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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黄龙，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放慢速度，这个在闽中腹地崇山峻岭之巅的普通村子，近年来发生的喜人变化，让熟悉它的人都为之震撼。
黄龙是我的祖居地，与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相距不远。村内山梁起伏，巨龙的身躯阻碍着村民出行。地无半分平，路宽不过尺，住房只能建在陡坡上。连接各家各户的土路蜿蜒盘旋，纠结在一起像团蚯蚓，谁若想往家里搬点东西，或者去串个门，需要费上不少的力气和周折。村里只有老祖房边上有口水井，人们的生活用水全靠手提肩挑，得爬上爬下走很远的路。
在父辈的言语里，挑水和打柴是这里女人每天的必修课，不论刮风下雨，抑或是寒来暑往，从没有停歇。
600年前修编的《龙山宗谱》介绍：“此地茂林四塞，寂寞荒村，但闻泉水潺潺之声。环而观之，文峰对峙、玉几当前、岳山枕佩、三台侧立……”然而，美好的描述仅限于祖房，险恶的生活环境使黄龙村村民比别处艰辛，因此有人感慨：“有女莫嫁黄龙郎！”
耕田和种稻，必须下山去的。遥远的路途，耽误了大量的时间，黄龙人的汗水流了无数，做不出其他地方村民一半的活来。
男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起早贪黑，天还没亮上路，到太阳落山了许久，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村。星光和火把是不离不弃的伴侣，汗水和叹息组成大家共同的生活内容。每天，午饭背在肩上，在远离家门的山中，就着一口冰凉的泉水独咽。布满了荆棘的小路上，孤单、匆忙和佝偻的身影，永不停息地在飘忽。辛勤的付出，回报给他们的仅够勉强糊口。于是，一些人结伴出去另谋生路，有的到下府永春挑货，有的上永安挖笋和劈竹山，有的去沙县割早稻。
我曾祖父是从黄龙逃出来的。20世纪初的山村，处处狼烟，土匪是猖獗的魔鬼，饥饿、赋税和抓壮丁，无时不在地威逼着乡人命运。我那缠着三寸金蓮的曾祖母，依偎着自己的丈夫，一手扯着幼子，一手拖着背篓，踉跄在不知目的地的山道上，石子磨破了她的脚板，野刺划破了她的脸庞。太阳下山后的林子，到处晃动着野兽鬼火般的目光，虎豹饥饿的吼叫，吓得年轻的曾祖母双腿筛糠。但他们出来了，就毫不犹豫地往前走，把所有的汗水和心血，都浇灌在新的土地上，去耕耘理想和播种希望。
曾祖父没有走到路的尽头，在举国大饥荒中倒下。曾祖母也没来得及沐浴到山林外的朝阳，死在了缺医少药的产床上。临死前，一双无神的眼睛，迷恋地盯着太阳东起的地方。在一个月时间里，我的先人被饥饿和病魔，连续夺走了五条活蹦乱跳的生命，五口棺材像五张血盆大口，吞噬了一个家的希望。
祖父挑起了担子继续前行。因为暂居的村庄合并和修公路，房子建了被拆除。年轻失偶的祖父，拉扯着两个幼子，寄身在牛栏和破庙里，靠给人打工种地养家糊口。一张张浮肿的脸在晃动，嗷嗷待哺的啼叫，像一把刀在割着祖父的心。祖父走南闯北，瘦肩挑着日月风霜。可就在春天已经露出了笑脸的日子里，祖父仓促地走完了苦难的一生，寒雨在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前夜里，肆无忌惮地摔打着无家可归的人。听我父亲讲，祖父将死之前捡来路边的纸片，到村里的供销社求吃。他在田边的水圳里趴了一宿，无人知晓。祖父成天疯疯癫癫嚷着老家地名，比画着一些奇怪的手势。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生下我时，祖父61岁。父亲为了给他的父亲“纪岁”，给我取小名叫“六一”，这是我们乡下普遍的习俗。
