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将军”一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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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10月8日的所谓“筹委会会议”上,韩国钊给李源和杜建华授予“大校军衔”,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正规军衔,甚至连军装上的名字都是别人的,以“时间紧”、“借来的”为借口根本说不过去
  2012年1月的一天,上海市某银行副行长李源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朋友杜建华的电话,说有要事告知,一定要专程来上海与他面议。
  果然,第二天两人见面,杜建华就给李源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央军委即将组建一个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组织,同时要成立一个副部级银行,名为“万国宝银行”,将其挂在委员会名下,由军委主席直接掌控。
  见李源听得一头雾水,杜建华便详细解释了一番。原来,杜建华认识一些军队的朋友,而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就是他们筹备的,如果现在有人注资的话,便能被任命为地方银行行长,还给颁发大校的军衔。
  “商而优则仕”,常年在金融圈打拼的李源格外明白“权力”的重要性,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当即表示愿意全力出资。
  5500万亿元的“国家任务”
  事实上,李源最开始还是有一些疑虑的。杜建华来找他的时候,带来了几份“红头文件”,其中有一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文件,文件显示,该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民族资产,用于国防建设和安置退役军人,预算清理资金竟然达到了5500万亿元!
  这么多钱,靠谱吗?在李源的质疑下,杜建华拍着胸脯保证完全可信,说目前中央军委已经下发了一号文件,成立了先筹委员会,筹委会司令员是李桉,政委是韩国钊,参谋长兼筹委会金融管理局局长是赵东明,这3位将军和他都是老熟人了。
  基于对老友的信任,李源答应一定全力配合机构的筹备工作,但是他还是想亲眼见见这几名将军,自己探探虚实。后来7月的一天,杜建华告诉李源,筹委会购置办公用品需要50万元。李源将50万元打入其指定的账户后,提出希望与几位“将军”见见面。
  一个月后,在杜建华的引荐下,李源第一次见到了筹委会的“参谋长”赵东明。据李源后来回忆,当时赵东明穿着军装衬衣,言谈举止也颇具“军官范儿”。交谈中,赵东明还主动给李源展示了他的军官证、一些红头文件和中央军委批示的文件,很快获得了李源的信任。
  李源仍然记得当时赵东明亲口承诺:委员会成立后,可以授予自己上将军衔,并担任万国宝银行的上海分行行长,负责管理上海地区的业务。
  3次共出资1350万元
  首次见面十分愉快,“参谋长”赵东明又邀请李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筹委会会议”,共同讨论筹备事宜。2012年10月8日,“筹委会会议”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参谋长”赵东明、“政委”韩国钊悉数着军装到场。应邀而来的李源受到了韩国钊的热情款待,他本人对此次的排场十分满意。
  当日,韩国钊向李源出示了一份华人资产和民族资产名单,里面完整地列出了上百人共计5500万亿元的详细资产情况,还颇神秘地告诉李源:这可是国家的机密。同时,韩国钊和赵东明还给李源和杜建华各发了一身大校军装,并给二人拍了证件照做军官证用。
  虽然内心十分欣喜,但李源还是发现,军装上的姓名虽然和自己同姓,但名字却不是自己的。赵东明赶紧解释:你们的新军装由于时间紧还没做出来,这身先拿来应应急,新闻发布会当天大家都在主席台就座,底下是看不出来的。虽然衣服既不是“上将”军装,名字也不是自己的,但李源觉得毕竟时间匆忙,也没有过多追问。
  为了安抚李源,赵东明还将一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章”的稿子递给他,让他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念。
  回到上海后,李源收到了赵东明的短信,说筹委会要购置办公用车,中央军委已经特批了50辆奥迪给委员会,现在还差300万元支付订金。当天下午,李源爽快地给赵东明账户汇了300万元。
  “赵参谋长”和“韩政委”一点儿没辜负李源的“期望”。11月4日,李源再次受邀来到北京参加“筹委会会议”,会上二人明确表示,新闻发布会将于11月11日召开,宣布委员会正式成立。好消息宣布完,李源还没来得及高兴,韩国钊又补充道,到时要买一些浪琴表和包一些红包给相关领导,目前资金缺口约2000万元,他们负责筹备其中1000万元,让李源准备另外的1000万元。
  而后,韩国钊和赵东明给了李源一张事先准备好的1000万元的借条,上面的借款人是筹委会总司令员“李桉”。小心地保存好借条后,李源便分几次将1000万元汇给了赵东明。
  然而,随着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间的日益临近,李源并没有得到参会的通知,便打电话过去询问。赵东明则推说最近中央事情比较多,宣布委员会成立的事得往后拖一拖,让他别着急。
  时间又过了近一个月,新闻发布会的事仍杳无音讯,多次打电话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李源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已经付出了1350万元,却只换来一身借来的军装和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的他决定报警。
  “李司令”、“韩政委”和“赵参谋长”
  事实上,李源曾先后见过了“政委”韩国钊与“参谋长”赵东明,却从未与“总司令员”、这台戏的关键人物“李桉”谋面。直到李源报警,“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谎言被戳穿,负责策划此事的化名“李桉”的李万勇才浮出水面。
  2013年3月9日,根据李源的举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在查实李万勇等三人的诈骗罪行以后,将其批准逮捕。原来,整件事情还要追溯到2011年6月,当时李万勇和韩国钊就已经成立了这个虚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计划骗点钱花花。谁知“好景不长”,2012年5月,二人就因为冒充该委员会诈骗钱财而被抓,由于诈骗数额较少,仅被关了几个月就放出来了。
  出狱后的韩国钊却并不死心,他找到李万勇,反复劝说既然有人想投资,就借这个名义骗点钱。经不住诱惑的李万勇最终还是同意了。   再过几天,韩国钊的老朋友赵东明得知此事,也表示想参与进来,大伙儿一起挣点钱。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的名义,由李万勇去军委找关系,韩国钊和赵东明则负责骗钱。他们对外统一宣称,李万勇是司令员、上将军衔,韩国钊是政委、中将军衔,赵东明是参谋长、少将军衔,并且三人在公开场合都互相称呼“李司令”、“韩政委”和“赵参谋长”。
