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达界首时，朱德正坐在司令部里等他。他喝着朱德推给他的一茶缸子温开水，吃着煨在热火灰里的红薯，心头涌起一种柔情：“司令部里并没有重要的大事等我决策，总司令催我过江，不过是有意让我早来界首，以免过分劳累和离开危险突起的渡口。”想到这里，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布满红丝的眸子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在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
　　那是柏林一个微雨的秋夜，他们两人面前，摆着两杯温热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很久，他俯视着桌上标示着双方态势的地图：“总司令，你谈谈参谋部的会议情况吧！”
　　“没有那么紧急，你先吃完红薯，等玉米糊温热了，吃完再谈……”
　　“那就边吃边谈……”
　　朱德用最简练的语言，概述了两军态势。
　　“博古和顾问的意见呢？”
　　“他们说等你来司令部之后再研究，他们休息了，要不要去……”
　　“不必请他们了，态势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的，除了坚决战斗之外别无他法……”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像自己回答自己，“的确很被动。”
　　“变被动为主动不但需要条件，而且也需要时间……”朱德微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平稳沉着，不露任何激动，却具有镇定人心的力量。他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既不勉强，也不抱怨，“我看局势并不过分严重，目前，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红章纵队正在渡江，当然，八军团本来都是新兵，战斗力有限。一、三军团，可以顶住湘桂两敌，保障渡江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红五军团，正在文市附近与追敌苦战……”这话并没有给周恩来带来多大的安慰，反而引起他的焦虑不安。他站起来，走近窗口，手扶落满灰尘的窗台，谛听着远方的枪炮声。
　　五军团，是周恩来最担心的一支部队，因为殿后是最危险的任务。此时，他想起古代战场上一个勇敢而谦逊的将领的故事。在战斗中他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阻挡着强大的追敌，当他保卫了全军安全进入国门时，则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红五军团是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的烈火中诞生的，在反对敌人的围剿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在这次战略转移中，一直担任着后卫任务，顽强地抗击着优势敌人的尾追。打阻击，走夜路，吃不好，睡不成，边打边走，极为艰苦。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走在最后。这时，他们还在百里之外。伤亡惨重。
　　红军的每一个挫折，周恩来都感到自己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这种不贪功不诿过的品格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自责和痛苦。周恩来的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静气，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约，使他的才智无法发挥，使他的主张无法推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须代人受过，一种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潜意识中漫漶开来。
　　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那满含委屈悄然离开会场的背影，心中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伤痕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 ，称作：“无间断的革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态度是盲从与思考。
　　党，毕竟很年轻！那时的周恩来刚满二十九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一月会议，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冷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涨。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疑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深知权力这把双刃剑，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在从属中去弥补有可能造成的损伤。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光荣;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面前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深山老林、远古洪荒。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务都隐在云里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出现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数中，也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一想到血的代价，周恩来那微蹙的眉心，过长的胡须，沉郁的目光，紧闭的嘴唇，疲惫的肩胛，处处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呈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斯大林接见他时，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说给他的，“要研究军事！”
　　那时，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国战争史。
　　苏沃洛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的坎坷经历，他的指挥艺术，他的勇敢精神，给周恩来很深的印象。从这次西征，他想到了1799年苏沃洛夫对瑞士的远征。
　　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却不断重复。周恩来是个温情的人，许多外国学者把他称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管这个评价是否精当，苏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确是深深地感动过他：
　　您的画笔能够绘出我的容貌——因为它显而易见，可我内心的奥秘却从未公之于世人面前。那么，让我告诉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栗;可我待人慈爱，毕生未给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处任何人死刑;任何一只小虫都未在我手下惨遭厄运。我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不论是时来运转，还是时乖运蹇，我都冀望于上帝，并且从未迷惘动摇。
　　是的，苏沃洛夫把战争的残杀归之为不得已而为之，把一切个人休戚荣辱冀望于上帝，而周恩来的上帝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恩来，我看你太累了，这里留个作战参谋值班就行了！”朱德凄然地说，“战争，总是很残酷的！”
　　周恩来从窗边转过身来，一阵突然袭至的疲惫与昏眩使他摇然欲倾，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急忙走到桌边，伏案暂息。这时候绝对不能病倒！
　　（节选自《湘江之战》，人民文学出版社，标题为编者加）
　　品读
　　伟人是怎样的？伟人选定了信念之后，内心就再也不起波澜了吗？伟人的道路，就一直是宽阔的大道，所有的荆棘碰到伟人都会自动退避吗？当然不是。这篇选文着重刻画了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他来到界首与朱德总司令会面，不事休息，就直接问战事的情况，突出了他的为公精神。其后，选文通过周恩来的回忆与现实的交叉进行，通过画外描摹，尤其是心理刻画，生动曲折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追求革命真理时所走过的艰险道路，更通过此刻画了周恩来那种勇于担当、严于律己、永不退缩的革命精神。文章的最后一段简直就是周恩来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