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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5996元，比上年增加498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2.0%。工资性收入增加仍然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最大贡献因素。这是4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下称“《绿皮书》”）中公布的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数据。
在统计学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农村住户获得的收入经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形成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
《绿皮书》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5996元，比上年增加498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2.0%。经营净收入5359元，比上年增加331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7.9%;转移净收入2920元，比上年增加317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6.8%;财产净收入342元，比上年增加3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3.3%。
这4项收入中，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率最大，高达42.0%。
专家解释称，工资性收入也就是常说的劳动报酬收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农民工在非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三是本地常住农村人口在外地的从业收入。简单说，就是农民打工挣的钱。
“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代表课题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了一组数据：2018年，农民工就业人数小幅增长，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外出农民工1.73亿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6亿人，比上年增长0.9%。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在农民工人数稳定增长的同时，2018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7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8%。
分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加。2018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58亿人，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全国占比54.8%，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2亿人，比上年增加378万人;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全国占比41.8%，比上年增加1.1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吸引农民工务工，与近年来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关。但从数据不难看出，无论东、中、西部，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当下‘常态’，因此，土地流转也是必经之路。”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加快，非农产业加速发展，农民由此获得的相關收入增长也较快。
《绿皮书》称，2018年，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收入和出租房屋净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3.6%和19.4%，带动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比上年增长12.9%，达到342元。全年农民人均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1869元，比上年增加232元，增长14.2%，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19.6%。
《绿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88亿人，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农村人口数量5.64亿人，这意味着，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村总人口的51%。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外出打工者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了农民工总数量的50%以上。 未来几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还会增多。”李国祥说，随着城市用工需求激增，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专家指出，虽然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增长，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依然存在农民工资水平低、工资增长缓慢、工资被拖欠克扣等问题。
当下，国家已经重拳出击，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人社部等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尤其是建立并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成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现有政策规定，进入“黑名单”的单位或自然人，将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到限制。
那么，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工资增长缓慢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李国祥在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研究后发现，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障碍在于农民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过硬的个人素质，“这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
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二是要加大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
李国祥表示，在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他估计，2019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突破6500元，转移净收入将突破3300元，两项合计大约1万元。届时，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到1.6万元，实际增长6.5%。
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率高达42.0%
在统计学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农村住户获得的收入经过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形成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
《绿皮书》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5996元，比上年增加498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2.0%。经营净收入5359元，比上年增加331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7.9%;转移净收入2920元，比上年增加317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6.8%;财产净收入342元，比上年增加3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3.3%。
这4项收入中，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率最大，高达42.0%。
专家解释称，工资性收入也就是常说的劳动报酬收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农民工在非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三是本地常住农村人口在外地的从业收入。简单说，就是农民打工挣的钱。
“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代表课题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了一组数据：2018年，农民工就业人数小幅增长，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外出农民工1.73亿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6亿人，比上年增长0.9%。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在农民工人数稳定增长的同时，2018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7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8%。
分区域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加。2018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58亿人，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全国占比54.8%，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2亿人，比上年增加378万人;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全国占比41.8%，比上年增加1.1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吸引农民工务工，与近年来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关。但从数据不难看出，无论东、中、西部，农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当下‘常态’，因此，土地流转也是必经之路。”李国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加快，非农产业加速发展，农民由此获得的相關收入增长也较快。
《绿皮书》称，2018年，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收入和出租房屋净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3.6%和19.4%，带动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比上年增长12.9%，达到342元。全年农民人均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1869元，比上年增加232元，增长14.2%，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19.6%。
80后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50%以上
《绿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88亿人，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农村人口数量5.64亿人，这意味着，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村总人口的51%。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外出打工者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了农民工总数量的50%以上。 未来几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还会增多。”李国祥说，随着城市用工需求激增，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专家指出，虽然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增长，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依然存在农民工资水平低、工资增长缓慢、工资被拖欠克扣等问题。
当下，国家已经重拳出击，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人社部等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尤其是建立并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成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现有政策规定，进入“黑名单”的单位或自然人，将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到限制。
那么，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工资增长缓慢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李国祥在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研究后发现，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障碍在于农民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过硬的个人素质，“这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
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二是要加大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
李国祥表示，在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他估计，2019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突破6500元，转移净收入将突破3300元，两项合计大约1万元。届时，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到1.6万元，实际增长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