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除自然灾害外,大部分是由人祸所为,即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的同时,又制造了风险。风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循环反复地冲击、消解思想道德的力量,加之风险的不定性和人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政府防不胜防,被迫陷入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提高抗拒风险的最好办法,便是发动群众,充分引导草根的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帮助人们对风险社会进行深刻反省,寻找风险造成的裂痕与伤口的医治方法,对人们心灵进行抚慰,对价值观进行引导。它倡导走国家与草根上下勾连的路径,有目的地加强草根建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草根建设;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2.001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群体事件呈现高发状态,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的发展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而风险又直接涉及风险承受体的脆弱性和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无论是风险本身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并将我们置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风险已成为常态,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冲击尤为巨大,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状况。
风险不仅改变着社会而且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乃至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就预示着风险的发生在给我们带来灾难,造成痛苦的同时,也隐喻着新的创新与发展机会。在风险脆弱的环节上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因此,面对风险,除了考验政府的应对能力外,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新的,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常态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所谓风险,是指影响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它与人类共存。正如贝克所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什么是风险社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将其归入三种理解方式:一是现实主义,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集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或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者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二是文化意义上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代表有凡•Z•普利特维茨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认为,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三是制度主义,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的首创者和建构者。制度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成立[3]。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意识的“灾难”到现代意识的“风险”,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贝克甚至赋予“风险”社会以“哲学的含义,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中介和传统中介的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4]。总之,今天的风险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人们认同的意义,它与“自然”和“传统”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当今无论是日常还是学术研究并未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正在将我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灾难也正在搭乘全球化快车”[5],发展与风险相随相伴。
(二)风险社会的特点
当今社会,各种风险层出不穷,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自然灾害风险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性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过渡,风险“人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因此,它就具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风险的普遍性。风险具有普遍性。眼下,风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比也因风险而出现短路,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6]。
第二,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总是指向未来,而未来领域总是未知的,难以预测的。“正是无法预见的东西创造了曾经未知的情景”[7]。曾经的信条,“知识越多就越能够把握未来”的说法,在风险社会里已经失效了。风险经常以隐蔽、突发的形式出现,让我们对风险的体验显得模糊和不自觉。风险的不断发生,又使人们增强了对风险意识和风险社会的感知与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本身的局限,使得瞬间爆发的风险后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导致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更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
第三,风险责任的模糊性。承担风险责任主体是具有模糊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的核心概念。现代化的生产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8]。一方面尽管社会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他们在风险社会来临时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另一方面,就人类对环境破坏来说,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而各个治理主体又利用法律和科学为自己上述行为进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辩护而推掉一切责任。因此,没有一个机构明确地为造成风险的事件承担责任。
第四,反思的现代性。风险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悖论和问题进行揭示,是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侧重关注的是“风险”的社会内涵。即由于社会原因(民族国家或全球社会)造成的风险,并带来“社会性”影响的灾害。无论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是拉什的风险文化,吉登斯的制度风险,休伯的生态主义视角中的风险,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风险社会问题的。如果说贝克把风险社会概念用来表征当今世界正在从传统工业形态向一种后工业形态——风险社会的转变进程,那么,“风险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未来社会警觉。这就使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现实关注”提升到了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理论自觉”的反思层面[9]。
二、责落谁家:风险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与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风险社会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来起消极作用。因此,风险社会客观地影响到思想领域,通过对思想道德层面的深层反思,发现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风险社会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局限。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地位与其目标不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理应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增进民众的整体素质来提高应对风险社会的能力。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客观地规定了其现实地位和作用在整个风险社会中仅仅属于微观层面。
首先,从教育者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自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突发事件却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势必对我国社会发展构成现实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贪腐问题等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根源,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利益分化过度失衡造成的裂痕弥合问题,社会信任和凝聚力重建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技术的使用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为明显:当政府和社会缺乏足够的可支配的公共财富惠及弱势群体时,以关心人,关注人的发展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出现说假话的尴尬局面。教育者的宣传攻势和灌输,都只能让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进而引发猜疑、冷漠、憎恨和反社会的不良情绪的滋生。再加上部分官员说谎,已成为政府行政中的常态,致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产生质疑,社会凝聚力下降,人们对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得到社会认同,社会信任失调畸变。一旦我们信任机制的错位出现某种可怕的惯性时,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显得软弱无力。
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定位来看,当以整个社会作为参照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仅是社会诸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制度化的目标很难为全社会的各个系统,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认识范畴中,对其现实的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实际支持也不够。因此,当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合理性、合法性与实效性提出质疑时,应当反思一下其原因,我们不能把思想道德及价值滑坡的罪名都附加到思想政治教育不力的名下。
