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国春意盎然。
记者往返于广州和佛山，寻找一个资本市场上的关键人物——黄平，当年仅33岁的他，为成都联益（现为宗申动力，001696.SZ）与广东飞龙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东飞龙”）联姻的资本“媒婆”。
黄平现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上市公司佛塑科技（000973.SZ）董事长。辗转多日，黄平的一位秘书于2月21日给记者打来电话，转告黄平的答复说，由于相隔年代久远，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得了。
黄平记不得的往事，现在是曾汉林的憾事。曾汉林于2011年2月被加拿大强制遣返回中国，成为加拿大强制遣返中国通缉犯第一人。曾汉林曾经是中国警方通缉的成都联益股权诈骗案主角，如今身陷囹圄，曾经为其穿针引线的黄平远在千里之外。
尽管曾汉林拒绝认罪，曾汉林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照东、朱娅玲律师也做了无罪辩护。这桩号称中国资本市场最大股权诈骗案，在2012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天宣判，曾汉林领刑15年，罚金200万元。
记者试图通过黄平了解这起横跨三个时代、两个世纪的资本谜案，可惜他已经记不得了。记者通过调查，还原曾汉林十多年前的惊天大案，从破碎的历史拼图中对这一资本谜案“管中窥豹”。
上市变脸遭遇猎壳
上市公司的“壳”一直是热炒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异常金贵，任何一家企业都希望穿上这一名贵的马甲，在资本市场都是呼风唤雨一般的人物。
因缘际会，成都联益的“壳”资源无意中成为资本市场猎杀的目标。
成都联益创办于1978年，1989年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发行股票。1994年以10亿元总资产、4.6亿元净资产在中国500家最大乡镇企业中名列第二。成都联益于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主业为钢铁冶炼、机械制造。
原董事长徐怀忠是一位崛起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家，在当地赫赫有名。
上市就变脸，成都联谊的业绩滑坡速度犹如火箭坠落。成都联益1997度中期业绩报告中称：“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557万元，系因受国家宏观政策、冶金行业近几年来不景气，造成销售市场疲软，致使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951万元，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25万元。”
成都中院查明，1997年7月， 广东证券有限公司（下称“广东证券”）投资银行总部经理黄平从君安证券公司了解到成都联益有意转让股权的信息。恰在此时，广东飞龙董事长曾汉林也向黄平咨询如何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为此，黄平便主动向成都联益电话咨询有关股权转让问题，并邀约成都联益总经理周光军到广东证券面谈有关事宜，经广东证券的引见，成都联益与广东飞龙开始接洽。
广东飞龙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董事长曾汉林与徐怀忠一样，都是白手起家。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广东飞龙已经羽翼渐丰，注册资本2500万元，总资产达4.4亿元。公司的主业为内河、近海航运，当时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朝阳产业，其发展前景看好。
双方经过考察和谈判，1997年10月15日，联益集团与广东飞龙达成股权转让协议。1997年11月29日，成都联益上市仅8个月，就发布董事会公告称，广东飞龙收购联益集团持有的40％联益法人股3421.6万股，以每股1.99元的价格总计股权转让价款6800万元人民币。双方约定18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广东飞龙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定金后，成都联益按约在深交所过户，并进行了公证。
其后，成都联益宣布进行大规模的资产置换：1998年1月将广东飞龙控股75％的广东飞龙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下称“飞龙客轮”）的股权含权转让给成都联益，协议受让价为7400万元人民币。当时考虑到成都联益资金不足，转让费延缓到2002年支付。
1999年11月1日，广东拍卖业事务公司发布了一则成都联益法人股拍卖公告，拍卖时间定11月4日。11月3日，成都联益爆出广东飞龙股权诈骗信息，第二天股权拍卖叫停。成都联益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称广东飞龙早就资不抵债，冒充优质资产，涉嫌以合同诈骗方式骗取联益40%股权。中国股市最大的股权诈骗案拉开了大幕。
证据的较量
广东飞龙及曾汉林到底是否有无诈骗行为？
1999年拍卖公告爆出的诈骗案背后，广东飞龙在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之后，没有如约支付剩余款项。反而于1998年8月18日用手上的法人股权去银行抵押贷款3500万元。曾汉林将其中的600万元支付给联益集团。1999年8月，成都联益突然收到一张3000万元的贷款到期催促通知书。徐怀忠“感觉自己被耍了”。
