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世纪的欧洲，大西洋、地中海上经常漂荡着一些孤零零的船只。当你靠近它会发现，船上的人全身发黑，已在睡梦中死去。
　　这是死神在狂舞。
　　“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疱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症状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1347年，在意大利南端、地中海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城，一位名叫迈可的牧师写下了上述一段话。而在他的周围，瘟疫正肆虐于整个城市。
　　半年后，瘟疫就传遍意大利，此后横扫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剑指法、德、奥、瑞等国，并远涉英格兰群岛。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国北部、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1351年攻至波兰北部，之后侵袭了俄罗斯，鞭长远及莫斯科，像绞索一样捆住了整个欧洲。
　　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断送了欧洲1/3的人口。此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送葬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
　　绝望弥漫，文明却没有停摆。在瘟疫的重压中，艺术家们全景式地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图像，也在其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355年前的“抗疫阻击战”

　　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为“文学三杰”的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如此描述1348年佛罗伦萨城中的惨状：“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了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在此之前，很少有文学作品以这种方式描写死亡，细微、具体、惨烈、冷酷：“没有人对于一个死人，会比我们现在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加注意。”

　　当时的天主教会如此解释这一切：这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人们只有不断忏悔，抑制自身欲望，才能求得宽恕。但是，“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薄伽丘在《十日谈》里写道，更何况死亡率最高的人群，恰恰是那些道德高尚、为上帝服务的教士和修女。他们被瘟疫吓得魂魄俱丧，抛弃了手中的活计，甚至想将忏悔的人关在门外。
　　神的仆人如此不堪一击 ，也让艺术家们开始反思。他们的作品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开始转向被瘟疫阴霾所覆盖的真实世界。
　　1665年，“伦敦大瘟疫”暴发，超过10万人丧生，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1/5。一切如300年前一样，人们身上出现黑色小肿块，在街上走着或在集市购物时就突然倒毙。因肿块疼痛难忍而变得谵妄发狂、自杀身亡的大有人在。有的人痛得发狂，从家里冲到街上，边走边舞蹈，身后跟着追赶他的老婆孩子，大声呼救。大量的人被强行关闭在自家屋子里，门上画上红十字，像被活活关进坟墓。
　　就在这一年，历史画家丽塔·格里尔创作了《大瘟疫》。画中间的人们正在把死者的尸体倒入火坑中焚烧，浓烟飘向远处的晚霞，弥漫在整个城市中。这是当时伦敦街头的真实场景。随着传染病愈演愈烈，有些教区的运尸车几乎通宵奔忙，夜晚的街道上，时而见到满载尸体的运尸车燃着火炬缓缓行进。而在画面的左下角，就隐藏着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一只硕大的老鼠。
　　而在画面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个戴着鸟嘴面具的人。那是当时治疗瘟疫的医生，他们穿着泡过蜡的齐踝大衣，戴着银制的鸟嘴面具，里面塞着药草、干花、香料用来过滤空气，用玻璃片遮挡眼睛，拿木棍掀开病人的被单或衣服——这一身，算是当时的“隔离防护服”了。
　　在《大瘟疫》里，我们看到了一场355年前的“抗疫阻击战”。

