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掘金哪里去，春熙路;品味时尚哪里去，春熙路;打望美女哪里去，春熙路……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去春熙路”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它最繁华、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但很少有繁盛百年而不衰的，成都的春熙路就是一个例外。
　　成都的春熙路，不仅是一个繁盛了近百年的商业街区，它也见证了成都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世事变迁。
　　为何要建春熙路
　　成都之所以要修建春熙路，是与春熙路北端修建的劝业场（后改名为商业场）有直接关系。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已陷于风雨飘摇中。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鼓吹的“新政”最终被朝廷采纳。“新政”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效仿西方和日本的“维新之路”——劝业。当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西洋、东洋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劝业道台周善培筹股集资4万两白银，历时8个月，在总府街至华兴街之间建成了一个商贸交易中心，初名为“劝工场”，后因全国统一场名，改为“劝业场”。
　　1909年4月22日，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入场经营的商家有152户，经营商品有四川生产的绸缎、花布、靴帽、刺绣、漆器等;也有官厂所出的牛皮鞍鞯、竹丝彩画挂屏、瓷胎盘碗等;还有台湾番席、广东糖食、福建烟丝、北京戏匣等外地产品，以及从上海转运来的巴黎香水、法国绢绸、泰西纱缎、德国自行车、西洋绒、金丝眼镜、八音钟表等洋货，商品多达2700余种，年交易额超过30余万两白银。这使成都劝业场与天津劝业场、北京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五大劝业场。
　　当时的春熙路还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斷头路。这里曾是清代的按察使衙门，衙门坐北朝南，占地极广，门前有一条深长巷道。民国以后，衙门废弃了，这条深巷子入住了许多棚户人家及小商店，形成了一个又脏又乱的小商品市场。
　　当时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路，从成都东门码头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劝业场，必须经过这条“梗阻”的羊肠小巷。
　　修筑一条宽阔的马路，沟通东大街到劝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
　　商贾如云，游人如织
　　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杨森攻入成都，北洋政府封他当了四川省“军务督理”。杨森见修马路既可笼络人心，为自己树碑立传，又能以修马路为名，大量搜刮民财，何乐而不为！
　　他立即任命手下得力的师长王缵绪兼任市场建设督办，派捐派款，并下令从东大街与走马街交口处为起点，直到劝业场，沿线商店民宅一律在限期之内自行拆走，如有逾期不拆者，即派兵强拆。
　　告示一出，春熙路上的街民惶恐不已，房屋要拆除，住户要搬家，生意要停业，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自己拆吧，苦于无处搬家安身;拖延不迁吧，必遭强拆之祸。
　　这下逼得不少人家流离失所，风餐露宿，有文人写了一副对联以“赠”杨督理：“民房都拆尽，问督办何时才滚？马路已告竣，请将军早日开车。”
　　春熙路修好的第二年，杨森出兵攻占川东各县，妄图用武力统一全川。在与军阀刘湘的交锋中，担任东路指挥的王兆奎被打败，王缵绪又突然投降，杨军大乱，节节败退。杨森只得放弃成都，“车”身逃到叙府（今四川宜宾市），最后“滚”到汉口、洛阳，投靠了吴佩孚。
　　杨森对老百姓毫不手软，但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也无可奈何。当年杨森本想将春熙路修成直线，可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他借洋人之势坚决不拆，杨森也只好妥协。所以，如今春熙路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不是一个正“十”字，而是以中山广场为中心，相互错开的。
　　尽管修建春熙路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但春熙路建成后，极大地便利了城市交通。而且，在这条宽八九米、长约两千米、汽车与人力黄包车同行的商业大街上，各种商店、书店、报馆、银楼、百货公司光鲜林立，商贾如云，游人如织。
　　此外，鸦片馆、赌场、妓院等也应运而生，风头甚至盖过了劝业场。成都档案馆资料显示，在春熙路修好的第二年，即在1925年的成都地图上，首次出现了春熙路的街名。
　　春熙路的改造为四川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比如，资中县城里后来就有一条模仿春熙路而建的街道。一位英国外交官在周游四川后感叹：“这时的四川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化程度，许多大城镇都很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