者透露，上海市闵行区可能会在今年7月份进行预算公开，但最终并未实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调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闵行区)内部已经做好(预算)公开的准备了，主要是考虑到外部环境，才没有公开。”
而所谓对“外部环境”的顾虑，就是担心成为像白庙般的改革“孤岛”。上海市闵行区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据说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白庙开会投资了，闵行当然不希望搞成那样。”
官员财产公示悄无声息
同样颇受关注的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验也并不顺利。
2010年8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去世一周年。这位“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去年8月逝世，却一直不为外人知晓，直到今年7月末《南方都市报》进行报道后才广为人知。
该报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的话说，吴伟平确实生病了，同时也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动后，各方压力很大。到北京求医时病情突然加重，逝在异乡”。
值得注意的是，吴伟平留下的阿勒泰纪委书记一职如今已空缺一年，无人接任。而阿勒泰地区廉政网的干部财产公示信息依然只有去年初公布的“阿勒泰地区首次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表公示”，并未再做更新。
对于当地官员财产公示的前景，阿勒泰地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韩传江和纪委副书记巴合提·热合买提均拒绝了本刊的采访。
到本刊截稿的9月28日，本刊记者再次登录阿勒泰廉政网，多次尝试均无法打开网页，显示的是Bad Request(错误请求)。
相比阿勒泰，与之并称为“一东一西两块惹人注目的试验田”的慈溪则情况稍好。2009年底，主导慈溪干部廉情公示的慈溪市纪委书记周忠贤平调至宁波市鄞州区任纪委书记。此后不久，慈溪市顺利进行了第二次廉情公示，并未出现人走政息的现象。相比第一轮公示，第二轮公示对象由“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扩大为“全市市管干部”。
曾被认为综合了阿勒泰公示公开范围广泛和慈溪公示公开项目这两项优点的湖南浏阳市，如今也已经进行过了第二轮的公示。
《南方周末》此前的报道发现，浏阳和慈溪第二轮的公示中，基本未对第一轮公示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做任何改动，包括公示范围太小，公示时间太短等问 题。
浏阳市纪委常委潘礼寿表示，“浏阳模式”只公示新提拔干部这一局限在“时机成熟”时可以突破。而对于慈溪廉情公示未来的情况，慈溪市纪委副书记范伟明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湖南湘乡被认为是官员财产公示试验的第四站，湘乡的做法打破了此前三个试点只公示中、基层干部财产的做法，一举公布市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以及公检法主要领导等69名正、副县级干部的住房情况。
但在去年11月公示之后，湘乡便再没有后续动作。湘潭市纪委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住房公示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推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到目前为止，从阿勒泰到慈溪，从浏阳到湘乡，在公示进行之后，尚无官员因财产问题而被问责。
地方创新“翻烧饼”
作为地方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基层民主选举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目前基层民主选举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2001年发源于四川。2006年，《华西都市报》曾报道，截至该年9月中旬，四川全省除民族地区外，已有2772个乡镇完成了“公推公选”工作，占全省乡镇总数的63％，看起来颇为兴盛。
但两年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给出的一组数据却给“公推公选”当头一棒。在第四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之后，俞可平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作为基层民主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虽然“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但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至今在全国也只有近300个乡镇在时断时续地推行，还不到全国43275个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百分之一。
另一些走得更远的创新举措更犹如昙花一现。1998年自四川省步云乡开始的乡长直选，在经过十多年坎坷之路后，已经不见踪迹。
在步云改革的同时，与其相距不远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试验。此外，2001年，四川省平昌县在灵山乡进行了“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试点。2004年1月，平昌县笔山乡、岩口镇、涵水镇等全县三分之一乡镇的党委领导班子通过“公推直选”产生。200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推行了七个乡镇长直选。2005年7月17日至24日，江苏省泗洪县24个乡镇先后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大会，14842名农村党员人手一票，选出了24名乡镇党委书记、184名党委委员和72名纪委委员。
虽然后来者众多，但无论是南城乡还是红河州，也基本上是昙花一现，待到下次换届，便重回旧路。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李凡特别提到地方人大系统的创新情况。
“前些年温州市人大政研室搞了一个代表在线，让所有人在网上提意见，这个改革不错，但是后来也不让搞了。”李凡说。
洛阳市将网友代表选为地方人大代表，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新。2009年，作为“网络民间公益组织发起人”的网友“老牛”当选为洛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另有三名网友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把上网的网友推为市人大代表，不管他合法不合法，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凡说。
