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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民主、自由，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目的和主导。公有、民主、自由的根据是劳动，主体是劳动者。在劳动主义哲学理念的前提下，公有是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基础，民主是公有和自由的政治机制，自由是公有和民主的文化导引。劳动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有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的内在统一。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一些人割裂了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联系：一派强调民主和自由，反对公有，主张“私有化”；一派坚持公有，排斥民主和自由。主张私有制并以此为民主、自由经济基础的观念，是早在二三百年前就由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当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把民主和自由作为反对封建，进而反对专制的思想武器，并贯彻于由其统治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保证和实现私有制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财产的私有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是其基本理念。由此而建构的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一理念的社会形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是资本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它限定了拥有政治权利者的性别（不给妇女政治权利）和财产量（不给穷人政治权利），是典型的“财主”或“资主”。经过一百余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才争得了普选权。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财团仍在以各种方式操纵选举和政治机制，“资主”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与资本私有制和以其为基础的“民主制”相适应的自由文化，其实质依然是保护财产私有权，为扩大私有财产而自由竞争。这并非人的自由，而是将人物化的自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劳动者充其量只有选择被哪个资本剥削的自由。
今天中国的“自由派”自诩的“新思潮”，不过重复西方二三百年前的陈词滥调。不仅思想上没有创意，也没有实行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与“私有化”配套的“民主”、“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相信“自由派”的朋友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读了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册子，并不清楚其原委，才跟着喊“私有化”的，但如果将公有经济全部都“私有化”了，中国也就沒有了民主和自由的根基。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了私有与民主、自由的矛盾。他主张的公有制——“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础。然而，首先实行公有制的“苏联模式”，却忽略、排斥了民主和自由，因而导致内在的缺陷。“苏联模式”只能以失败告终。“苏联模式”的教训，主要就是：没有民主和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那种为保卫公有制而反对民主、自由的观点，也不可能真正保卫和发展公有制，只能给专制主义者对公有制的操控提供依据。而专制主义者所操控的公有制，只能演变为少数人控制劳动者的工具，甚至演化出官僚资本——比私有资本更落后，也更具危害的反动势力。
我坚持公有——但不是“苏联模式”的由专制主义者操纵的公有制，而是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由所有权主体掌控占有权及其行使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公有制，必然要求以劳动者个人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
我主张民主和自由——但不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主”和对财富“丛林法则”式的自由竞争，而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是实现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政治机制的民主，是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并提高素质技能的文化导引的自由。这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是克服人性中动物一般性野蛮成分的唯一途径。
我相信，思想界不论哪一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靠自己的脑力劳动而谋生，我们都希望中国进步发达，都希望有适宜我们自由的社会条件。之所以出现偏颇，在于学识、阅历和思想方法。当我们明确主体性、国度性和时代性，而非把思想依附于二三百年前的西方思想家和五六十年前的“苏联模式”，我们就能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矛盾的辩证思考中，认知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前途，这就是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
思想只有新旧之分，没有“左”“右”之别。将公有与民主、自由割裂并分成“左”“右”对立的观念，是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利用旧思想在思想界制造的混乱，是侵害我们共同利益的，更是阻碍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是新时代劳动者总体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新思想、新的时代精神。消除人为的“左”“右”之别，立新除旧，变革社会，解放人生。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一些人割裂了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联系：一派强调民主和自由，反对公有，主张“私有化”；一派坚持公有，排斥民主和自由。主张私有制并以此为民主、自由经济基础的观念，是早在二三百年前就由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当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把民主和自由作为反对封建，进而反对专制的思想武器，并贯彻于由其统治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保证和实现私有制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财产的私有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是其基本理念。由此而建构的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一理念的社会形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是资本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它限定了拥有政治权利者的性别（不给妇女政治权利）和财产量（不给穷人政治权利），是典型的“财主”或“资主”。经过一百余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才争得了普选权。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财团仍在以各种方式操纵选举和政治机制，“资主”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与资本私有制和以其为基础的“民主制”相适应的自由文化，其实质依然是保护财产私有权，为扩大私有财产而自由竞争。这并非人的自由，而是将人物化的自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劳动者充其量只有选择被哪个资本剥削的自由。
今天中国的“自由派”自诩的“新思潮”，不过重复西方二三百年前的陈词滥调。不仅思想上没有创意，也没有实行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与“私有化”配套的“民主”、“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相信“自由派”的朋友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读了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册子，并不清楚其原委，才跟着喊“私有化”的，但如果将公有经济全部都“私有化”了，中国也就沒有了民主和自由的根基。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了私有与民主、自由的矛盾。他主张的公有制——“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础。然而，首先实行公有制的“苏联模式”，却忽略、排斥了民主和自由，因而导致内在的缺陷。“苏联模式”只能以失败告终。“苏联模式”的教训，主要就是：没有民主和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那种为保卫公有制而反对民主、自由的观点，也不可能真正保卫和发展公有制，只能给专制主义者对公有制的操控提供依据。而专制主义者所操控的公有制，只能演变为少数人控制劳动者的工具，甚至演化出官僚资本——比私有资本更落后，也更具危害的反动势力。
我坚持公有——但不是“苏联模式”的由专制主义者操纵的公有制，而是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由所有权主体掌控占有权及其行使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公有制，必然要求以劳动者个人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
我主张民主和自由——但不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主”和对财富“丛林法则”式的自由竞争，而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是实现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政治机制的民主，是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并提高素质技能的文化导引的自由。这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是克服人性中动物一般性野蛮成分的唯一途径。
我相信，思想界不论哪一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靠自己的脑力劳动而谋生，我们都希望中国进步发达，都希望有适宜我们自由的社会条件。之所以出现偏颇，在于学识、阅历和思想方法。当我们明确主体性、国度性和时代性，而非把思想依附于二三百年前的西方思想家和五六十年前的“苏联模式”，我们就能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矛盾的辩证思考中，认知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前途，这就是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
思想只有新旧之分，没有“左”“右”之别。将公有与民主、自由割裂并分成“左”“右”对立的观念，是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利用旧思想在思想界制造的混乱，是侵害我们共同利益的，更是阻碍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是新时代劳动者总体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新思想、新的时代精神。消除人为的“左”“右”之别，立新除旧，变革社会，解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