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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上的一个小格复制下来的，放大后自然不尽人意，甚至连清晰度都有问题。但它的价值在于：这是中国人征服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证明。拍摄者侯生福就是当时攀登珠峰的队员，他拍摄的这些纪录片如今就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
这张照片是1975年拍摄的，其实早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但那时缺乏经验，登顶时是在夜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次壮举。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希夏邦马峰，许竞等10人征服了希夏邦马峰，尼玛扎西用冰镐在峰顶上挖了个小坑，把毛主席像和国旗、顶峰签名等放在了里面，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我被授予了一级登山运动员荣誉奖章。那个宴会厅太大了，2000人的宴会，我一晚上睡不着，咱一个贫苦农民之子，仅仅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国家就对咱这么好，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热血报效国家。
有了登希夏邦马峰的成功，就有了登珠峰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登珠峰的各项工作就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的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做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登山营成立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1786年，到1960年，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已经被各国登山者征服，而登山者的名单中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第14座山峰就是在中国西藏聂拉木县的希夏邦马峰。此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但是也下了决心要接受挑战。
为适应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考虑要在外省市建立一批基地，而西藏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登山营里的伙食就是顿顿水煮土豆干白菜，这样的伙食别说登山，就是温饱也马马虎虎。
侯福生回忆说：
我是1939年出生的。1958年入伍，1959年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平叛，一年以后我就被选进西藏登山营。登山营里有男有女，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却十分快乐，我们还种菜，我种的大葱每根重达一斤多。后来登山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再后又减到了40多人，我总是被留了下来。
1965年，我成为西藏登山营的教练，每天负重跑步、攀登、打绳结、用冰镐、练摄影技术、观气象、学医务知识……总之，既像运动员，又像科学家，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向珠峰挺进
但是，当1967年侯生福他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他们就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一直到1972年，集训才开始。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做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登顶成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还是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摄影技术的训练，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
山上都是冰雪，而且风很大，风速甚至可达每秒60多米，而12级台风才每秒30多米。常有登山者被刮得无影无踪。山上还缺氧气，有的运动员往8000米高峰运送氧气瓶，结果到了地方后又原样运了回来，这就是因为失忆。
珠峰峭壁千仞，冰川纵横，不时还有雪崩，风雪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四五个人一组时，有一个人掉下去其他人还可以拉上来，要是半数以上的人掉下去就惨了。
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多，我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们在上面待了70多分钟。
那时候，顶不住了就朗诵毛主席语录，登上去后我们9个人全都抱在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金属觇标就是我们带上去的。从海平面一直测量到珠峰，得到了最精确的数字：珠峰高8848.13米。这个数字要由联合国高程委员会确认，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成为最权威的数字。换句话说，世界第一高度是由中国登山队得到的。
1975年6月28日，登山队进京受到邓小平、华国锋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庆贺这事，中央领导先后6次接见了登山队队员。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登山弱国了。在地球之巅有五星红旗在飘扬，有中国人树立的红色觇标在那里无声地证明着一切。而所有这些元素，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
（本文参考了王广彦的《探访地球之巅的汉族登山家》）
侯生福摄
这张照片是1975年拍摄的，其实早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但那时缺乏经验，登顶时是在夜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次壮举。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希夏邦马峰，许竞等10人征服了希夏邦马峰，尼玛扎西用冰镐在峰顶上挖了个小坑，把毛主席像和国旗、顶峰签名等放在了里面，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我被授予了一级登山运动员荣誉奖章。那个宴会厅太大了，2000人的宴会，我一晚上睡不着，咱一个贫苦农民之子，仅仅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国家就对咱这么好，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热血报效国家。
有了登希夏邦马峰的成功，就有了登珠峰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登珠峰的各项工作就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的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做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登山营成立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1786年，到1960年，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已经被各国登山者征服，而登山者的名单中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第14座山峰就是在中国西藏聂拉木县的希夏邦马峰。此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但是也下了决心要接受挑战。
为适应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考虑要在外省市建立一批基地，而西藏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登山营里的伙食就是顿顿水煮土豆干白菜，这样的伙食别说登山，就是温饱也马马虎虎。
侯福生回忆说：
我是1939年出生的。1958年入伍，1959年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平叛，一年以后我就被选进西藏登山营。登山营里有男有女，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却十分快乐，我们还种菜，我种的大葱每根重达一斤多。后来登山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再后又减到了40多人，我总是被留了下来。
1965年，我成为西藏登山营的教练，每天负重跑步、攀登、打绳结、用冰镐、练摄影技术、观气象、学医务知识……总之，既像运动员，又像科学家，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向珠峰挺进
但是，当1967年侯生福他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他们就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一直到1972年，集训才开始。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做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登顶成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还是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摄影技术的训练，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
山上都是冰雪，而且风很大，风速甚至可达每秒60多米，而12级台风才每秒30多米。常有登山者被刮得无影无踪。山上还缺氧气，有的运动员往8000米高峰运送氧气瓶，结果到了地方后又原样运了回来，这就是因为失忆。
珠峰峭壁千仞，冰川纵横，不时还有雪崩，风雪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四五个人一组时，有一个人掉下去其他人还可以拉上来，要是半数以上的人掉下去就惨了。
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多，我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们在上面待了70多分钟。
那时候，顶不住了就朗诵毛主席语录，登上去后我们9个人全都抱在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金属觇标就是我们带上去的。从海平面一直测量到珠峰，得到了最精确的数字：珠峰高8848.13米。这个数字要由联合国高程委员会确认，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成为最权威的数字。换句话说，世界第一高度是由中国登山队得到的。
1975年6月28日，登山队进京受到邓小平、华国锋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庆贺这事，中央领导先后6次接见了登山队队员。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登山弱国了。在地球之巅有五星红旗在飘扬，有中国人树立的红色觇标在那里无声地证明着一切。而所有这些元素，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
（本文参考了王广彦的《探访地球之巅的汉族登山家》）
侯生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