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系统来看,一是理论自身存在困境,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实施系统。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评判对象,缺乏广阔深远的视域。当我们近距离地审视眼前的受教育者时,自然会出现中小学生书包越来越重,大学抄袭论文越演越烈之功利主义倾向。忽视了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形,自然在应对社会风险问题时就会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目标的实现自然不仅是单靠自身力量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力量。当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就表现为对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忽略;当片面追求GDP,导致一些地方利益冲突,干群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思想政治教育就形同虚设。有些地方把GDP作为地方干部考核重要指标乃至唯一指标,导致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拼命搞政绩,不惜牺牲政府的信誉与形象,不择手段,以致损害群众利益。社会道德已经跌破了底线。官员腐败级别越来越高,商业欺诈行为越来越广,假冒伪劣产品从生产资料扩展到日用品乃至食品安全领域,直接摧残人们的身体健康,损坏了中国的形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政府诚信受损,群发事件不断的恶果。当弱势群体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包袱无奈地忍受着残酷的现实时,自然心理严重失衡。仇富、仇官心理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背离人的发展模式,暗含着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维权事件8 409起;1999年,超过32 000起;2002年,发生群体突发事件51 000起;2005年,发生87 000起。其中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突发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群体突发事件逐步由个别阶层向群体集中,诱发原因主要集中于征地、拆迁、社保、农村基层选举、环境保护、劳资纠纷等问题。群体事件的突发性、关联性显著增强,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群体事件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10]。这种片面发展致使传统道德准则断裂、紊乱,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二)情感与人性不能彰显
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的缺失,人性的遮蔽是一通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是要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强化生命力,担负起促进人的发展的责任。然而,正如韦伯所说,现代性基本上是通过理性化和制度化来完成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在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时,事实上是除了意识形态层面之外,还转变为以人文主义的名义而出现的制度化、理性化和知识化的倾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就表现为人性遮蔽,情感缺失。其实,人们不仅依赖科学的方式来感知世界,更主要的是通过经由家庭、朋友、政府、传媒中介所传播的意义来感知世界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各类风险的解读。在风险环境中,人们最关心的不是风险如何精确测量,而是自己的生存是否安全。因为,任何事故都会引起大众普遍的焦虑,而且类似事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导致社会恐慌。而恐慌的弥散与社会舆论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风险的识别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应注入情感,将爱作为其生命线。若如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就 “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1]。
“面对事物,我们的情感状态越是起作用,我们就有越多的眼睛观察事物,我们对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完整”[12]。这就是说,“思想的解放首先应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追求的变革,然后才是认识与实践内容和方式的变革。对知识的情感‘深入’和理智‘深入’是相一致的,只有‘神入’才能‘深入’,使知识化为精神”[13]。莎士比亚的小说,伊索的寓言,神话故事《西游记》都不是科学,科幻小说也不是科学,但他们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的作用很可能比严格的知识教育、逻辑思维训练的作用更大[14]。 另一方面,对 “人”的误读,折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窄化,手段僵化,管理简单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的理念,但部分干部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正确处理好个人既得利益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群众的代言人,而是站在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边,把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老板服务”,从而失去群众基础,失去民心。其实,这部分干部压根就没有树立为民的理念,是投机者或变节者,悲就悲在对这部分干部的姑息、手软,总是给予其改正的机会,以致成为累犯,遗害百姓和党的事业。
当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窄化到仅仅要求群众要有高尚品质的话,思想政治教育注定也是苍白无力的,从当前的群体事件看,它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交织,互动,扯不完的皮,解不完的扣,搅得社会难以安宁,无人对其进行疏导,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盲区。在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很多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因为矛盾的最初,政府知道得清清楚楚,稍有警觉就可避免。可就是不化解,非等闹大不可。在群体事件发生后,又没有人愿意出面制止,大官大躲,小官小躲,仅几个办事员出面,使其蔓延和恶化,最后不得不动用警力。其结果给群众传递了一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信息,造成突发事件反复不断,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因此,强烈的以人为本价值观回归的诉求是我们在思想上建立起应急意识,以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问题的关键。
(三)责任主体的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低质低效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研究、后现代研究、生命研究都开始重视风险社会,但其大多数人陷于经验层面,缺乏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其理论局限于“平等、公平、正义”范畴。没有将责任纳入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之中。导致在风险社会中学校、政府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尴尬困境。
一方面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情结。因为,政府和单位在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上处于垄断角色,这就造就和强化了民众“有困难找政府,有问题找单位”的意识,依靠政府和单位解决困难已成为民众的习惯。再加上群众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本身是由政府部门或者行政事业单位推动的改革所造成的,群众要向这个责任主体求诉以解决面临的困难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府却处于想管又管不了的境地。
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低质低效使政府、学校陷于重责困境。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事实。它是通过国家制度化的安排来建构的一个应然状态。而在现实社会学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庞大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责任的制度安排与其组织现实的客观位置并不对称。一旦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将全部责任推到思想政治教育者(政府的代言人)身上,出现将教育者视为能包打天下的错觉,使教育者(政府、学校)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挫伤其积极性。当今风险社会已渗透进了一切领域和行业,每个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都应为所造成的时代风险负责任,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责任就更需要成为普遍的伦理原则,……在责任原则下,没有人能逃避彼此休戚相关与共的责任要求”[8]。因此,在计划经济时形成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即通过政府和单位体制已不同程度地失效,政府必须寻找补充的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这是使政府解脱自身困境的必由之路,通过建构“服务型政府”,即“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其实质上也正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以解决群众各方面问题并进行预防性和发展性的服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是如此,如何使得以责任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风险社会中逐步兴起,并能够履行应尽职责,担负应行之责,这是解决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瓶颈。
总之,“任何社会,为了能生存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顽症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进每个成员的脑海里”[15]。而这一责任能否落到实处则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强弱的关键。
三、共生共荣: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之间的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等统治阶级集团,完成培养接班人和合格公民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单纯的教育形式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必须与其他社会教育形式存在合理关系。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仅局限于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孤立研究。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越来越细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总量的剧增,社会转型带来的机会不公,分配不公,利益失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阶层之间心态、情绪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传统的以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滞后性逐步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缺失,发展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简化。其实教育主体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它包含着各级政府组织部门以其行政职能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以其教育职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着社会以其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前后两者达到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提高与普及的完美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形成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的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只限于狭隘的学校教育,而应由多种教育形式相互承接补充,并使其在国家与草根之上下勾连、协调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草根组织的崛起