离过年还有几天，在母体里发育尚不健全的我，忍受不住母亲瘦弱身体缺少营养的“虐待”，提前降生了。大人们却庆幸我生逢其时，因为马上就是春节，家里分到了生产队发的米粉，坐月子的母亲得到了千载难逢的“补品”。大集体时期，父母俩虽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挣得的工分，常常是一年365天超过了3600分，可到头来家里还是缺吃少用。
我年纪略大后，父亲带我去黄龙认祖，那里有许多留下来的亲人，以及父亲的堂叔——我叫“尾公”。
我的家乡是县城去尤溪和沙县的必经之处，明万历年间首纂的县志记载：“岭，川石；桥，南坑。”川石岭上的路、南坑溪中的桥，一直是沟通闽地南北和海陆的干线。不仅如此，村子在宋朝已经有人采矿和冶炼，明清出产的铁矿石挑至永春码头，销售到了福州。它们缴交的“铁银课税”，系民国时期闽省之最。
有公路的家乡，也有供销社和粮站，周边一些村的农资供应，都定点在这里，当然包括黄龙。“尾公”把生猪、鸡蛋、兔毛和山麂皮等，统统交来销售，然后换回盐巴、煤油、肥料等品。
我特别期待“尾公”到我们家里来，那样母亲必定做上好吃的食物。我们姐弟围着饭桌，一起盯着“尾公”吃米粉和鸡蛋，老人家看了会把大半的美味留下，然后分给孩子。蛋只有过年和吃酒席时才有，大人们舍不得吃，藏回家埋进盐缸，留待日后招待客人用。
“尾公”没有结婚，给他送老的是我一个堂伯。伯父思想保守，孩子过年时做了条“喇叭裤”，他看见裤脚可以当扫帚，盛怒之下拿剪刀绞成碎片，骂儿子不伦不类辱没家风。不过这也很难怪他，毕竟一辈子只生活在小山村里，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而我在广东当兵时，国门打开都已经十多年了，给家乡的一位女同学写信没叫“同志”，按驻地时髦的称呼写“小姐”，结果她跟我断交，认为我在取笑她不正经和小资产阶级。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听着青春活泼的歌曲，记忆再次把我拉回到了堂兄的身边。
起初，堂兄和黄龙的亲戚相约来我们村，大家把握机会，开始将汗水换成钞票。我们村的石灰山炸下了脑壳，大块的灰窑运走，剩下细碎的边角料村民敲成石子，然后附近的道班来收购拿去铺路。几家子三五成群，一起挥起手中的铁锤，像音乐家般舞着指挥棒。月光之下，萤火虫和煤油灯的光影，投射到石灰石的晶体上，点点星光，弥漫着祥和喜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脑瓜活络的堂兄肯吃苦，他一如我见到的特区许多弄潮儿一样，虽然在创业之始身无分文，但凭着自信与执着，一路披荆斩棘想着法子把事业做成。他和走出去的村里人，学技术、学管理，最终回到家乡施展身手。村民家家种果树、户户跟着养鱼搞副业。果园和鱼塘成型了，勤劳的妇女出来挑大梁，其他人则继续下海经商、打工挣钱。
20世纪末，黄龙种植的福安大白茶，产量创全省同品种最高水平，“亩茶千斤”的奇迹不仅载入了福建省《茶叶志》，就连当年新版的《辞海》，有关“大田特产”的注解，都为之改写。随后，村庄变成花果世界，春来粉桃开遍山岭，秋日黄橘飘着诱人芬芳，黄龙在一夜间又成了远近闻名的芦柑之乡！
进入新世纪，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水泥路修进了村子，成群结队的外地观光客涌入村中。国家为了振兴乡村，鼓励农业开发和扶持新农村建设，皇粮国税全免了，盖房批地也不要缴费了。一栋栋现代化的民居拔地而起，几十座钢筋水泥构建的大楼连成新村！女人无须砍柴挑水，白花花的自来水接到了农家的灶台锅边，打开沼气直接烧水做饭。孩子们的读书声悦耳动听，老人聚集在村文化活动中心看电视、听音乐、下棋，在村公园里漫步、健身，共话夕阳红。剩出时间来的人们，在自家门口打工做生意、上网学文化、呼朋引伴去旅游。
