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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考说：“除非政府强行要我们单户放牧，否则绝对不分，这是出于对整体的考虑。”
关于联户的话题，在曲合尔一队的冬窝子里再次展开了。曲合尔一队位于玛曲县西北部，属于欧拉乡，既临着黄河，又靠着阿尼玛卿山，与青海交界，算是黄河拐完了大U形弯后最后即将流出甘肃境内的部分。草场也涵盖了从河滩到山地等各种类型。
“其实你们一开始来找我们谈，我们还是很戒备的，以为你们是要来给我们搬迁。政府希望我们沿着公路盖房子，这样交通方便，也好看。但是我们不光图方便，最重要的是水源问题，我们的房子最后还是顺着溪流盖起来的，这样每家每户去取水都方便，不会很远。”尕考说。
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考虑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他，这不仅发生在尕考他们队现在的冬窝子砖房的地点选择上，在承包和联户的矛盾上也同样存在。“我们的联户，别看好处这么多，但是上头还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眼闭一眼我们才能这样坚持下来。”尕考说。
这种对联户的微妙态度在我们访问县里的中层干部时也能体会得到。深入到实际中的中层干部们，对联户与承包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认为牧民们自己选择了联合的道路，自然有其合理性，只要不跟上面的政策执行产生严重冲突，还是本着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一到官方场合，坚持承包到户还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
“我们不是说不承包，我们也承包了，每家每户都知道自己家有多少人的草场，因为草场的质量不一样，不能按着一人就是多少亩来分，只能是一人份的草场大概能养多少牲畜，我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的牲畜限制数量和联户的。”尕考解释道。
这样基于承包而形成的联户对牧民们来说，跟大集体时候的“公社化”完全不同，不光是承认了每家草场，并根据这个来设定牲畜限度，也同样允许牧民自由进出。采访中，我们也遇到过先是联户后来退出自家单干的牧民，这样的牧户往往是草场面积较大牲畜数量较少的。虽然在连护体内部有一定的关于牲畜数量和草场面积的补偿规定，比如尕考他们的曲合尔一队制定的，每头牛50元的补偿标准，但对这些少畜户来说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公。“就像采日玛乡的依芝说的那样，他们牲畜多的人家就可以多多占用草场，给的那点补偿连娃娃读书钱的一半都到不了，我还不如把草场收回来租给别人昵。”他们队是19户联户的，他家一共有700亩草场，却只有40头牛，因为劳动力不足，牲畜数量一直都发展不起来。按着他们联户体里的规定，700亩草场是可以养120头牛的，因为没达到标准，每年他可以拿到700元的补偿，但这让他觉得不公平。“那些养了200头牛的人家凭什么只出这么一点钱就可以用我家的草场?去年我家从联户里分出来了，多余的草场租出去，一年10000元，不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吗?”
联户中确实涉及到了个人牧户与整体权利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分分合合中最终摸索出最适合的路。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除非政府强行要我们单户放牧，否则绝对不分，这是出于对整体的考虑。”尕考说。在他看来，无论是牧草质量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大队比周边其他小联户和单户的都明显要好。甚至牧民们还大概估算过，如果全部分到单户，就算在现在牛羊数量的基础上再限制一些，草场肯定也是不好的。在周边就有这样的案例，一家分了20米宽5公里长的草场，从山顶到黄河边，牛羊一天来回一趟，就把牧草都踩踏坏了。如果划分草场的时候不是这种长条形的话水源问题又无法解决。所以，对于联户的好处和必要性，曲合尔大队整体充满信心。
其实同样的困惑在整个首曲湿地上普遍存在。我们在采日玛乡见到，现在几乎每个队都缺水，不光牲畜，就连人吃水都有了困难，而这种困难本来是不应发生，或不会这么严重的。在曼日玛大面积的草场上，除了黄河沿岸之外，还有几处泉水和溪流，却因为草场承包的关系，都被划给了某个队甚至某户人家。虽然也有大队像尕考他们一样在内部进行了联户，却仅限于自己队的草场上，而无法跨村跨队地利用水源。结果缺水的牧民只有交牲畜饮水费或是赶着畜群长途跋涉到黄河边去。有的队冬场上有水夏场没水，为了迁就水源，只能尽可能缩短在夏场的时间，甚至一年中10个月都呆在冬场上。这也让牧草几乎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给草场造成了额外压力，致使原本就处在退化过程中的草场出现更严重的沙化退化。
就像尕考说的，“绝不分草场，这是出于整体的考虑。”曼日玛乡的牧民们则是更进一步地要求应该扩大联户规模：“我们要联户，不仅在大队范围内，最好能跨队、跨乡，全地区都连起来!”只是，大队内的联户已经不易，要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还要从整体角度把握和控制牲畜数量，草场压力，所以至今，更大范围的联户还只停留在期望阶段。