我国社会整体效能改变的过程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其核心是变革“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即政府除了把一部分权利归还给市场和企业外,还要逐步把越来越多的职能转移给社会,使社会正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各种民间组织的兴起,就是这一变革的标志。民间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使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在我国目前已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接近40万个。民间组织的崛起意味着社会自身地位和作用的逐步彰显。维护社会稳定进行草根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把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乃至私人利益和行为作为社会利益和行为的组成部份,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看成全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企业倒闭,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倒闭,还是国企破产,都不是完全和纯粹个人和国家的行为,而是引发社会连锁反应和全球蝴蝶效应的导火索。因此,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提高全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是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解放思想,发展建设草根组织。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交错带的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之中,甚至可以将其当作生活本身来看待。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以及他对人进行的精神牵引,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从关注人的生存到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概念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任何可能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的角色都可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在以往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脱离社会,再加上学校对客体的影响程度不及社会多元复杂因素与环境对教育对象的渗透和影响,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教育效果当然就明显弱于社会不良信息的影响效力,并阻碍教育对象对以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求的接受。通过扶持建设草根组织发展来弥补政府、学校的不足,扩大其覆盖面,把各个社会阶层和人群都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范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促使人人承担社会责任,使得现在在很多看起来是小事,对百姓来说又是大事的,政府无暇管理而又被撂荒的事情,得到妥善处理。让国家政府更好地着眼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普及,着眼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现实指导,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等大事,并使其通俗化、普及化和群众化,形成思想共识和情感归宿。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就融为一体,与社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寓教于工作和活动过程中。在风险社会里,公众参与度越高,国家和社会就越稳定和谐。因为以高度的组织化代替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表达,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有了桥梁和中介。所以,应加强草根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草根组织的作用,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四、草根建设:应对风险的现实路径
草根建设就是有目的地组织、调动、利用民间力量,参与补充管理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事务,其目的是加强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关注弱势群众的利益诉求,把问题解决在民间基层,真正延伸政府的触角。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依次更缓慢,更深刻。结构主义者帕森斯甚至将社会结构的变迁最终归结为价值观的变迁,并将此作为观察社会的最高层次。社会转型对价值观变迁影响最大的是导致了价值评价的多样性。转型期间频发的突发事件更是这一变化的催化剂。人们由于不同的价值立场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必然造成各种价值观的对立,甚至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次序混乱的终极原因并不是价值观,而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尽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间,价值观冲突的激烈程度淹没了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变化,但在实质上,价值观的变化只是利益变化的观念表现而已,只不过是变革的得利者与失利者将利益上的变化归罪于价值观的变化而已[16]。一句话,“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因此,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权力对现实的主宰往往使草根阶层成为不可能把握和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因此,社会的温度是由弱者的冷暖来标记的,而非由强者的欢呼来决定。权与利的均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水枯了,舟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弱者保暖润心,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这是草根建设的初衷。
(一)草根的指向
追根溯源,“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路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grass-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有三:一为群众的,基础的;二为乡村地区的;三为基础的,根部的。在《牛津高阶双解词典》(第四版)中的释义是“平民百姓”。而美国学者威廉•萨弗尔在《新政治字典》中认为,“草根”的最原本的意思指的是采矿时表层以下的土壤。19世纪的美国人正沉浸于淘金狂潮。淘金者凭着找矿经验认为,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当“草根”一说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时,就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它在美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20世纪的前半叶,用来反映大众的(通常也是乡村的)真实政治诉求。到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的发展,“草根”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含义,在文化诉求上追求自然状态的回归,减少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印记。到了今天,草根发展到第三阶段。 “草根文化”所依赖的载体已是电脑和互联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草根在经历着工业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草根却又在利用工业文明的成果——互联网作为载体来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草根”很早传入港台新马等华人地区,在1987年进入大陆语用区。随着西方个性解放和科学民主观念的传入,具有草根意识的草根阶层迅速崛起,草根的大众政治诉求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潮流,并纳入世界行列[18]。
“草根”一词在中国最先出现在傅谨的一部研究民间戏剧的著作《草根的力量》中。草根正如傅谨所诠释的,草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本土文化,一种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让草根自身感觉到快乐。从此,草根不再是“国民性改造”、“文化批判”的靶子,不再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土著民俗”,而成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平权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生长的别样根苗,并成为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现代化运动、基层民族化浪潮中的一个文化政治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草根就是指一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他们已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中),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与原发野性相融合的一个阶层。如帕斯卡在《思想录》中说,“人只是一根芦苇,大自然中最软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根思想的芦苇”。套用之,我们就是一根会思考的草根,学会思考而且也让众多草根对现实保持一份清醒的思考[19]。它没有被主流思想所规范和清洗。随着网络的兴起,其传播方式与交流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表达心愿发出声音的渠道更多元化。
(二)草根的异化
一是草根的异化表现在草根的变迁。中国古代文化中,早有“草”或“草民”之说,它与现在所说的草根意思相近。但其含义多为贬义,指那些出身卑微,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不被尊重,愚昧无知的布衣百姓。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国草根阶层的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草根的成分主要由农民阶层组成,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农民的涌入,城乡结合,使得草根迅速崛起壮大。但是,中国的乡土性并没有多大改变,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几乎全部是不出三代的农民出身。因此,草根阶层主要还是由农民组成。今天,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草根阶层由日益壮大的民工和城市市民享有,而几千年来的“草民”成为一个新的阶层——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因此,草根实际上是指城市里的大众,也就是有机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包括一部分民工[20]。留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几乎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一直是实实在在的草根阶层。所以,真正的草根还蛰伏在自开天辟地以来的那片土地上。