警方介入侦查后，发现曾汉林已经跑了，广东飞龙是人去楼空。控辩双方焦点主要集中在广东飞龙当时的资产状况，到底是不是空壳公司，是否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中所规定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犯罪构成要件。
控辩双方均有证据，但是控方多为广东飞龙和成都联益的一些高管的言辞证据，而辩方的证据为一些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件。
控方主张，广东飞龙当时资不抵债，严重亏损。控方援引广东飞龙高管人员张朝晖（已判刑）、温汝培（已判刑）、李凯等人的证言，张朝晖证实广东飞龙负债有5600万元；李凯证实飞龙集团资产不足6000万元，负债率200%即为1.2亿元；温汝培证实广东飞龙负债也有好几千万元。
另外，徐怀忠、周光军等证明，曾汉林曾介绍广东飞龙有着充足的现金流。
辩方出具的证据包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1月为广东飞龙拟海外上市而制作的一份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截止到1995年12月31日，广东飞龙旗下的飞龙客轮负债总额为1382.1万元，公司净资产为8158.6万元。
1996年7月1日，广东科信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一份验资报告载明，广东飞龙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的资产总额为10700万元，总负债749万元，净资产9962万元。
辩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证据规定，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言词证据，在没有更为更强的证明力的证据之前，很难推翻有专业资质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
控方还根据债权人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广东飞龙的17笔欠款，债务总额达8000余万元；越秀区法院执行的50笔欠款，债务总额达4700万元，从而得出广东飞龙当时负债高达近1.2亿元的结论。
针对这笔负债，曾汉林的辩护律师查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存在着3600余万元的重复计算现象，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存在着991万余元的数据是重复计算的。不仅如此，在这些数据清单中，辩护律师还发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统计的这些债务，包含了1997年至2005年期间广东飞龙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辩护律师认为，有一部分债务是发生在本案的收购行为之后，不能够证明1997年10月广东飞龙收购成都联益40%股份时该公司的负债情况。
时隔11年之后，控辩双方经过质证，关于广东飞龙的负债情况相对于同案犯张朝晖案件审理时大幅缩水。公诉人改变了原有的表述，将广东飞龙及相关成员公司的债务总额确定为3000万余元。
控方认为广东飞龙将其旗下主要资产的船舶全部抵押，并且抵押后丧失了对抵押船舶的处置权，因此广东飞龙没有收购股权支付对价的能力。辩护人认为，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率均在3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即使银行最终处分了该等抵押船舶，广东飞龙仍然可以收回抵押物总价款70%的资金。
辩护律师认为，当抵押权人即债权人通过拍卖、变卖、变价程序处置这些抵押物，从所获资金中扣除应付债务之后，剩余款项仍然归属抵押人即债务人所有。本案中，从飞龙客轮的资产评估报告上看，该公司至1997年12月18日，资产总额为11253.7万元，其中船舶总价值仅为5086.3万元，可见船舶只是该公司的一部分资产。
辩护律师还认为，尽管有负债，尽管船舶已抵押，尽管缺少现金流，广东飞龙在收购成都联益40%股权的时候仍然具有履行合同支付对价的能力。不过，辩方观点最终在成都中院一审判决中没有得以采纳。
曾汉林欲翻案
曾汉林是广东老一代民营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在机电厂打工，后来做马达、电水煲发迹。其后，曾汉林逐步发展壮大，在广州成立广东飞龙集团，自任董事长。他也曾拥有中共党员、云浮市人大代表等身份。
1999年11月，曾汉林和家人持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其多年积累的光环一夜消失。
成都检方曾在起诉书中称，曾汉林在股权质押获得巨款之后举家潜逃，曾汉林回国后称，他逃走是在警方通缉之后，担心被刑事拘捕之后更无法说清。股权早在1997年就已交割，并非骗取股权之后就逃逸。
2000年，中国公安部发出2000年第3号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曾汉林。曾汉林远走加拿大后，中国公安部迅速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查曾汉林，并发布国际刑警通缉令。曾汉林此后位列中国十大海外通缉犯。
2011年2月17日下午，曾汉林被加拿大遣返回国，亦成为了在赖昌星之前被加拿大政府正式强制遣返的史上第一人。