在曲合尔一队，联户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部草场的压力，但并不是可以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通过尕考他们老人会与各家各户达成了限制牲畜的协议：联户后，各家牲畜数量不得超过标准，比如每人(承包草场时分到草场的人)不得超过40头牦牛，多养1头牛罚200元，按一头牛等于四只羊来折算，各家可以自主决定牛羊的比例。没达到标准的人家，可以选择让牲畜超出的人家补偿。“现在整个情况是牲畜数量刚刚好，超过标准的人很少，否则全村人不答应。”村民们对这个规定都愿意接受。联户成了控制牲畜数量的自发机制。不仅从限制牲畜数量、草场的使用等方面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更在经历了几次雪灾之后，提出了保留公益草场的办法。
在草原上，因为完全靠天吃饭，自然灾害对畜牧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规避风险，牧民们传统上都会保留出一块应急草场，就像储备粮一样，用围栏围起来不放牧，只等着灾害来临时候应急。
在尕考的记忆里，牲畜承包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草还很高，雨水好的季节，牧草都能达到马镫，至少有六七十厘米，那时候一场雪下来，就算没膝深也不会酿成灾害，高草会从雪里露出来，牲畜依然吃得到。但最近这些年，草场越来越差了，二三十厘米的降雪在以前根本不算什么，到了今天却能成为大雪灾，而以往传统上的抗灾草场经过草场承包之后，也已经分给了几户牧民。
经历过几次雪灾，村民们在一起商讨，既然草场已经整个联合起来了，为什么不能再恢复以往的抗灾草场呢7几乎没有异议地，这个决定很快通过了，4000亩草场也从冬季草场上划出，就在黄河边，离他们的冬窝子不远，单独用围栏围起来，成了曲合尔大队应对灾害的“储备粮”。
但是，什么时候，谁才能使用这块草场呢?如果遇到平常年份不需要专为了抗灾而动用这块草场的话，又怎么处理?4000亩好草场面积可不小，几乎等于中等家庭5户人家的草场面积，关于这块公益草场的使用规定也在老人会和牧民的讨论中初步定了下来：除了特殊年份遇到灾害之外，家里有困难比如劳动力不足等，不能转场到深山里的夏季草场去，可以申请把羊放到公益草场里，每50只羊交一只羊的使用费。这些作为使用费交上来的羊则作为大队的集体财产由牧民们一家一户轮流看管。如果谁家有灾难，家里人生病，娃娃要上学有困难等，集体会从这笔公共财产里拿出一部分资助他们，也会按年给一些孤寡老人们支付生活费。这看似简单的公益草场，看似简单的规定，却把整个队团结在了一起，也解决了部分的社会保障问题。
外人看来这种有效的管理措施与保障体系，尕考却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传统上一直就是这样的，在草原上放牧，大家必须互相帮助。我们公益草场所有收入都是集体的，就应该用于帮助有困难的人。”
关于联户的话题，在曲合尔一队的冬窝子里再次展开了。曲合尔一队位于玛曲县西北部，属于欧拉乡，既临着黄河，又靠着阿尼玛卿山，与青海交界，算是黄河拐完了大U形弯后最后即将流出甘肃境内的部分。草场也涵盖了从河滩到山地等各种类型。
“其实你们一开始来找我们谈，我们还是很戒备的，以为你们是要来给我们搬迁。政府希望我们沿着公路盖房子，这样交通方便，也好看。但是我们不光图方便，最重要的是水源问题，我们的房子最后还是顺着溪流盖起来的，这样每家每户去取水都方便，不会很远。”尕考说。
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考虑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他，这不仅发生在尕考他们队现在的冬窝子砖房的地点选择上，在承包和联户的矛盾上也同样存在。“我们的联户，别看好处这么多，但是上头还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眼闭一眼我们才能这样坚持下来。”尕考说。
这种对联户的微妙态度在我们访问县里的中层干部时也能体会得到。深入到实际中的中层干部们，对联户与承包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认为牧民们自己选择了联合的道路，自然有其合理性，只要不跟上面的政策执行产生严重冲突，还是本着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一到官方场合，坚持承包到户还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
“我们不是说不承包，我们也承包了，每家每户都知道自己家有多少人的草场，因为草场的质量不一样，不能按着一人就是多少亩来分，只能是一人份的草场大概能养多少牲畜，我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的牲畜限制数量和联户的。”尕考解释道。
这样基于承包而形成的联户对牧民们来说，跟大集体时候的“公社化”完全不同，不光是承认了每家草场，并根据这个来设定牲畜限度，也同样允许牧民自由进出。采访中，我们也遇到过先是联户后来退出自家单干的牧民，这样的牧户往往是草场面积较大牲畜数量较少的。虽然在连护体内部有一定的关于牲畜数量和草场面积的补偿规定，比如尕考他们的曲合尔一队制定的，每头牛50元的补偿标准，但对这些少畜户来说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公。“就像采日玛乡的依芝说的那样，他们牲畜多的人家就可以多多占用草场，给的那点补偿连娃娃读书钱的一半都到不了，我还不如把草场收回来租给别人昵。”他们队是19户联户的，他家一共有700亩草场，却只有40头牛，因为劳动力不足，牲畜数量一直都发展不起来。按着他们联户体里的规定，700亩草场是可以养120头牛的，因为没达到标准，每年他可以拿到700元的补偿，但这让他觉得不公平。“那些养了200头牛的人家凭什么只出这么一点钱就可以用我家的草场?去年我家从联户里分出来了，多余的草场租出去，一年10000元，不是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吗?”