二是草根的异化还表现在草根的生长。作为一个社会概念,草根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和渗透,其地位不断提升,精英、权威不断受到挑战,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草根已不单是过去意义上的弱者,而在文化创造层面能量逐步显现,以其社会意义上的弱者身份跻身于文化创造层面的强者之间。它一方面,超越了社会等级阶层的界限,把诸多力量纳入到它所创造的意义体系;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创造的意义远远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赋予的意义范围,使得草根在‘语义的游击战’中能够得到现实中所得不到的精神性的胜利”[20]。草根文化通过改变当今社会的阶层格局和力量对比,导致草根组织和草根文化的产生与繁荣,对社会稳定与主流意识构成了有力的冲击,从而给意识形态带来深远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文化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对立面存在,消灭了对手,也就最终消灭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繁荣,对主流文化亦是一件幸事”[20]。
草根文化的生长倒逼着精英文化发展,当然也就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地变革创新。
(三)草根建设的现实路径
第一,相信人民,相信群众。上一轮世界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他说:“现在首要的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事实”,“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暗淡的时候,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21]因此,周瑞金说,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因此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最需要解放思想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这就要求把群众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稳定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事件等场合维持社会稳定防范的对象,把敢说真话的百姓视为别有用心。其实,群体事件并不必然就是社会智力能力低下的表征。法律允许范围内发生的群体事件应该被视为常态,并不影响社会安定,因为各种诉求的表达,使得社会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可以通过预设机制形成新的利益协调和平衡,从而对社会稳定形成一种制度保障[22]。同时,必须给群众一个正当表达诉求的渠道,用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表达自己诉求并释放社会压力,真正化解群体事件中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通过沟通和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强制打压,因此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群众分清是非,端正态度,敞开思想,化解矛盾。
由风险社会的二重性得知,群体事件的发生并不能将其视为社会动荡的前兆,而是社会正常发展中的非正常现象,其实只是某一利益群体争取个人权利的行为。因此,群体事件的主体应该是“公民”、“良民”,而不是“刁民”和“乱民”,更不是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故意捣乱者。我们可以在群体事件中捕捉自发积聚起来的民意并给于高效率的回应。所以,一逢群体事件发生,官员们就紧张,视为洪水猛兽,其实,这些群体事件往往是因为官员们平时太霸道,太官僚,听不进或根本就不听下层百姓的诉求所至。因此,应疏通民众宣泄渠道,建立社会宣泄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建议、问题有地方发表,让民众拥有交流、争论、申诉的平台,以舒缓民众压力,调试民众情绪,帮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心理和谐[23]。所以,集13亿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打拼,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拼经济,保增长,保稳定;改革体制,解决各种深层问题矛盾;发展文化,不断壮大国家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需要。
第二,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推动支撑。美国历史学家胡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他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 国家与草根互动,上下接力,休戚与共,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原因是国家与草根组织及草根自身不但存在着风险,而且其本身又是风险的制造者。这样,无论是草根组织或国家都不能单独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上下结合就成为必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支撑。正确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自下而上地瓦解束缚社会发展的传统体制,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伟大历史变革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提高公民素质,引导公民有所作为,参与现实干预,让公民学会在社会生活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寻找社会各方能动的力量,共同推动这一伟大进程。
首先是引导公民伸张公平正义的勇气与能力。大容量、高速度、多渠道、强开放性的信息流通和获取对传统的道德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社会中,“草民”是没有“个人表达”的权利和空间的,“民间”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今互联网就不同了,它不断创新,为草根提供了无限自由的空间,激发了民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天赋,也只有到了今天文字脱离英雄主义色彩,变成个人主义的东西。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网络报纸。草根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的表达渠道,成为当今社会浓墨重彩的亮点。从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辨,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物权法》大讨论,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网上披露,救灾物质公平分配问题的反复诘问,乃至上海钓鱼执法的曝光等等,都是因网络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提升了百姓关注社会的责任和识辨能力,帮助政府找出对策。
二是引导百姓参政议政。胡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表明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每年的两会,已成为草根与中南海互动的两极。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事,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桥民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的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网络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事发现场。从此“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得到了草根群体由衷的响应。河南洛阳网民参政议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位网友以网民的身份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群众,给与群众充分的尊重,赋予群众对决策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引导群众参与决策,那么,即使一些决策可能会使群众的暂时利益受损,群众也会给与理解与支持。同时群众在参与决策行动过程中,他们的决策情感也得到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引导群众,疏导群众,解决群众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三是和谐互动。官员对群众,精英对草根也表现出了尊重、期待和信赖,将民与官的沟通交流变成良性的互动过程。“湘潭发展问计网民,书记网友座谈会”上,有20多名网民代表与书记对话;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网上发帖批评部分干部的陋习,鼓励网民监督工作;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率先实名上网,接受网民来信,并成立网络反贪中心,通过与网民的交流,取得了原生态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最真实、最朴实的民意。执政者重视草根的思想,不仅能完善和充实思路,也必将调动起民众为社会多做贡献的积极性。老百姓开始不断“试水”,寻找理性有效的、和平的表达方式[24]。草根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群众基层,对群众进行引导,及时敏锐地把握社会形势和发展状况及趋势,密切关注民众所处的环境,通过接触现实,走进民众,适时调控,以达到草根能够自控、自调的目的。这是提高全体民众思想道德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民众素质高了就不会被忽悠,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N.Luhmann.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M].Berlin: de Gruyter,1993:218.
[2] 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
[3]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87-90.
[4] 乌尔里希 贝克,约翰内斯 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8.
[5] 李中东.灾难预备役[J].中国科技财富,2003(6):42-49.
[6] 乌尔里希 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郗卫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6-51.
[7] 乌尔里希 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4.
[8]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53-54.
[9] 陈 磊.“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05(2):43-48.
[10] 张 卫.社会风险趋势与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6):111-11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5.
[12] 皮埃尔 布尼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
[13] 马克斯 舍勒.舍勒选集[M].刘小枫,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68.
[14] 郝 斌.两种理性及其与非理性统一的有效教育方式[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4):1-4.
[15] 安东尼 奥罗母,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71.
[16] 廖小平.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京),2008(6):83-86.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
[18] 宫 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谈草根文化的悖论[J].理论与写作,2007(5):53-55 .
[19] 袁功勇.会思想的草根[J].全国新书目,2007(15):12.
[20] 刘济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75.
[21] 周瑞金.希望在人民的强势[J].炎黄春秋,2009(6):1-7.
[22] 武雪婷.群体事件折射转型期社会情绪[J].政工研究动态(京),2009(11):8-10.