曾健还透露，曾汉林被强制遣返回国之后，仍坚持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违约行为和经济纠纷。曾汉林还在一审期间承认，从公司行为来讲，的确在某些方面存在欺诈，如出具假汇票、假存单，但是其目的不是诈骗，而是希望藉此拖延还款。
2011年11月17日，曾汉林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他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照东和朱娅玲律师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认为广东飞龙和成都联益之间的股权交易真实有效，曾汉林的股权欠款仅为民事意义上的股权纠纷，不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股权诈骗。
无罪辩护最终都没有采纳，2012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广东飞龙合同诈骗罪法人犯罪成立，曾汉林作为董事长当负刑责，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金200万元。
曾汉林在一审判决之后，当即表示不服，并委托律师向四川高院提出上诉。
曾汉林还提出管辖异议。他认为举报方系成都市有影响力的企业，为防止四川省高级法院在本次上诉审理中先入为主及地方保护主义，曾汉林申请二审改变管辖，由四川省以外的法院审理此案。
同案犯张朝晖早已服刑完毕。2001年1月，广东飞龙集团及其副总张朝晖在接受审判时，张的辩护律师宋文莘也曾做了无罪辩护。目前，张朝晖已经和曾汉林的家属取得联系，试图联手翻案。
谁在“空手套白狼”
本刊记者 王光泽／文
看上去的一场资产重组盛宴，突然爆出诈骗案，到底谁在“空手套白狼”？
记者了解到，经过资产置换后，飞龙客轮1997年全年的利润按75％的份额全部并入成都联益1997年年度报表，成都联益1997年未分配利润增加了2792万元，飞龙客轮在1998年又为成都联益贡献了2300万元利润。
成都联益1998年的业绩公报显示，资产重组后公司利润大幅增长，1997年成都联益的净利润较1996年增长了115.55%，每股收益从1996年的0.17元升至1997年的0.38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7.85%。为此，成都联益推出了每10股送3股和每10股转增3股的分红方案。
在这种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成都联益股票价格在1998年的熊市中牛气冲天，走出一波逆势行情。成都联益自1997年3月上市以来，深成指在跌幅约10%的同时，成都联益由于与飞龙客轮重组，每股逆势上涨142.7%。
曾汉林在一审时承认了75%股权未作变更登记的事实，但他认为，未作股权变更登记仅属程序上的瑕疵，不能否定飞龙客轮的优质资产已经实际注入成都联益实业股份的事实。曾汉林称，成都联益已将受让飞龙客轮75%股权的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登记。另有证据表明成都联益曾多次以公告方式向社会披露此信息，成都联益1997年、1998年、1999年度的财务报告也明确记载了该公司受让飞龙客轮75%股权的事实。
然而，有投资者质疑，这些利润和业绩只是账面利润，双方仅仅将财务报表做到一起，并无实质性的资产注入。两家企业心照不宣地玩起了资本“空手道”，所谓的将优质资产注入只是美丽的谎言。
记者了解到，在飞龙客轮和成都联益的重组之后，第一大股东飞龙客轮从未参与成都联益的经营管理，而成都联益作为飞龙客轮的控股股东也从未有机会插手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曾汉林也从未到成都参加过成都联益的董事会，飞龙客轮也完全是受曾汉林控制。
曾汉林及其辩护律师杨照东认为，飞龙客轮不仅将75%的股权转让给了成都联益，也已将飞龙客轮的资产实际注入到该公司。成都联益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均记载了“按照财政部财会字（1995）11号文《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飞龙客轮高速客轮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合并编制”。
杨照东律师辩称，企业处于不同的地域，飞龙客轮不可能将其资产搬迁到成都来，所谓的资产合并或注入只能体现在财务上的合并，成都联益与飞龙客轮在财务上实现了合并，就代表着飞龙客轮资产的注入。
对于其中真实目的，双方均未对外界透露。但是业内人士评论认为，这种重组，只不过是账务重组，其目的无非一是保全成都联益的配股资格，二是大股东可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
但是双方最终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成都联益1999年的股东大会上，飞龙客轮提出了配股预案，却遭到了第二大股东联益集团的反对。
飞龙客轮在支付万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之后，没有如约支付剩余款项。反而于1998年8月18日将联益集团转给它的法人股权作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广州市江南支行贷款3500万元，将其中的600万元支付给成都联益。
1999年8月，成都联益突然收到一张3000万元的贷款到期催促通知书，签发方正是交通银行江南支行。成都联益才如梦方醒，董事长徐怀忠“感觉自己被耍了”。
