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现在普通公民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基本上还不属于刚性需求。河南南阳公民王清向全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获知“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有关信息，想搞清楚政府把纳税人的钱都花到哪了，这在目前确实还属于一种“特殊形态”。并不是公民王清得了“公务信息稀缺焦虑症”，更不是像有的部门所言的王清是不是在搞“间谍”，王清只是在履行公民的“公共权利”，这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多管闲事”。
　　无论是突发公共事件，还是日常政务工作，对信息处理的最优选择，笔者认为是两句话，即“公开公开再公开，发布发布再发布”。涉及国家机密的当然要除外，但普通百姓想知道的信息，其实都是非机密的，谁吃饱了撑的要“刺探”国家机密啊。公务员“公款消费”之类的“信息”，说穿了也只是干部们自己的“机密信息”，不好意思对公众说道而已。
　　全国的“四公”费用——公款吃喝、公帑娱乐、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累计约为1万亿，这是媒体早已公开的信息。这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是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一块，只是各地花费的支出不均衡而已。因受贿1.9亿多元、一审被判死缓的中石化原掌门人陈同海，一个月能挥霍公款120万，日均4万，他的名言是：“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有些地方财政收入不那么丰厚，那么“四公”耗费的绝对值当然要少一些；也有一些乡镇长年累月给酒店打欠条，甚至拖垮了人家可怜的小酒店。
　　对信息的公开，不同的领导做法会有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一位干部下派到一个镇里担任党委一把手，在公务接待方面，其举措是只在镇政府食堂招待，吃家常饭，不去酒店，这样很省钱啊。当时就大张旗鼓地倡导“政务公开”了，这位书记便要求公务招待的费用也公开，镇长就不同意了，说“那怎么好意思”。一个地方信息公开做得好，那么就会政通人和，政通人和了，当然信访和“官告民”之类的事情就少，群体性事件也不容易发生。
　　信息如果都坦荡公开了，那么“王清事件”也不存在了。王清的诉求，本质上是政治民主的诉求。尽管现在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实许多信息会不会公开，依然是“官主”——领导说了算。像王清那样，行政复议、打官司、授诉，啥招都用上了，最后也是只开花不结果。作为“主人”的公民，为何无法让自家的“仆人”告知基本的开销信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官主”背后是“权主”，“公仆”的权力太大。大大地超过了主人的权力。
　　不久前，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真正的民主是一整套系统，体现在各个环节，今后民主向前推进，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整体推进，以“民主”破除“官主”。笔者赞成这一观点。进一步想，“官主”的本质是“权主”——权力在做主，官因权而生而存。权力本来是属于老百姓的，授权就是多数人把权力交给少数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程序必须民主；权力的行使，要让百姓看得到，接受大家的质疑，这就是民主监督——就像王清对“三公”消费的质疑。但现在权力太大太集中，主宰了一切，这很危险，是“不稳”之源。以“民主”破除“官主”。就必须以“民主”破除“权主”，监督权力、约束权力、制衡权力。当权力的“老虎”真正被民主关进了笼子，那么，要求公开“三公”消费之类的区区小事，还会那么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