事实上，洛阳之所以能够选举网友为人大代表，关键在于当时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本人就是一位爱上网的“网络书记”。自从2006年，连维良上任洛阳市委书记后，他相继开通了洛阳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连线政府”栏目。同时，洛阳市政府网络信息中心每周都会把网民提出的问题编成“网民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周报”，送给连维良批阅。
但对于洛阳市选网友为人大代表选举这一举动，李凡表示了自己担忧：“如果换了领导，可能就不承认了。”
至于基层民主的另一条改革之路一村民自治，杨雪冬表示，“乡长直选的失败，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冲击，导致村民自治在回潮，这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明显。”
“回潮”是杨雪冬谈到地方创新时常提到的一个词，“有人把目前的现状归结为翻烧饼现象。整个都是这个状态，走走停停地摸索”。
在李凡看来，这个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政府创新，很可能将步大多数地方改革的后尘。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在2008年曾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创新名存实亡。而这些年来奔走于各地直接参与地方创新的李凡更为悲观，他断言地方创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了”。
回顾近些年的地方创新，那些曾经震撼人心的举动，如今不少都已是过眼云烟，即便是寥寥的坚持者，也是偏安一隅。
“中国很难出现第二个小岗村了。”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说。如今，“人走政息”成为当下地方创新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不少创新沦为形单影只的样本，孤立无援。
“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2010年8月6日，四川省巴州区白庙乡的政府网站上如期挂出了上个月的公业务费开支统计表，这是自今年3月份白庙乡推出账本公开后的第四份公开统计表。这份账本上，最小的一笔开销是乡政府花4块钱购买了2本信纸的办公费，在此项目的审批人和安排人栏目上，分别是白庙乡乡长欧阳清和乡党委书记张映上的名字。
因公开账本一事，张映上一时成为全国最火的乡党委书记，白庙乡也一夜成名。媒体从全国各地涌来，给白庙乡冠以“中国第一全裸乡政府”之名，寄希望于它成为这方面的改革范本。
但不多久，人们就发现这个“范本”陷于尴尬的境地。6月7日，《成都商报》以“四川巴中白庙乡裸晒账本两月，未争取到一笔资金”为题推出后续报道，张映上对该报记者表示“我简直是哀叹，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这个报道再次引来全国关注，而张映上在3天后否认了上述说法，说“我所到部门都是有回音的”。
巧合的是，就在这天，巴州区召开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决定在该区48个乡镇和3个街道办完全实现政务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州区区长张平阳的讲话中，通篇未提及白庙乡，而称赞同区的兴文镇“做法很好，值得肯定”。
相比白庙乡，兴文镇的账本公开并未上网。《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到兴文镇实地采访，发现经费支出虽然公示，但是只具体到“科目名称”，如当月招待费为3176元、会议费为7300元。这些科目的明细账，则“因为公示栏太小”，放在政府办公楼一楼首问责任室的桌子上。
巴州区监察局局长、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开玉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本单位业务费支出公开到明细科目或具体事项，涉及民生的资金公开到村(居)委会，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直接分配到个人的资金公开到农户。巴州区各乡镇的财务公开主要采取会议公开、政务栏公开、信函公开和网络公开四种方式，而有条件进行网络公开的只有清江镇和白庙乡等。
本刊记者在清江镇政府网站上看到，清江的政府支出公示只更新到5月份。和兴文镇相同，清江镇的公示只具体到“科目名称”而没有科目的明细账，不如白庙乡彻底。
在巴州区全区乡镇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会之后，张映上没有再接受过媒体采访。本刊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开门见山说：“晒账本的事不聊，请理解。”
白庙账本公开的另一位“幕后推手”一巴中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国旗同样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此前他曾对媒体说他感受到“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说了“很难听”的话。
据说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白庙开会了
作为白庙账本公开的主要推动者，李凡对白庙的前途甚为悲观：“除非中央表态支持，否则白庙做不下去。白庙做得太猛，太彻底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有潜规则。原来预算改革都是在沿海大城市，没有在内地吃国家财政返还的地方试过。这些地方钱都是上级拨下来的。现在所有干部去了，都不吃饭就跑掉了。跑掉以后，钱也没有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预算公开在全国已有较好的基础。2009年，深圳市民吴君亮经过两年多反复提交申请，终于促使广州市财政局首开先河，公开了广州市各部门的预算。此后，北京、上海、邯郸等地的市民纷纷效仿吴君亮，写信给政府要求进行预算公开。今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相继在网上进行预算公开。
但是，现在已经进行的预算公开大多十分粗略，要让老百姓看得懂、能监督，还有相当距离。
而在这方面引领潮流的白庙乡，却遭遇挫折，这让试图在预算公开方面做出大步改革的后来者陷入困顿。
此前，有知情者透露，上海市闵行区可能会在今年7月份进行预算公开，但最终并未实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调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闵行区)内部已经做好(预算)公开的准备了，主要是考虑到外部环境，才没有公开。”
而所谓对“外部环境”的顾虑，就是担心成为像白庙般的改革“孤岛”。上海市闵行区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据说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去白庙开会投资了，闵行当然不希望搞成那样。”
官员财产公示悄无声息
同样颇受关注的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验也并不顺利。