记者往返于广州和佛山，寻找一个资本市场上的关键人物——黄平，当年仅33岁的他，为成都联益（现为宗申动力，001696.SZ）与广东飞龙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东飞龙”）联姻的资本“媒婆”。
黄平现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上市公司佛塑科技（000973.SZ）董事长。辗转多日，黄平的一位秘书于2月21日给记者打来电话，转告黄平的答复说，由于相隔年代久远，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得了。
黄平记不得的往事，现在是曾汉林的憾事。曾汉林于2011年2月被加拿大强制遣返回中国，成为加拿大强制遣返中国通缉犯第一人。曾汉林曾经是中国警方通缉的成都联益股权诈骗案主角，如今身陷囹圄，曾经为其穿针引线的黄平远在千里之外。
尽管曾汉林拒绝认罪，曾汉林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照东、朱娅玲律师也做了无罪辩护。这桩号称中国资本市场最大股权诈骗案，在2012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天宣判，曾汉林领刑15年，罚金200万元。
记者试图通过黄平了解这起横跨三个时代、两个世纪的资本谜案，可惜他已经记不得了。记者通过调查，还原曾汉林十多年前的惊天大案，从破碎的历史拼图中对这一资本谜案“管中窥豹”。
上市变脸遭遇猎壳
上市公司的“壳”一直是热炒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异常金贵，任何一家企业都希望穿上这一名贵的马甲，在资本市场都是呼风唤雨一般的人物。
因缘际会，成都联益的“壳”资源无意中成为资本市场猎杀的目标。
成都联益创办于1978年，1989年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发行股票。1994年以10亿元总资产、4.6亿元净资产在中国500家最大乡镇企业中名列第二。成都联益于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主业为钢铁冶炼、机械制造。
原董事长徐怀忠是一位崛起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家，在当地赫赫有名。
上市就变脸，成都联谊的业绩滑坡速度犹如火箭坠落。成都联益1997度中期业绩报告中称：“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557万元，系因受国家宏观政策、冶金行业近几年来不景气，造成销售市场疲软，致使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951万元，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25万元。”
成都中院查明，1997年7月， 广东证券有限公司（下称“广东证券”）投资银行总部经理黄平从君安证券公司了解到成都联益有意转让股权的信息。恰在此时，广东飞龙董事长曾汉林也向黄平咨询如何进行资产重组，以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为此，黄平便主动向成都联益电话咨询有关股权转让问题，并邀约成都联益总经理周光军到广东证券面谈有关事宜，经广东证券的引见，成都联益与广东飞龙开始接洽。
广东飞龙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董事长曾汉林与徐怀忠一样，都是白手起家。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广东飞龙已经羽翼渐丰，注册资本2500万元，总资产达4.4亿元。公司的主业为内河、近海航运，当时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朝阳产业，其发展前景看好。
双方经过考察和谈判，1997年10月15日，联益集团与广东飞龙达成股权转让协议。1997年11月29日，成都联益上市仅8个月，就发布董事会公告称，广东飞龙收购联益集团持有的40％联益法人股3421.6万股，以每股1.99元的价格总计股权转让价款6800万元人民币。双方约定18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广东飞龙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定金后，成都联益按约在深交所过户，并进行了公证。
其后，成都联益宣布进行大规模的资产置换：1998年1月将广东飞龙控股75％的广东飞龙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下称“飞龙客轮”）的股权含权转让给成都联益，协议受让价为7400万元人民币。当时考虑到成都联益资金不足，转让费延缓到2002年支付。
1999年11月1日，广东拍卖业事务公司发布了一则成都联益法人股拍卖公告，拍卖时间定11月4日。11月3日，成都联益爆出广东飞龙股权诈骗信息，第二天股权拍卖叫停。成都联益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称广东飞龙早就资不抵债，冒充优质资产，涉嫌以合同诈骗方式骗取联益40%股权。中国股市最大的股权诈骗案拉开了大幕。
证据的较量
广东飞龙及曾汉林到底是否有无诈骗行为？
1999年拍卖公告爆出的诈骗案背后，广东飞龙在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之后，没有如约支付剩余款项。反而于1998年8月18日用手上的法人股权去银行抵押贷款3500万元。曾汉林将其中的600万元支付给联益集团。1999年8月，成都联益突然收到一张3000万元的贷款到期催促通知书。徐怀忠“感觉自己被耍了”。