[23] 代玉启.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体事件预警[J].政工研究动态(京),2009(11):14-16.
[24] 曲 涛.“草根思想”不居“江湖之远”[J].政工研究动态,2009(1):45.
(责任编辑 易 民)
关键词:草根建设;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2.001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群体事件呈现高发状态,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的发展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而风险又直接涉及风险承受体的脆弱性和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无论是风险本身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并将我们置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风险已成为常态,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冲击尤为巨大,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状况。
风险不仅改变着社会而且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乃至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就预示着风险的发生在给我们带来灾难,造成痛苦的同时,也隐喻着新的创新与发展机会。在风险脆弱的环节上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因此,面对风险,除了考验政府的应对能力外,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新的,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常态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所谓风险,是指影响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它与人类共存。正如贝克所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什么是风险社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将其归入三种理解方式:一是现实主义,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集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或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者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二是文化意义上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代表有凡•Z•普利特维茨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认为,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三是制度主义,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的首创者和建构者。制度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成立[3]。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意识的“灾难”到现代意识的“风险”,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贝克甚至赋予“风险”社会以“哲学的含义,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中介和传统中介的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4]。总之,今天的风险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人们认同的意义,它与“自然”和“传统”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当今无论是日常还是学术研究并未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正在将我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灾难也正在搭乘全球化快车”[5],发展与风险相随相伴。
(二)风险社会的特点
当今社会,各种风险层出不穷,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自然灾害风险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性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过渡,风险“人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因此,它就具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风险的普遍性。风险具有普遍性。眼下,风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比也因风险而出现短路,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6]。
第二,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总是指向未来,而未来领域总是未知的,难以预测的。“正是无法预见的东西创造了曾经未知的情景”[7]。曾经的信条,“知识越多就越能够把握未来”的说法,在风险社会里已经失效了。风险经常以隐蔽、突发的形式出现,让我们对风险的体验显得模糊和不自觉。风险的不断发生,又使人们增强了对风险意识和风险社会的感知与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本身的局限,使得瞬间爆发的风险后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导致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更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
第三,风险责任的模糊性。承担风险责任主体是具有模糊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的核心概念。现代化的生产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8]。一方面尽管社会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他们在风险社会来临时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另一方面,就人类对环境破坏来说,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而各个治理主体又利用法律和科学为自己上述行为进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辩护而推掉一切责任。因此,没有一个机构明确地为造成风险的事件承担责任。
第四,反思的现代性。风险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悖论和问题进行揭示,是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侧重关注的是“风险”的社会内涵。即由于社会原因(民族国家或全球社会)造成的风险,并带来“社会性”影响的灾害。无论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是拉什的风险文化,吉登斯的制度风险,休伯的生态主义视角中的风险,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风险社会问题的。如果说贝克把风险社会概念用来表征当今世界正在从传统工业形态向一种后工业形态——风险社会的转变进程,那么,“风险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未来社会警觉。这就使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现实关注”提升到了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理论自觉”的反思层面[9]。
二、责落谁家:风险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与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风险社会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来起消极作用。因此,风险社会客观地影响到思想领域,通过对思想道德层面的深层反思,发现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风险社会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局限。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地位与其目标不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理应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增进民众的整体素质来提高应对风险社会的能力。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客观地规定了其现实地位和作用在整个风险社会中仅仅属于微观层面。
首先,从教育者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自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突发事件却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势必对我国社会发展构成现实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贪腐问题等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根源,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利益分化过度失衡造成的裂痕弥合问题,社会信任和凝聚力重建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技术的使用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为明显:当政府和社会缺乏足够的可支配的公共财富惠及弱势群体时,以关心人,关注人的发展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出现说假话的尴尬局面。教育者的宣传攻势和灌输,都只能让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进而引发猜疑、冷漠、憎恨和反社会的不良情绪的滋生。再加上部分官员说谎,已成为政府行政中的常态,致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产生质疑,社会凝聚力下降,人们对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得到社会认同,社会信任失调畸变。一旦我们信任机制的错位出现某种可怕的惯性时,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显得软弱无力。
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定位来看,当以整个社会作为参照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仅是社会诸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制度化的目标很难为全社会的各个系统,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认识范畴中,对其现实的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实际支持也不够。因此,当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合理性、合法性与实效性提出质疑时,应当反思一下其原因,我们不能把思想道德及价值滑坡的罪名都附加到思想政治教育不力的名下。