收冬后的黄龙特别温馨，除了小部分人还在外头奔走，大伙儿基本上都在忙些修渠开荒的农事。更多的庄户人，正筹划建房造屋、添置家具，尽享农家生活的小康之乐。日子好了，农民的吃喝似乎不再只是为了充饥，穿戴也非御寒遮丑，大家开始讲究起营养和口味，崇尚个人的仪表。精神的追求更高了，客厅里摆上了沙发、电器，嫌彩电不好还要高档的影碟机。电话键盘轻轻一拨，连只几步之隔的邻家，有事没事也不用挪步。出门手握平板电脑，脚下的“铁驴”“铁马”“托托”欢吼，跑得比什么都快。年轻的村姑也学着城里的时髦女郎，烫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满嘴涂抹得大红大紫，下雪天穿短裙拽着男友，口口声声“心太软”“该出手时就出手”。
现在，庄稼人吃得好、穿得靓、住得舒适、心情畅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甜！依稀感觉自己还泡在生活的苦海里，转瞬间所有人都登岸上了天。刚刚还为外出经商、旅游，能從邮局办理异地取款，免去现金的携带和保管欢呼，没想到如今遍布天下存取自如的银行卡，大家放在兜里竟嫌麻烦，支付宝和微信扫码更便捷自如。就在几年前，我还暗自高兴花了最少的钱，买到性能最先进的影碟机，不料时下的手机带电脑和游戏功能，还可以拍照、录像、导航，万里视频一机解决。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种蚕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站在山顶之上，面对蓝天下青山隐隐水迢迢的黄龙，我作为从中叛逃出来的子孙后人，心中百感交集。改革开放40年，这个茫茫群山中的孤岛，经过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打拼，终于打造成了美丽幸福的新天地。黄龙展现出了它应有的美丽和生机，冰雪消融、春风吹拂，人们尽享新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欢乐，新时代新农村的新景象，正变戏法似的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精彩。
其实，我们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根的惦念，那里有我们的骨肉同胞，那里一草一木的枯荣，都牵挂着我们的情感，哪怕是一丁点进步的喜讯传来，大家都会为它欢欣。
责任编辑 石华鹏
黄龙是我的祖居地，与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相距不远。村内山梁起伏，巨龙的身躯阻碍着村民出行。地无半分平，路宽不过尺，住房只能建在陡坡上。连接各家各户的土路蜿蜒盘旋，纠结在一起像团蚯蚓，谁若想往家里搬点东西，或者去串个门，需要费上不少的力气和周折。村里只有老祖房边上有口水井，人们的生活用水全靠手提肩挑，得爬上爬下走很远的路。
在父辈的言语里，挑水和打柴是这里女人每天的必修课，不论刮风下雨，抑或是寒来暑往，从没有停歇。
600年前修编的《龙山宗谱》介绍：“此地茂林四塞，寂寞荒村，但闻泉水潺潺之声。环而观之，文峰对峙、玉几当前、岳山枕佩、三台侧立……”然而，美好的描述仅限于祖房，险恶的生活环境使黄龙村村民比别处艰辛，因此有人感慨：“有女莫嫁黄龙郎！”
耕田和种稻，必须下山去的。遥远的路途，耽误了大量的时间，黄龙人的汗水流了无数，做不出其他地方村民一半的活来。
男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起早贪黑，天还没亮上路，到太阳落山了许久，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村。星光和火把是不离不弃的伴侣，汗水和叹息组成大家共同的生活内容。每天，午饭背在肩上，在远离家门的山中，就着一口冰凉的泉水独咽。布满了荆棘的小路上，孤单、匆忙和佝偻的身影，永不停息地在飘忽。辛勤的付出，回报给他们的仅够勉强糊口。于是，一些人结伴出去另谋生路，有的到下府永春挑货，有的上永安挖笋和劈竹山，有的去沙县割早稻。