警方介入侦查后，发现曾汉林已经跑了，广东飞龙是人去楼空。控辩双方焦点主要集中在广东飞龙当时的资产状况，到底是不是空壳公司，是否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中所规定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犯罪构成要件。
控辩双方均有证据，但是控方多为广东飞龙和成都联益的一些高管的言辞证据，而辩方的证据为一些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件。
控方主张，广东飞龙当时资不抵债，严重亏损。控方援引广东飞龙高管人员张朝晖（已判刑）、温汝培（已判刑）、李凯等人的证言，张朝晖证实广东飞龙负债有5600万元；李凯证实飞龙集团资产不足6000万元，负债率200%即为1.2亿元；温汝培证实广东飞龙负债也有好几千万元。
另外，徐怀忠、周光军等证明，曾汉林曾介绍广东飞龙有着充足的现金流。
辩方出具的证据包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6年11月为广东飞龙拟海外上市而制作的一份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截止到1995年12月31日，广东飞龙旗下的飞龙客轮负债总额为1382.1万元，公司净资产为8158.6万元。
1996年7月1日，广东科信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一份验资报告载明，广东飞龙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的资产总额为10700万元，总负债749万元，净资产9962万元。
辩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证据规定，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言词证据，在没有更为更强的证明力的证据之前，很难推翻有专业资质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
控方还根据债权人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广东飞龙的17笔欠款，债务总额达8000余万元；越秀区法院执行的50笔欠款，债务总额达4700万元，从而得出广东飞龙当时负债高达近1.2亿元的结论。
针对这笔负债，曾汉林的辩护律师查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存在着3600余万元的重复计算现象，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存在着991万余元的数据是重复计算的。不仅如此，在这些数据清单中，辩护律师还发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统计的这些债务，包含了1997年至2005年期间广东飞龙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辩护律师认为，有一部分债务是发生在本案的收购行为之后，不能够证明1997年10月广东飞龙收购成都联益40%股份时该公司的负债情况。
时隔11年之后，控辩双方经过质证，关于广东飞龙的负债情况相对于同案犯张朝晖案件审理时大幅缩水。公诉人改变了原有的表述，将广东飞龙及相关成员公司的债务总额确定为3000万余元。
控方认为广东飞龙将其旗下主要资产的船舶全部抵押，并且抵押后丧失了对抵押船舶的处置权，因此广东飞龙没有收购股权支付对价的能力。辩护人认为，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率均在3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即使银行最终处分了该等抵押船舶，广东飞龙仍然可以收回抵押物总价款70%的资金。
辩护律师认为，当抵押权人即债权人通过拍卖、变卖、变价程序处置这些抵押物，从所获资金中扣除应付债务之后，剩余款项仍然归属抵押人即债务人所有。本案中，从飞龙客轮的资产评估报告上看，该公司至1997年12月18日，资产总额为11253.7万元，其中船舶总价值仅为5086.3万元，可见船舶只是该公司的一部分资产。
辩护律师还认为，尽管有负债，尽管船舶已抵押，尽管缺少现金流，广东飞龙在收购成都联益40%股权的时候仍然具有履行合同支付对价的能力。不过，辩方观点最终在成都中院一审判决中没有得以采纳。
曾汉林欲翻案
曾汉林是广东老一代民营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在机电厂打工，后来做马达、电水煲发迹。其后，曾汉林逐步发展壮大，在广州成立广东飞龙集团，自任董事长。他也曾拥有中共党员、云浮市人大代表等身份。
1999年11月，曾汉林和家人持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经香港逃往加拿大，其多年积累的光环一夜消失。
成都检方曾在起诉书中称，曾汉林在股权质押获得巨款之后举家潜逃，曾汉林回国后称，他逃走是在警方通缉之后，担心被刑事拘捕之后更无法说清。股权早在1997年就已交割，并非骗取股权之后就逃逸。
2000年，中国公安部发出2000年第3号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曾汉林。曾汉林远走加拿大后，中国公安部迅速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查曾汉林，并发布国际刑警通缉令。曾汉林此后位列中国十大海外通缉犯。
2011年2月17日下午，曾汉林被加拿大遣返回国，亦成为了在赖昌星之前被加拿大政府正式强制遣返的史上第一人。