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系统来看,一是理论自身存在困境,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实施系统。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评判对象,缺乏广阔深远的视域。当我们近距离地审视眼前的受教育者时,自然会出现中小学生书包越来越重,大学抄袭论文越演越烈之功利主义倾向。忽视了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形,自然在应对社会风险问题时就会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目标的实现自然不仅是单靠自身力量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力量。当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就表现为对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忽略;当片面追求GDP,导致一些地方利益冲突,干群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思想政治教育就形同虚设。有些地方把GDP作为地方干部考核重要指标乃至唯一指标,导致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拼命搞政绩,不惜牺牲政府的信誉与形象,不择手段,以致损害群众利益。社会道德已经跌破了底线。官员腐败级别越来越高,商业欺诈行为越来越广,假冒伪劣产品从生产资料扩展到日用品乃至食品安全领域,直接摧残人们的身体健康,损坏了中国的形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政府诚信受损,群发事件不断的恶果。当弱势群体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包袱无奈地忍受着残酷的现实时,自然心理严重失衡。仇富、仇官心理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背离人的发展模式,暗含着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维权事件8 409起;1999年,超过32 000起;2002年,发生群体突发事件51 000起;2005年,发生87 000起。其中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突发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群体突发事件逐步由个别阶层向群体集中,诱发原因主要集中于征地、拆迁、社保、农村基层选举、环境保护、劳资纠纷等问题。群体事件的突发性、关联性显著增强,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群体事件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10]。这种片面发展致使传统道德准则断裂、紊乱,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二)情感与人性不能彰显
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的缺失,人性的遮蔽是一通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是要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强化生命力,担负起促进人的发展的责任。然而,正如韦伯所说,现代性基本上是通过理性化和制度化来完成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在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时,事实上是除了意识形态层面之外,还转变为以人文主义的名义而出现的制度化、理性化和知识化的倾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就表现为人性遮蔽,情感缺失。其实,人们不仅依赖科学的方式来感知世界,更主要的是通过经由家庭、朋友、政府、传媒中介所传播的意义来感知世界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各类风险的解读。在风险环境中,人们最关心的不是风险如何精确测量,而是自己的生存是否安全。因为,任何事故都会引起大众普遍的焦虑,而且类似事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导致社会恐慌。而恐慌的弥散与社会舆论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风险的识别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应注入情感,将爱作为其生命线。若如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就 “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1]。
“面对事物,我们的情感状态越是起作用,我们就有越多的眼睛观察事物,我们对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完整”[12]。这就是说,“思想的解放首先应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追求的变革,然后才是认识与实践内容和方式的变革。对知识的情感‘深入’和理智‘深入’是相一致的,只有‘神入’才能‘深入’,使知识化为精神”[13]。莎士比亚的小说,伊索的寓言,神话故事《西游记》都不是科学,科幻小说也不是科学,但他们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的作用很可能比严格的知识教育、逻辑思维训练的作用更大[14]。 另一方面,对 “人”的误读,折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窄化,手段僵化,管理简单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的理念,但部分干部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正确处理好个人既得利益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群众的代言人,而是站在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边,把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老板服务”,从而失去群众基础,失去民心。其实,这部分干部压根就没有树立为民的理念,是投机者或变节者,悲就悲在对这部分干部的姑息、手软,总是给予其改正的机会,以致成为累犯,遗害百姓和党的事业。
当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窄化到仅仅要求群众要有高尚品质的话,思想政治教育注定也是苍白无力的,从当前的群体事件看,它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交织,互动,扯不完的皮,解不完的扣,搅得社会难以安宁,无人对其进行疏导,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盲区。在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很多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因为矛盾的最初,政府知道得清清楚楚,稍有警觉就可避免。可就是不化解,非等闹大不可。在群体事件发生后,又没有人愿意出面制止,大官大躲,小官小躲,仅几个办事员出面,使其蔓延和恶化,最后不得不动用警力。其结果给群众传递了一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信息,造成突发事件反复不断,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因此,强烈的以人为本价值观回归的诉求是我们在思想上建立起应急意识,以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问题的关键。
(三)责任主体的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低质低效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研究、后现代研究、生命研究都开始重视风险社会,但其大多数人陷于经验层面,缺乏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其理论局限于“平等、公平、正义”范畴。没有将责任纳入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之中。导致在风险社会中学校、政府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尴尬困境。
一方面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情结。因为,政府和单位在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上处于垄断角色,这就造就和强化了民众“有困难找政府,有问题找单位”的意识,依靠政府和单位解决困难已成为民众的习惯。再加上群众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本身是由政府部门或者行政事业单位推动的改革所造成的,群众要向这个责任主体求诉以解决面临的困难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府却处于想管又管不了的境地。
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低质低效使政府、学校陷于重责困境。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事实。它是通过国家制度化的安排来建构的一个应然状态。而在现实社会学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庞大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责任的制度安排与其组织现实的客观位置并不对称。一旦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将全部责任推到思想政治教育者(政府的代言人)身上,出现将教育者视为能包打天下的错觉,使教育者(政府、学校)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挫伤其积极性。当今风险社会已渗透进了一切领域和行业,每个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都应为所造成的时代风险负责任,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责任就更需要成为普遍的伦理原则,……在责任原则下,没有人能逃避彼此休戚相关与共的责任要求”[8]。因此,在计划经济时形成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即通过政府和单位体制已不同程度地失效,政府必须寻找补充的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定位政府的角色,这是使政府解脱自身困境的必由之路,通过建构“服务型政府”,即“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其实质上也正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以解决群众各方面问题并进行预防性和发展性的服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是如此,如何使得以责任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风险社会中逐步兴起,并能够履行应尽职责,担负应行之责,这是解决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瓶颈。
总之,“任何社会,为了能生存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顽症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进每个成员的脑海里”[15]。而这一责任能否落到实处则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强弱的关键。
三、共生共荣: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之间的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等统治阶级集团,完成培养接班人和合格公民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单纯的教育形式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必须与其他社会教育形式存在合理关系。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仅局限于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孤立研究。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越来越细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总量的剧增,社会转型带来的机会不公,分配不公,利益失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阶层之间心态、情绪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传统的以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滞后性逐步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缺失,发展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简化。其实教育主体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它包含着各级政府组织部门以其行政职能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以其教育职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着社会以其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前后两者达到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提高与普及的完美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形成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的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只限于狭隘的学校教育,而应由多种教育形式相互承接补充,并使其在国家与草根之上下勾连、协调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草根组织的崛起
