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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找贺绿汀同志谈心，希望他不要坚持在一个音乐刊物上发表他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改写的文章。而且叮嘱我：这个工作要做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千万不要引起贺老的反感。事情的起因是：由于身体原因，贺老未能应邀参加中国音协的“音乐思想座谈会”，他草拟了一个书面发言稿，请李焕之代为宣读。后来，他又将这个发言加以充实寄给了《音乐艺术》杂志。该刊编辑部认真研读了他的文章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影响音乐界的团结，便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主管单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