死神的胜利

　　对于曾亲历各种“防疫阻击战”的中世纪人来说，“瘟疫”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病症，也是一种隐喻。它让人直视命运的乖戾无常，迫使社会在抓耳挠腮中暴露出种种痛与痒。
　　“黑死病”之后，欧洲艺术中突然冒出了许多骷髅、骸骨的形象。壁画和木版画上，身披腐肉的骷髅与活人一起欢闹，这些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教皇，也有农民，一起跳着“死亡之舞”;卡拉瓦乔的《圣杰罗姆写作》里，宗教学者坐在桌前，摊开的书上摆放着一个骷髅;荷尔拜因的《大使》里，两位权贵正襟危坐，地毯上也叠加着一个仿佛被PS过的、拉伸变形的骷髅。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意象，顯示的是生命的短暂脆弱，是“死神的胜利”。
　　《死神的胜利》，是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在156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在他生活的时代，宗教改革横扫欧洲，尼德兰地区的天主教疯狂镇压异教徒，西班牙正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席卷欧洲的巨大瘟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死神的气息，弥漫四处。
　　于是，画面中，丧钟被两个骷髅敲响，它们脚下是无处安放的头骨;在远处，是漫天的火光、光秃秃的山丘和荒芜的植被。此时，骨瘦如柴的战马上，死神挥着镰刀，来到人间。一个骷髅拿着沙漏，站在奄奄一息的国王身边;贵族们还在进行最后的狂欢，全然不知身披绿色袍子的骷髅，已烹制好一盘人骨盛宴;一对情侣沉浸在音乐中，身后是和他们一起演奏的骷髅;身披铠甲的骷髅士兵，贪婪地把手伸向桶里的金币;普通民众四散奔逃，有的被赶进巨大的棺材，有的被刀割破喉咙，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绞死，即便逃入水中，也会被渔网捞出…… 　　种种可怖场景，来自画家对世界的深刻观察。勃鲁盖尔出生在安特卫普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常年混迹在底层民众之中。在他的画里，没有神迹、没有彼岸、只有朴素的生活与“暗搓搓”的幽默。
　　他的代表作除了这幅《死神的胜利》，还有《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叫伊卡洛斯的少年，用蜡粘起羽毛做翅膀，却因为飞得太高，被阳光融化了翅膀，掉到海里淹死了。这样一个庄严的悲剧故事，到了勃鲁盖尔这里，就只给这位著名少年画了一双倒栽葱扎进海里的腿。在画面中，阳光明媚，海面无波，农夫耕作，牧人放羊，马拉犁，羊吃草，没人注意到水面上那两条不断蹬踹的腿。
　　勃鲁盖尔的眼睛看的是身边事、人间事，是日常生活的风俗画。这位只活了44岁的画家，没留下太多人生故事，却留下无数土头土脑的荷兰农民，留下欧洲绘画史里最为可爱生猛的一群人。一边直面死神的惘惘的威胁，一边以天真、悲悯的目光描画人间，勃鲁盖尔的一生，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奥义。

大流感下的痛楚

　　“黑死病”之后，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仍在继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变数横生。这一年3月，流感于美军设在堪萨斯州的赖利营地开始流行，5月蔓延至法国，并迅速传到欧洲各处，连英王乔治五世也成为病人之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交战双方的军队里流感满营，连站岗的人都快找不到了。
　　在中立的西班牙，因为没有军事管制和新闻控制，流感几乎在一瞬间到达了全国各个角落，包括国王在内，全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人患了流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的疫情再也掩盖不住，这场大流感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如旋风，6月来到亚洲，在中国和日本流行;与此同时，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印度、菲律宾等，也陷入恐慌的时刻。短短10个月里，西班牙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狠的瘟疫，夺去了超过5000万人的生命。
　　埃贡·席勒，这位20世纪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也被推向死神的镰刀下。1915年，他被征召入伍，从未被派到前线战斗，只是担任监狱守卫，看守俄国战犯，两年后返回维也纳，专心绘画。
　　1918年秋天，西班牙流感横扫维也纳。席勒的妻子、怀有6个月身孕的爱迪丝，在10月28日染病去世。3天后，席勒也因流感身故，年仅28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悲恸不已的席勒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家庭》，描绘了一个三口之家，倾注了这位浪荡画家对一个稳定家庭的渴望，以及梦碎后的痛楚绝望。被瘟疫卷走的席勒一家，见证着流感时代的病与爱。
　　画家爱德华·蒙克是西班牙流感的生还者。在《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里，他用自己斑驳的脸，道出了“一战”后整个人类社会的茫然、憔悴与颓丧，没有人真正的“生还”。
　　在蒙克的笔下，疾病与死亡的阴翳无所不在。5岁时，他失去了母亲;14歲时，姐姐死于肺结核;26岁那年，他在巴黎获知了父亲的死讯。“我继承了人类两大最可怕的敌人——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症。疾病、疯狂和死亡是自幼缠绕在我身上的三大恶魔。”蒙克说，在《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中，他回顾了生命之初的那一场死亡。母亲躺在床上逐渐失去呼吸，6岁的姐姐睁大空洞的双眼，用双手遮住耳朵，试图挡住死亡的无声嘶吼。
　　加缪在《鼠疫》中写道：“瘟疫是什么？那就是生活，仅此而已。”从“黑死病”到西班牙流感，突如其来的疾病和死亡如一个杠杆，撬动起平滑的日常生活中被折叠起的另一面。艺术家们站在这个不平整的倾斜处，记录下历史转折中的人类群像，将苦难、恐惧、反抗、挣扎与对世界、对人间的挚爱，永久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