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永恒复返”构成了尼采思想的三个核心，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中，尼采曾谈到“馈赠的道德”，“超人哲学”、“权力意志”和“永恒复返”学说，可看成尼采对现代性时代的伟大的馈赠。在文中则主要对尼采的“永恒复返”思想的政治哲学进行解读，以期能够对尼采的“永恒复返”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尼采；永恒复返；政治哲学
　　尼采的“意志”完全颠覆了叔本华寂灭虚无的意志观。世界是不断生成与毁灭的“权力意志”之海，“权力意志”是世界存在、发展、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与动力机制，而非苏格拉底一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对于世界的目的论阐释，决定性地击溃西方二千余年形而上学的统治。“权力意志”的世界既不是柏拉图、康德的“本体”与“现象”二分的世界，遗忘了生成变化的时间性；也不是基督教“此世”与“来世”二分的世界，贬低尘世而追求彼岸。“生命本身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解构了“真理”和“上帝”的永恒性，唯一真实的是脚下的大地，充满永恒变化的感性现象世界。“给生成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
　　超人是“乌云里的闪电”，是现代性末人时代的统治意志与立法意志的体现者，他又是汪洋澎湃的“大海”，容纳众流，将历史与时代的清洁与肮脏（“罪责观念”）一并接纳，污浊与肮脏在其中再次澄澈明净。超人的图像沉睡在“最丑陋最坚硬的石头里！”，而开凿超人的“锤子”就是“永恒复返”的学说。
　　永恒复返的教诲建立在不断生成毁灭的大地的世界基础上，所有的生命都将在未来的时间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那么生命的苦难、夭折、毁灭、终止都不成为个体生命的终点，“苦难和偶然到处都创造了强者的条件”，人们在此世的选择、努力、奋斗都将对未来产生永恒的影响。对生命的有限性的拯救不在于像柏拉图主义那样设想出一个非时间性的“至善理念”或基督教的“上帝天国”——以逃避生命不断生成和毁灭的真相，而在于通过将“过去如此”改造为“我要他如此”，在当下每一个生成的“瞬间”，在时机的碰撞和天命的领会中，无辜、自由地如孩子游戏般地发生。
　　永恒复返体现的是扎氏的“命运之爱”，“把自身置回最终的将来状态之中”，对生成变化的时间整体的热爱。“认为一切都是轮回的，这使一个生成的世界极其接近于存在的世界—观察认识的顶峰”。其中生成变化偶然被必然性包括其中，暗含命运对“自由意志”的削弱与否定。扎氏的三次上山和两次下山的漫游体现的也是扎氏不断增长阅历、同时不断认识自己的“命运”历程。“我的命运希望如此——为命运祝福吧！”肯定命运、意愿命运、热爱命运是对易逝、流变、深奥、不测的生命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肯定与祝福，“我衡量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你们不要想变更什么，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也不要。不要单纯忍受必然，更不要逃避，而是爱他——因为在必然之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谎言。”
　　“永恒复返”的时间——历史观是对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观的断然拒斥。历史的发展是“各层次的混杂與重叠”，其中“进步”与“颓废”并存交织，如大海的波涛涌摇交汇。“同一物的永恒复返”这“最重的分量”，即意味着“高与低”、“好与坏”、“卓越与平庸”、“高贵与低贱”……所有对立面的整体复返，反映了超人思想的最高强度——它鼓舞着强者思考并追求最有意义的事物，在大地（尘世）上去渴慕与追求伟大、卓越、高贵的价值，让此生的言辞和行动精力时间、历史的涤荡达到永恒的意义。
　　永恒复返对所有正反价值一视同仁地接纳（“接纳小人的永恒复返”）意味着最充分地理解“自然”：“自然之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体现着将人“重新转译回自然”。权力意志像自然一样生生不息、涌现生长、高低错落、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兴盛衰亡……自然在尼采笔下既具有野性、野蛮充满危机感的一面，也具有奢侈、丰饶、挥霍的特陛。前者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竞争状态，而后者是主人道德的拥有者的伟大特性——不求回报的“馈赠”的道德。主人道德的拥有者出于“自爱”，将获得之物升华为自己之物，并将其慷慨地作为礼物加以馈赠。这体现了“神圣的完美无损的自私。”
　　权力意志在与自然的偶然性相遇时，如同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时间是个下跳棋的小孩，王权掌握在孩子手中。”作为王者的孩子道德上是“无辜”的，下跳棋的主动行为面临着未知的偶然性，结局可能失败，具有悲剧性。然而痛苦也是“无辜”的，悲剧并不代表悲观，自我保存并无价值，追求胜利与卓越的意志渴求着“好吧，再来一次！”无论成败皆加以神圣肯定是蓬勃的权力意志的体现。在永恒复返之中，高贵卓越的生命有可能一时遭遇挫败，陷入低谷，变得磨灭、黯淡，但在宇宙的造化轮回中，还有“永恒复返”的时机，也还会有“永恒复返”的意志，他终将再次创造出高贵的价值，哪怕其再次磨灭暗淡……不同于“万物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的消极虚无主义。