2010年8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去世一周年。这位“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去年8月逝世，却一直不为外人知晓，直到今年7月末《南方都市报》进行报道后才广为人知。
该报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的话说，吴伟平确实生病了，同时也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动后，各方压力很大。到北京求医时病情突然加重，逝在异乡”。
值得注意的是，吴伟平留下的阿勒泰纪委书记一职如今已空缺一年，无人接任。而阿勒泰地区廉政网的干部财产公示信息依然只有去年初公布的“阿勒泰地区首次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表公示”，并未再做更新。
对于当地官员财产公示的前景，阿勒泰地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韩传江和纪委副书记巴合提·热合买提均拒绝了本刊的采访。
到本刊截稿的9月28日，本刊记者再次登录阿勒泰廉政网，多次尝试均无法打开网页，显示的是Bad Request(错误请求)。
相比阿勒泰，与之并称为“一东一西两块惹人注目的试验田”的慈溪则情况稍好。2009年底，主导慈溪干部廉情公示的慈溪市纪委书记周忠贤平调至宁波市鄞州区任纪委书记。此后不久，慈溪市顺利进行了第二次廉情公示，并未出现人走政息的现象。相比第一轮公示，第二轮公示对象由“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扩大为“全市市管干部”。
曾被认为综合了阿勒泰公示公开范围广泛和慈溪公示公开项目这两项优点的湖南浏阳市，如今也已经进行过了第二轮的公示。
《南方周末》此前的报道发现，浏阳和慈溪第二轮的公示中，基本未对第一轮公示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做任何改动，包括公示范围太小，公示时间太短等问 题。
浏阳市纪委常委潘礼寿表示，“浏阳模式”只公示新提拔干部这一局限在“时机成熟”时可以突破。而对于慈溪廉情公示未来的情况，慈溪市纪委副书记范伟明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湖南湘乡被认为是官员财产公示试验的第四站，湘乡的做法打破了此前三个试点只公示中、基层干部财产的做法，一举公布市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以及公检法主要领导等69名正、副县级干部的住房情况。
但在去年11月公示之后，湘乡便再没有后续动作。湘潭市纪委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住房公示的做法后来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推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到目前为止，从阿勒泰到慈溪，从浏阳到湘乡，在公示进行之后，尚无官员因财产问题而被问责。
地方创新“翻烧饼”
作为地方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基层民主选举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目前基层民主选举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2001年发源于四川。2006年，《华西都市报》曾报道，截至该年9月中旬，四川全省除民族地区外，已有2772个乡镇完成了“公推公选”工作，占全省乡镇总数的63％，看起来颇为兴盛。
但两年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给出的一组数据却给“公推公选”当头一棒。在第四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之后，俞可平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作为基层民主重要创新的“公推公选”，虽然“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但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至今在全国也只有近300个乡镇在时断时续地推行，还不到全国43275个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百分之一。
另一些走得更远的创新举措更犹如昙花一现。1998年自四川省步云乡开始的乡长直选，在经过十多年坎坷之路后，已经不见踪迹。
在步云改革的同时，与其相距不远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试验。此外，2001年，四川省平昌县在灵山乡进行了“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试点。2004年1月，平昌县笔山乡、岩口镇、涵水镇等全县三分之一乡镇的党委领导班子通过“公推直选”产生。200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推行了七个乡镇长直选。2005年7月17日至24日，江苏省泗洪县24个乡镇先后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大会，14842名农村党员人手一票，选出了24名乡镇党委书记、184名党委委员和72名纪委委员。
虽然后来者众多，但无论是南城乡还是红河州，也基本上是昙花一现，待到下次换届，便重回旧路。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李凡特别提到地方人大系统的创新情况。
“前些年温州市人大政研室搞了一个代表在线，让所有人在网上提意见，这个改革不错，但是后来也不让搞了。”李凡说。
洛阳市将网友代表选为地方人大代表，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新。2009年，作为“网络民间公益组织发起人”的网友“老牛”当选为洛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另有三名网友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把上网的网友推为市人大代表，不管他合法不合法，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凡说。
事实上，洛阳之所以能够选举网友为人大代表，关键在于当时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本人就是一位爱上网的“网络书记”。自从2006年，连维良上任洛阳市委书记后，他相继开通了洛阳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连线政府”栏目。同时，洛阳市政府网络信息中心每周都会把网民提出的问题编成“网民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周报”，送给连维良批阅。
但对于洛阳市选网友为人大代表选举这一举动，李凡表示了自己担忧：“如果换了领导，可能就不承认了。”
至于基层民主的另一条改革之路一村民自治，杨雪冬表示，“乡长直选的失败，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冲击，导致村民自治在回潮，这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明显。”
“回潮”是杨雪冬谈到地方创新时常提到的一个词，“有人把目前的现状归结为翻烧饼现象。整个都是这个状态，走走停停地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