我曾祖父是从黄龙逃出来的。20世纪初的山村，处处狼烟，土匪是猖獗的魔鬼，饥饿、赋税和抓壮丁，无时不在地威逼着乡人命运。我那缠着三寸金蓮的曾祖母，依偎着自己的丈夫，一手扯着幼子，一手拖着背篓，踉跄在不知目的地的山道上，石子磨破了她的脚板，野刺划破了她的脸庞。太阳下山后的林子，到处晃动着野兽鬼火般的目光，虎豹饥饿的吼叫，吓得年轻的曾祖母双腿筛糠。但他们出来了，就毫不犹豫地往前走，把所有的汗水和心血，都浇灌在新的土地上，去耕耘理想和播种希望。
曾祖父没有走到路的尽头，在举国大饥荒中倒下。曾祖母也没来得及沐浴到山林外的朝阳，死在了缺医少药的产床上。临死前，一双无神的眼睛，迷恋地盯着太阳东起的地方。在一个月时间里，我的先人被饥饿和病魔，连续夺走了五条活蹦乱跳的生命，五口棺材像五张血盆大口，吞噬了一个家的希望。
祖父挑起了担子继续前行。因为暂居的村庄合并和修公路，房子建了被拆除。年轻失偶的祖父，拉扯着两个幼子，寄身在牛栏和破庙里，靠给人打工种地养家糊口。一张张浮肿的脸在晃动，嗷嗷待哺的啼叫，像一把刀在割着祖父的心。祖父走南闯北，瘦肩挑着日月风霜。可就在春天已经露出了笑脸的日子里，祖父仓促地走完了苦难的一生，寒雨在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前夜里，肆无忌惮地摔打着无家可归的人。听我父亲讲，祖父将死之前捡来路边的纸片，到村里的供销社求吃。他在田边的水圳里趴了一宿，无人知晓。祖父成天疯疯癫癫嚷着老家地名，比画着一些奇怪的手势。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生下我时，祖父61岁。父亲为了给他的父亲“纪岁”，给我取小名叫“六一”，这是我们乡下普遍的习俗。
离过年还有几天，在母体里发育尚不健全的我，忍受不住母亲瘦弱身体缺少营养的“虐待”，提前降生了。大人们却庆幸我生逢其时，因为马上就是春节，家里分到了生产队发的米粉，坐月子的母亲得到了千载难逢的“补品”。大集体时期，父母俩虽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挣得的工分，常常是一年365天超过了3600分，可到头来家里还是缺吃少用。
我年纪略大后，父亲带我去黄龙认祖，那里有许多留下来的亲人，以及父亲的堂叔——我叫“尾公”。
我的家乡是县城去尤溪和沙县的必经之处，明万历年间首纂的县志记载：“岭，川石；桥，南坑。”川石岭上的路、南坑溪中的桥，一直是沟通闽地南北和海陆的干线。不仅如此，村子在宋朝已经有人采矿和冶炼，明清出产的铁矿石挑至永春码头，销售到了福州。它们缴交的“铁银课税”，系民国时期闽省之最。
有公路的家乡，也有供销社和粮站，周边一些村的农资供应，都定点在这里，当然包括黄龙。“尾公”把生猪、鸡蛋、兔毛和山麂皮等，统统交来销售，然后换回盐巴、煤油、肥料等品。
我特别期待“尾公”到我们家里来，那样母亲必定做上好吃的食物。我们姐弟围着饭桌，一起盯着“尾公”吃米粉和鸡蛋，老人家看了会把大半的美味留下，然后分给孩子。蛋只有过年和吃酒席时才有，大人们舍不得吃，藏回家埋进盐缸，留待日后招待客人用。
“尾公”没有结婚，给他送老的是我一个堂伯。伯父思想保守，孩子过年时做了条“喇叭裤”，他看见裤脚可以当扫帚，盛怒之下拿剪刀绞成碎片，骂儿子不伦不类辱没家风。不过这也很难怪他，毕竟一辈子只生活在小山村里，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而我在广东当兵时，国门打开都已经十多年了，给家乡的一位女同学写信没叫“同志”，按驻地时髦的称呼写“小姐”，结果她跟我断交，认为我在取笑她不正经和小资产阶级。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听着青春活泼的歌曲，记忆再次把我拉回到了堂兄的身边。
起初，堂兄和黄龙的亲戚相约来我们村，大家把握机会，开始将汗水换成钞票。我们村的石灰山炸下了脑壳，大块的灰窑运走，剩下细碎的边角料村民敲成石子，然后附近的道班来收购拿去铺路。几家子三五成群，一起挥起手中的铁锤，像音乐家般舞着指挥棒。月光之下，萤火虫和煤油灯的光影，投射到石灰石的晶体上，点点星光，弥漫着祥和喜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脑瓜活络的堂兄肯吃苦，他一如我见到的特区许多弄潮儿一样，虽然在创业之始身无分文，但凭着自信与执着，一路披荆斩棘想着法子把事业做成。他和走出去的村里人，学技术、学管理，最终回到家乡施展身手。村民家家种果树、户户跟着养鱼搞副业。果园和鱼塘成型了，勤劳的妇女出来挑大梁，其他人则继续下海经商、打工挣钱。