我国社会整体效能改变的过程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其核心是变革“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即政府除了把一部分权利归还给市场和企业外,还要逐步把越来越多的职能转移给社会,使社会正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各种民间组织的兴起,就是这一变革的标志。民间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使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在我国目前已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接近40万个。民间组织的崛起意味着社会自身地位和作用的逐步彰显。维护社会稳定进行草根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把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乃至私人利益和行为作为社会利益和行为的组成部份,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看成全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企业倒闭,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倒闭,还是国企破产,都不是完全和纯粹个人和国家的行为,而是引发社会连锁反应和全球蝴蝶效应的导火索。因此,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提高全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是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解放思想,发展建设草根组织。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交错带的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之中,甚至可以将其当作生活本身来看待。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以及他对人进行的精神牵引,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从关注人的生存到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概念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任何可能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的角色都可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在以往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脱离社会,再加上学校对客体的影响程度不及社会多元复杂因素与环境对教育对象的渗透和影响,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教育效果当然就明显弱于社会不良信息的影响效力,并阻碍教育对象对以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求的接受。通过扶持建设草根组织发展来弥补政府、学校的不足,扩大其覆盖面,把各个社会阶层和人群都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范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促使人人承担社会责任,使得现在在很多看起来是小事,对百姓来说又是大事的,政府无暇管理而又被撂荒的事情,得到妥善处理。让国家政府更好地着眼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普及,着眼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现实指导,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等大事,并使其通俗化、普及化和群众化,形成思想共识和情感归宿。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就融为一体,与社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寓教于工作和活动过程中。在风险社会里,公众参与度越高,国家和社会就越稳定和谐。因为以高度的组织化代替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表达,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有了桥梁和中介。所以,应加强草根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草根组织的作用,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四、草根建设:应对风险的现实路径
草根建设就是有目的地组织、调动、利用民间力量,参与补充管理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事务,其目的是加强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关注弱势群众的利益诉求,把问题解决在民间基层,真正延伸政府的触角。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依次更缓慢,更深刻。结构主义者帕森斯甚至将社会结构的变迁最终归结为价值观的变迁,并将此作为观察社会的最高层次。社会转型对价值观变迁影响最大的是导致了价值评价的多样性。转型期间频发的突发事件更是这一变化的催化剂。人们由于不同的价值立场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必然造成各种价值观的对立,甚至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次序混乱的终极原因并不是价值观,而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尽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间,价值观冲突的激烈程度淹没了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变化,但在实质上,价值观的变化只是利益变化的观念表现而已,只不过是变革的得利者与失利者将利益上的变化归罪于价值观的变化而已[16]。一句话,“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因此,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权力对现实的主宰往往使草根阶层成为不可能把握和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因此,社会的温度是由弱者的冷暖来标记的,而非由强者的欢呼来决定。权与利的均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水枯了,舟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弱者保暖润心,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这是草根建设的初衷。
(一)草根的指向
追根溯源,“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路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grass-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有三:一为群众的,基础的;二为乡村地区的;三为基础的,根部的。在《牛津高阶双解词典》(第四版)中的释义是“平民百姓”。而美国学者威廉•萨弗尔在《新政治字典》中认为,“草根”的最原本的意思指的是采矿时表层以下的土壤。19世纪的美国人正沉浸于淘金狂潮。淘金者凭着找矿经验认为,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当“草根”一说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时,就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它在美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20世纪的前半叶,用来反映大众的(通常也是乡村的)真实政治诉求。到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的发展,“草根”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含义,在文化诉求上追求自然状态的回归,减少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印记。到了今天,草根发展到第三阶段。 “草根文化”所依赖的载体已是电脑和互联网。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草根在经历着工业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草根却又在利用工业文明的成果——互联网作为载体来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草根”很早传入港台新马等华人地区,在1987年进入大陆语用区。随着西方个性解放和科学民主观念的传入,具有草根意识的草根阶层迅速崛起,草根的大众政治诉求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潮流,并纳入世界行列[18]。
“草根”一词在中国最先出现在傅谨的一部研究民间戏剧的著作《草根的力量》中。草根正如傅谨所诠释的,草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本土文化,一种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让草根自身感觉到快乐。从此,草根不再是“国民性改造”、“文化批判”的靶子,不再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土著民俗”,而成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平权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生长的别样根苗,并成为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现代化运动、基层民族化浪潮中的一个文化政治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草根就是指一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他们已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中),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与原发野性相融合的一个阶层。如帕斯卡在《思想录》中说,“人只是一根芦苇,大自然中最软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根思想的芦苇”。套用之,我们就是一根会思考的草根,学会思考而且也让众多草根对现实保持一份清醒的思考[19]。它没有被主流思想所规范和清洗。随着网络的兴起,其传播方式与交流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表达心愿发出声音的渠道更多元化。
(二)草根的异化
一是草根的异化表现在草根的变迁。中国古代文化中,早有“草”或“草民”之说,它与现在所说的草根意思相近。但其含义多为贬义,指那些出身卑微,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不被尊重,愚昧无知的布衣百姓。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国草根阶层的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草根的成分主要由农民阶层组成,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农民的涌入,城乡结合,使得草根迅速崛起壮大。但是,中国的乡土性并没有多大改变,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几乎全部是不出三代的农民出身。因此,草根阶层主要还是由农民组成。今天,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草根阶层由日益壮大的民工和城市市民享有,而几千年来的“草民”成为一个新的阶层——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因此,草根实际上是指城市里的大众,也就是有机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包括一部分民工[20]。留在农村的广大农民几乎被排除在外——尽管他们一直是实实在在的草根阶层。所以,真正的草根还蛰伏在自开天辟地以来的那片土地上。