  随后李万勇在丰台区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筹委会的办事处,还让韩国钊购买了9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因为委员会缺少人手,李万勇还请来一名叫高志龙的无业人员,让他没事就去丰台的办公室撑撑场面,每个月开1800元工资。高志龙和韩国钊共同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基金委员会的徽章、旗帜,并到前门刻章办证的地方花50元刻了假章。除此以外,他们还买了军装,花几十元钱在地摊伪造了军官证,编造并打印了红头文件,甚至还给李源做了份盖着章的发言稿。
  蒙在鼓里的“中间人”
  3个骗子能轻易骗到1350万元,其中的“中间人”杜建华可谓起到了大作用。2011年10月,杜建华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赵东明。朋友向赵东明介绍说杜建华为某银行高管,地位不凡,颇有经济实力。于是赵东明便动了行骗的念头,自报家门称是一位少将,正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基金委员会”和创办一家国有银行,负责解冻民族资产,并询问杜建华愿不愿意参加委员会筹建工作,还许诺说委员会成立之后会授予他大校军衔等好处。
  杜建华一听很动心,当即表示想参加。由于担心自己经济实力有限,便叫上了财力更加雄厚的朋友李源与自己一起做。杜建华不但上钩了,还主动将李源一块“拉下了水”。而赵东明等3人则兴奋不已,为骗局的开展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直到警方将杜建华和3位“将军”抓获,杜建华才大呼冤枉。经过询问得知,原来杜建华也是受害人,并不知道筹建委员会和创建银行是一场骗局,也以为这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免费馅饼,还特意和老朋友李源“分享”呢。
  办案检察官表示,李万勇等3人其实连军队的边都沾不上,所谓筹建委员会、解冻民族资产纯属一个子虚乌有的骗局。事实上,3人最高文化程度只有高中学历,其行骗伎俩也漏洞百出。在2012年10月8日的所谓“筹委会会议”上,韩国钊给李源和杜建华授予“大校军衔”,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正规军衔,甚至连军装上的名字都是别人的,以“时间紧”、“借来的”为借口根本说不过去;并且,以解冻民族资产为名的骗局早已存在数十年,而称该委员会预算资产为5500万亿元更是荒谬。如今,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量突破百万亿,在全球都算名列前茅,而这些“待解冻的民族资产”竟是中国现有广义货币的50倍?目前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52万亿,百余倍GDP的预算资金显然是无稽之谈。
  李源和杜建华均为银行高管,学历、学识和工作上都可谓经验丰富,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呢?据办案检察官分析,一是由于“中间人”杜建华的引荐,李源没有很强的防范心理;二是“解冻民族资产”涉及利益较大,加上一堆假红头文件,被害人很容易被利益冲昏头脑导致受骗。
  解冻民族资产背后的“玄机”
  其实,这次案件并不是第一起利用“解冻民族资产”行骗的,而案中所涉及的5500万亿元的预算资金为何没有引起作为银行副行长的李源怀疑呢?这就和“民族资产”本身性质相关了。
  “民族资产”究竟是何物呢?1979年5月11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规定中国大陆居民和公有单位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资产,将由美国政府于1979年10月1日宣布全部解冻。为此,1979年9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被称为“九九通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授权中国银行对外办理收回或提取手续。
  因为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有哪些资产可以被解冻,具体的数额是多少,而这些资产又掌握在谁手里,导致社会上众说纷纭,也给有关“民族资产”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开始使用伪造的金条或伪造并做旧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存款单为道具,并冠以民族大义,向不知情的公众“拉赞助”,宣称一旦拿到“民族资产”,就能分到上亿元好处,如果将资产献给国家,还能得到更多好处。这种行为被称为“民族资产解冻”。 听起来是一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些人所谓的“民族资产解冻”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尽管针对这类情况,1979年12月至198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连发三个文件,坚决制止打着“资产解冻”名义收兑伪币等活动。但这些文件并没有阻止此类谣言的传播,至今为数不少的百姓对此仍深信不疑,不惜倾家荡产去追寻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巨额“财富”;更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用此说法设下重重骗局,打着为 “民族资产解冻”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近30年来,以此为名所进行的诈骗案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受骗群众不计其数。
  记者查找了近年来各地的涉及“解冻民族资产”骗局的案件,发现骗子们或假冒军人,或假冒“名人”,有冒充民国初年为“解冻民族资产”奔走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后人的,还有冒充“孙中山”“彭德怀”“宋霭龄”后人的,也曾成功骗取高额财物,让人哭笑不得。2013年2月,北京市二中院办理了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程会权以解冻民族资产为名,承诺授予少将军衔、配军车诈骗财物,案值共计9000万元。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解冻民族资产不可信”,检察官表示,“类似案件出现后,应当加强宣传,给妄想利用民族资产来行骗和可能上当受骗的人群敲响警钟。”
  5月20日,“3名将军”诈骗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第二次开庭,距3名“将军”被捕已过去近一年,而这起巨额诈骗案也即将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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