曾健还透露，曾汉林被强制遣返回国之后，仍坚持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违约行为和经济纠纷。曾汉林还在一审期间承认，从公司行为来讲，的确在某些方面存在欺诈，如出具假汇票、假存单，但是其目的不是诈骗，而是希望藉此拖延还款。
2011年11月17日，曾汉林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他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照东和朱娅玲律师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认为广东飞龙和成都联益之间的股权交易真实有效，曾汉林的股权欠款仅为民事意义上的股权纠纷，不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股权诈骗。
无罪辩护最终都没有采纳，2012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广东飞龙合同诈骗罪法人犯罪成立，曾汉林作为董事长当负刑责，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金200万元。
曾汉林在一审判决之后，当即表示不服，并委托律师向四川高院提出上诉。
曾汉林还提出管辖异议。他认为举报方系成都市有影响力的企业，为防止四川省高级法院在本次上诉审理中先入为主及地方保护主义，曾汉林申请二审改变管辖，由四川省以外的法院审理此案。
同案犯张朝晖早已服刑完毕。2001年1月，广东飞龙集团及其副总张朝晖在接受审判时，张的辩护律师宋文莘也曾做了无罪辩护。目前，张朝晖已经和曾汉林的家属取得联系，试图联手翻案。
谁在“空手套白狼”
本刊记者 王光泽／文
看上去的一场资产重组盛宴，突然爆出诈骗案，到底谁在“空手套白狼”？
记者了解到，经过资产置换后，飞龙客轮1997年全年的利润按75％的份额全部并入成都联益1997年年度报表，成都联益1997年未分配利润增加了2792万元，飞龙客轮在1998年又为成都联益贡献了2300万元利润。
成都联益1998年的业绩公报显示，资产重组后公司利润大幅增长，1997年成都联益的净利润较1996年增长了115.55%，每股收益从1996年的0.17元升至1997年的0.38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7.85%。为此，成都联益推出了每10股送3股和每10股转增3股的分红方案。
在这种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成都联益股票价格在1998年的熊市中牛气冲天，走出一波逆势行情。成都联益自1997年3月上市以来，深成指在跌幅约10%的同时，成都联益由于与飞龙客轮重组，每股逆势上涨142.7%。
曾汉林在一审时承认了75%股权未作变更登记的事实，但他认为，未作股权变更登记仅属程序上的瑕疵，不能否定飞龙客轮的优质资产已经实际注入成都联益实业股份的事实。曾汉林称，成都联益已将受让飞龙客轮75%股权的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登记。另有证据表明成都联益曾多次以公告方式向社会披露此信息，成都联益1997年、1998年、1999年度的财务报告也明确记载了该公司受让飞龙客轮75%股权的事实。
然而，有投资者质疑，这些利润和业绩只是账面利润，双方仅仅将财务报表做到一起，并无实质性的资产注入。两家企业心照不宣地玩起了资本“空手道”，所谓的将优质资产注入只是美丽的谎言。
记者了解到，在飞龙客轮和成都联益的重组之后，第一大股东飞龙客轮从未参与成都联益的经营管理，而成都联益作为飞龙客轮的控股股东也从未有机会插手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曾汉林也从未到成都参加过成都联益的董事会，飞龙客轮也完全是受曾汉林控制。
曾汉林及其辩护律师杨照东认为，飞龙客轮不仅将75%的股权转让给了成都联益，也已将飞龙客轮的资产实际注入到该公司。成都联益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均记载了“按照财政部财会字（1995）11号文《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以母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飞龙客轮高速客轮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合并编制”。
杨照东律师辩称，企业处于不同的地域，飞龙客轮不可能将其资产搬迁到成都来，所谓的资产合并或注入只能体现在财务上的合并，成都联益与飞龙客轮在财务上实现了合并，就代表着飞龙客轮资产的注入。
对于其中真实目的，双方均未对外界透露。但是业内人士评论认为，这种重组，只不过是账务重组，其目的无非一是保全成都联益的配股资格，二是大股东可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
但是双方最终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成都联益1999年的股东大会上，飞龙客轮提出了配股预案，却遭到了第二大股东联益集团的反对。
飞龙客轮在支付万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之后，没有如约支付剩余款项。反而于1998年8月18日将联益集团转给它的法人股权作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广州市江南支行贷款3500万元，将其中的600万元支付给成都联益。
1999年8月，成都联益突然收到一张3000万元的贷款到期催促通知书，签发方正是交通银行江南支行。成都联益才如梦方醒，董事长徐怀忠“感觉自己被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