20世纪末，黄龙种植的福安大白茶，产量创全省同品种最高水平，“亩茶千斤”的奇迹不仅载入了福建省《茶叶志》，就连当年新版的《辞海》，有关“大田特产”的注解，都为之改写。随后，村庄变成花果世界，春来粉桃开遍山岭，秋日黄橘飘着诱人芬芳，黄龙在一夜间又成了远近闻名的芦柑之乡！
进入新世纪，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水泥路修进了村子，成群结队的外地观光客涌入村中。国家为了振兴乡村，鼓励农业开发和扶持新农村建设，皇粮国税全免了，盖房批地也不要缴费了。一栋栋现代化的民居拔地而起，几十座钢筋水泥构建的大楼连成新村！女人无须砍柴挑水，白花花的自来水接到了农家的灶台锅边，打开沼气直接烧水做饭。孩子们的读书声悦耳动听，老人聚集在村文化活动中心看电视、听音乐、下棋，在村公园里漫步、健身，共话夕阳红。剩出时间来的人们，在自家门口打工做生意、上网学文化、呼朋引伴去旅游。
收冬后的黄龙特别温馨，除了小部分人还在外头奔走，大伙儿基本上都在忙些修渠开荒的农事。更多的庄户人，正筹划建房造屋、添置家具，尽享农家生活的小康之乐。日子好了，农民的吃喝似乎不再只是为了充饥，穿戴也非御寒遮丑，大家开始讲究起营养和口味，崇尚个人的仪表。精神的追求更高了，客厅里摆上了沙发、电器，嫌彩电不好还要高档的影碟机。电话键盘轻轻一拨，连只几步之隔的邻家，有事没事也不用挪步。出门手握平板电脑，脚下的“铁驴”“铁马”“托托”欢吼，跑得比什么都快。年轻的村姑也学着城里的时髦女郎，烫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满嘴涂抹得大红大紫，下雪天穿短裙拽着男友，口口声声“心太软”“该出手时就出手”。
现在，庄稼人吃得好、穿得靓、住得舒适、心情畅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甜！依稀感觉自己还泡在生活的苦海里，转瞬间所有人都登岸上了天。刚刚还为外出经商、旅游，能從邮局办理异地取款，免去现金的携带和保管欢呼，没想到如今遍布天下存取自如的银行卡，大家放在兜里竟嫌麻烦，支付宝和微信扫码更便捷自如。就在几年前，我还暗自高兴花了最少的钱，买到性能最先进的影碟机，不料时下的手机带电脑和游戏功能，还可以拍照、录像、导航，万里视频一机解决。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种蚕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站在山顶之上，面对蓝天下青山隐隐水迢迢的黄龙，我作为从中叛逃出来的子孙后人，心中百感交集。改革开放40年，这个茫茫群山中的孤岛，经过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打拼，终于打造成了美丽幸福的新天地。黄龙展现出了它应有的美丽和生机，冰雪消融、春风吹拂，人们尽享新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欢乐，新时代新农村的新景象，正变戏法似的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精彩。
其实，我们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根的惦念，那里有我们的骨肉同胞，那里一草一木的枯荣，都牵挂着我们的情感，哪怕是一丁点进步的喜讯传来，大家都会为它欢欣。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