　　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认为哲学无非是为死亡做准备：“一般人大概不知道，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生活在苏格拉底的眼中成为疾病。在尼采看来，这充分反映了苏格拉底对生命的怨恨与仇视，直接造成了西方历史的堕落与颓废。“就狄奥尼索斯式的使命来说，坚硬的锤子，即甚至以断然方式热衷于毁灭的欲望乃是先决条件的一部分。命令式：‘你们要坚强些！”’承认生命的有朽与毁灭，甚至热衷于毁灭，是尼采对虚无主义寂灭、颓废的意志的勇敢拯救。“生命是一个女人”，“变幻无定、狂野，但是不讲道德”，渴望着“永恒之戒”的强者直面生命的真相，其中的痛苦、磨难、灾祸、恐怖……在向着自然造化的回归中、在狂热的酒神颂歌中获得理解深不可测的命运的安慰与深沉的感激，与再一次“神圣肯定”基础上的乐观饱满、斗志昂扬。“生命曾是这样，那么好啊，再来一次！”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自然权利一自然法学说基础上，保障公民个体的“自我保存”和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的获得，允诺了一种满足个人欲望和私利的最大多数人可以获得最大幸福的自由民主社会。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生活的基本方向。这种契约论，宣告的是所有人毫无区别的等同，继承的同样是来自苏格拉底的平等原则，“无限制的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对一切人的尘世幸福的信念”、“对于普及知识文化的可能性的信念”。这样的国家在尼采眼中成为虚幻的共同体，其中并不存在自然法要求的“正义”，实质上带来了人类本性的扭曲，退化为种种动物般（如“攀援的猿猴”）的对舒适、享受和末人道德的追求、功利的算计——现代教育培养产生了知识庸人，现代传媒产生出丧失精神与艺术的记者，现代商业产生出追求发财、攫取权力却依旧精神贫乏的人。在尼采看来，现代国家带来的无非是使“善和恶的语言混乱”，带来的是“多余的人”，是另一种基督教道德的翻版的产物，都代表的“求死的意志”。 　　每个民族的“善的标牌”、“胜利的标牌”，“都是他的权力意志的声音”。权力意志归根结底是各民族选择自己根本生存方式的意志，是立法的意志。立法就是对价值进行估定，“人为自己创造了善与恶”，而不是来自恒久不变的“自然法”。确定善恶的立法者在对事物的价值进行判断的时候才赋予了他们以价值，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在创造的同时伴随着消灭和破坏旧的价值标准。
　　与现代民族国家奉行普世平等的自由主义权利理念、一套扎氏眼中善恶价值混乱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不同，民族的首要特征是拥有确定不移的唯一的善恶价值和尊卑贵贱不能躐等的封闭社会的差序等级制度。“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在这种礼法和习俗之下，“一个民族在未来将成为主人，将臻于完善——将野心勃勃地追求生活的最高技艺。”因此，为了阻断反复地“创造性”立法，无休止地将价值进行检验、筛选和判断，民族通常将自己礼法的起源归溯于“启示”这种神圣的起源，来自于如同神话、奇迹的馈赠，如希腊民族在悲剧神话中保证了国家与宗教的联系；或者来自于传统，因时间的奥古久远，是一种“缓慢地赢得并付出了昂贵代价的真理”，而具备了权威的合法性。
　　尼采寄予希望的强者、超人、未来哲人、“自由精神”们将以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高级文化、贵族文化为典范，以扎拉图斯特拉的言辞为蓝本，仿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礼法”传统，再次创造出拒绝在现代性虚无主义浪潮中颓废沉沦、随波逐流的新贵族、新民族，他们将追求实现哲人与政治的统一（弥合扎拉图斯特拉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距离）成为未来“伟大的政治”（Die groβe Politik）的创立者，新价值的立法者和全欧洲文化—政治的统治者。
　　“大政治”将以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习俗与礼法”改造民族国家固有的缺陷，并超越其藩篱，成为欧洲文化的统一者。毫无疑问，在尼采眼中，“大政治”也将是奉行贵族等级制与奴隶制（“剥削”）。弱者、奴隶道德的拥有者将会被“永恒复返”这个深渊般的真理压倒碾碎、自暴自弃，无法如牧羊人那样果断咬掉喉中的蛇头，克服这残酷真理带来的恐惧与恶心，陷入“消极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平庸者以其自然资质应当追求一门手艺、专业化的技能，成就自己能够实现的幸福。平庸者对超人统治秩序的服从有利于自己的本能、快乐和满足感，而非在社會主义者的“蛊惑”下心怀嫉妒、准备报复。
　　“大地上的现在和过去——唉！我的朋友们啊——在我，这些都无法忍受，倘若我再不是个先知，不能遇见必然要来的事物，我就不知如何生活了。”扎氏的未来哲学已具有“信仰”的宗教特质，在这个“上帝死了”的时代，扎氏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走遍大地”，传播大地的意义，狄奥尼索斯教的教义。因此，可以说“超人哲学”、“权力意志”、“永恒复返”是尼采设想出的一个新神话，或新宗教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