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150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與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