二是草根的异化还表现在草根的生长。作为一个社会概念,草根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和渗透,其地位不断提升,精英、权威不断受到挑战,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草根已不单是过去意义上的弱者,而在文化创造层面能量逐步显现,以其社会意义上的弱者身份跻身于文化创造层面的强者之间。它一方面,超越了社会等级阶层的界限,把诸多力量纳入到它所创造的意义体系;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创造的意义远远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赋予的意义范围,使得草根在‘语义的游击战’中能够得到现实中所得不到的精神性的胜利”[20]。草根文化通过改变当今社会的阶层格局和力量对比,导致草根组织和草根文化的产生与繁荣,对社会稳定与主流意识构成了有力的冲击,从而给意识形态带来深远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文化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对立面存在,消灭了对手,也就最终消灭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繁荣,对主流文化亦是一件幸事”[20]。
草根文化的生长倒逼着精英文化发展,当然也就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地变革创新。
(三)草根建设的现实路径
第一,相信人民,相信群众。上一轮世界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他说:“现在首要的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事实”,“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暗淡的时候,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21]因此,周瑞金说,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因此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最需要解放思想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这就要求把群众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稳定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事件等场合维持社会稳定防范的对象,把敢说真话的百姓视为别有用心。其实,群体事件并不必然就是社会智力能力低下的表征。法律允许范围内发生的群体事件应该被视为常态,并不影响社会安定,因为各种诉求的表达,使得社会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可以通过预设机制形成新的利益协调和平衡,从而对社会稳定形成一种制度保障[22]。同时,必须给群众一个正当表达诉求的渠道,用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表达自己诉求并释放社会压力,真正化解群体事件中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通过沟通和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强制打压,因此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群众分清是非,端正态度,敞开思想,化解矛盾。
由风险社会的二重性得知,群体事件的发生并不能将其视为社会动荡的前兆,而是社会正常发展中的非正常现象,其实只是某一利益群体争取个人权利的行为。因此,群体事件的主体应该是“公民”、“良民”,而不是“刁民”和“乱民”,更不是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故意捣乱者。我们可以在群体事件中捕捉自发积聚起来的民意并给于高效率的回应。所以,一逢群体事件发生,官员们就紧张,视为洪水猛兽,其实,这些群体事件往往是因为官员们平时太霸道,太官僚,听不进或根本就不听下层百姓的诉求所至。因此,应疏通民众宣泄渠道,建立社会宣泄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建议、问题有地方发表,让民众拥有交流、争论、申诉的平台,以舒缓民众压力,调试民众情绪,帮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心理和谐[23]。所以,集13亿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打拼,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拼经济,保增长,保稳定;改革体制,解决各种深层问题矛盾;发展文化,不断壮大国家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需要。
第二,政府与民间力量相互推动支撑。美国历史学家胡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他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 国家与草根互动,上下接力,休戚与共,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原因是国家与草根组织及草根自身不但存在着风险,而且其本身又是风险的制造者。这样,无论是草根组织或国家都不能单独承担风险责任。因此,上下结合就成为必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支撑。正确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自下而上地瓦解束缚社会发展的传统体制,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伟大历史变革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提高公民素质,引导公民有所作为,参与现实干预,让公民学会在社会生活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寻找社会各方能动的力量,共同推动这一伟大进程。
首先是引导公民伸张公平正义的勇气与能力。大容量、高速度、多渠道、强开放性的信息流通和获取对传统的道德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社会中,“草民”是没有“个人表达”的权利和空间的,“民间”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今互联网就不同了,它不断创新,为草根提供了无限自由的空间,激发了民众的智慧和幽默的天赋,也只有到了今天文字脱离英雄主义色彩,变成个人主义的东西。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网络报纸。草根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的表达渠道,成为当今社会浓墨重彩的亮点。从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辨,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物权法》大讨论,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网上披露,救灾物质公平分配问题的反复诘问,乃至上海钓鱼执法的曝光等等,都是因网络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提升了百姓关注社会的责任和识辨能力,帮助政府找出对策。
二是引导百姓参政议政。胡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表明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每年的两会,已成为草根与中南海互动的两极。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事,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桥民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的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网络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事发现场。从此“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得到了草根群体由衷的响应。河南洛阳网民参政议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位网友以网民的身份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群众,给与群众充分的尊重,赋予群众对决策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引导群众参与决策,那么,即使一些决策可能会使群众的暂时利益受损,群众也会给与理解与支持。同时群众在参与决策行动过程中,他们的决策情感也得到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引导群众,疏导群众,解决群众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三是和谐互动。官员对群众,精英对草根也表现出了尊重、期待和信赖,将民与官的沟通交流变成良性的互动过程。“湘潭发展问计网民,书记网友座谈会”上,有20多名网民代表与书记对话;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网上发帖批评部分干部的陋习,鼓励网民监督工作;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率先实名上网,接受网民来信,并成立网络反贪中心,通过与网民的交流,取得了原生态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最真实、最朴实的民意。执政者重视草根的思想,不仅能完善和充实思路,也必将调动起民众为社会多做贡献的积极性。老百姓开始不断“试水”,寻找理性有效的、和平的表达方式[24]。草根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群众基层,对群众进行引导,及时敏锐地把握社会形势和发展状况及趋势,密切关注民众所处的环境,通过接触现实,走进民众,适时调控,以达到草根能够自控、自调的目的。这是提高全体民众思想道德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民众素质高了就不会被忽悠,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N.Luhmann.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M].Berlin: de Gruyter,1993:218.
[2] 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
[3]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87-90.
[4] 乌尔里希 贝克,约翰内斯 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8.
[5] 李中东.灾难预备役[J].中国科技财富,2003(6):42-49.
[6] 乌尔里希 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郗卫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6-51.
[7] 乌尔里希 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4.
[8]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53-54.
[9] 陈 磊.“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05(2):43-48.
[10] 张 卫.社会风险趋势与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6):111-11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5.
[12] 皮埃尔 布尼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
[13] 马克斯 舍勒.舍勒选集[M].刘小枫,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68.
[14] 郝 斌.两种理性及其与非理性统一的有效教育方式[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4):1-4.
[15] 安东尼 奥罗母,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71.
[16] 廖小平.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京),2008(6):83-86.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
[18] 宫 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谈草根文化的悖论[J].理论与写作,2007(5):53-55 .
[19] 袁功勇.会思想的草根[J].全国新书目,2007(15):12.
[20] 刘济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75.
[21] 周瑞金.希望在人民的强势[J].炎黄春秋,2009(6):1-7.
[22] 武雪婷.群体事件折射转型期社会情绪[J].政工研究动态(京),2009(11):8-10.
[23] 代玉启.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体事件预警[J].政工研究动态(京),2009(11):14-16.
[24] 曲 涛.“草根思想”不居“江湖之远”[J].政工研究动态,2009(1):45.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