联户中确实涉及到了个人牧户与整体权利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分分合合中最终摸索出最适合的路。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除非政府强行要我们单户放牧，否则绝对不分，这是出于对整体的考虑。”尕考说。在他看来，无论是牧草质量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大队比周边其他小联户和单户的都明显要好。甚至牧民们还大概估算过，如果全部分到单户，就算在现在牛羊数量的基础上再限制一些，草场肯定也是不好的。在周边就有这样的案例，一家分了20米宽5公里长的草场，从山顶到黄河边，牛羊一天来回一趟，就把牧草都踩踏坏了。如果划分草场的时候不是这种长条形的话水源问题又无法解决。所以，对于联户的好处和必要性，曲合尔大队整体充满信心。
其实同样的困惑在整个首曲湿地上普遍存在。我们在采日玛乡见到，现在几乎每个队都缺水，不光牲畜，就连人吃水都有了困难，而这种困难本来是不应发生，或不会这么严重的。在曼日玛大面积的草场上，除了黄河沿岸之外，还有几处泉水和溪流，却因为草场承包的关系，都被划给了某个队甚至某户人家。虽然也有大队像尕考他们一样在内部进行了联户，却仅限于自己队的草场上，而无法跨村跨队地利用水源。结果缺水的牧民只有交牲畜饮水费或是赶着畜群长途跋涉到黄河边去。有的队冬场上有水夏场没水，为了迁就水源，只能尽可能缩短在夏场的时间，甚至一年中10个月都呆在冬场上。这也让牧草几乎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给草场造成了额外压力，致使原本就处在退化过程中的草场出现更严重的沙化退化。
就像尕考说的，“绝不分草场，这是出于整体的考虑。”曼日玛乡的牧民们则是更进一步地要求应该扩大联户规模：“我们要联户，不仅在大队范围内，最好能跨队、跨乡，全地区都连起来!”只是，大队内的联户已经不易，要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还要从整体角度把握和控制牲畜数量，草场压力，所以至今，更大范围的联户还只停留在期望阶段。
在曲合尔一队，联户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部草场的压力，但并不是可以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通过尕考他们老人会与各家各户达成了限制牲畜的协议：联户后，各家牲畜数量不得超过标准，比如每人(承包草场时分到草场的人)不得超过40头牦牛，多养1头牛罚200元，按一头牛等于四只羊来折算，各家可以自主决定牛羊的比例。没达到标准的人家，可以选择让牲畜超出的人家补偿。“现在整个情况是牲畜数量刚刚好，超过标准的人很少，否则全村人不答应。”村民们对这个规定都愿意接受。联户成了控制牲畜数量的自发机制。不仅从限制牲畜数量、草场的使用等方面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更在经历了几次雪灾之后，提出了保留公益草场的办法。
在草原上，因为完全靠天吃饭，自然灾害对畜牧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规避风险，牧民们传统上都会保留出一块应急草场，就像储备粮一样，用围栏围起来不放牧，只等着灾害来临时候应急。
在尕考的记忆里，牲畜承包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草还很高，雨水好的季节，牧草都能达到马镫，至少有六七十厘米，那时候一场雪下来，就算没膝深也不会酿成灾害，高草会从雪里露出来，牲畜依然吃得到。但最近这些年，草场越来越差了，二三十厘米的降雪在以前根本不算什么，到了今天却能成为大雪灾，而以往传统上的抗灾草场经过草场承包之后，也已经分给了几户牧民。
经历过几次雪灾，村民们在一起商讨，既然草场已经整个联合起来了，为什么不能再恢复以往的抗灾草场呢7几乎没有异议地，这个决定很快通过了，4000亩草场也从冬季草场上划出，就在黄河边，离他们的冬窝子不远，单独用围栏围起来，成了曲合尔大队应对灾害的“储备粮”。
但是，什么时候，谁才能使用这块草场呢?如果遇到平常年份不需要专为了抗灾而动用这块草场的话，又怎么处理?4000亩好草场面积可不小，几乎等于中等家庭5户人家的草场面积，关于这块公益草场的使用规定也在老人会和牧民的讨论中初步定了下来：除了特殊年份遇到灾害之外，家里有困难比如劳动力不足等，不能转场到深山里的夏季草场去，可以申请把羊放到公益草场里，每50只羊交一只羊的使用费。这些作为使用费交上来的羊则作为大队的集体财产由牧民们一家一户轮流看管。如果谁家有灾难，家里人生病，娃娃要上学有困难等，集体会从这笔公共财产里拿出一部分资助他们，也会按年给一些孤寡老人们支付生活费。这看似简单的公益草场，看似简单的规定，却把整个队团结在了一起，也解决了部分的社会保障问题。
外人看来这种有效的管理措施与保障体系，尕考却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传统上一直就是这样的，在草原上放牧，大家必须互相帮助。我们公益草场所有收入都是集体的，就应该用于帮助有困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