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虹影讲起她和丈夫亚当坐飞机时玩过的小游戏，眉飞色舞。
　　他们假装成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机舱里搭讪聊天。“嘿，我看你有点面熟，是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看你一脸辛苦相，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吧？”“我家里也很穷，但是在城里念书。”
　　她说话带着重庆口音，笑起来，额前的刘海儿微微晃动。半小时前，她走进咖啡馆，娇小的少女身形，头上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带着橘红色的毛球。屋里暖气坏了，凉风在桌下窜，她脱下红色外套，要了一杯冰美式。
　　这段玩笑性的对话，被她写进了新作《罗马》中。男女主人公在头等舱相遇，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不久就相看两厌，一个自说自话、品头论足;一个语带讥讽、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个台湾的编辑朋友看到这段，对她说，“太好笑了”。
　　以前的虹影不会这样写。人们熟悉的，是《饥饿的女儿》里重庆底层少女的青春残酷物语，是《好儿女花》里丧母的无助与婚姻的伤痛。1995年，虹影在台湾见到作家朱西甯，老先生对她说，自己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就是雅俗共赏，可惜没做到，《饥饿的女儿》做到了，但不够幽默——幽默，是最难写的。
　　她那时没听懂，20年后才恍悟。2014年，她开始写《罗马》，“用一个通俗、幽默的故事外壳，包裹一些深刻的内核，它是关于女性存在瞬间的，关于女性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与选择”。

罗马爱情故事

　　这是一个发生在罗马5天半的故事。两个出生于重庆却未曾相识的女孩——燕燕与露露，她们贫穷、孤独，对远方充满好奇，一路辗转，最终在永恒之城罗马相遇。

　　燕燕在父母长期冷战的生活中长大，一直靠书籍和电影抚慰内心，即将与未婚夫完成梦想中的完美婚礼;露露的童年在叔父的冷漠狂暴中度过，通过舞蹈走上明星之路，一边等候富商王仑的求婚，一边却爱上了意大利明星马可。在罗马，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让两个女孩更深地反思了自己的爱情和梦想、过往与未来。
　　“她们的成长，面对时代巨变的选择，是一个人的双面体，要爱情或是要成功，野心与快乐，如同熊掌与鱼。” 虹影说。在小说中，意大利的风景名胜、文化风俗穿插其间，让它显现出“一种地中海式的灿烂”，“哪怕下雨，哪怕刮风，也是一阵，马上又出现最美丽的颜色”。
　　这，正是罗马带给虹影的切身之感。“与各式各样的人共同生活了12年，太多的葡萄酒和橄榄装入肚子里，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太多的故事。”
　　2005年，虹影的长篇小说《K-英国情人》获得“罗马文学奖”，她飞去意大利领奖。那一次，她把罗马城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斗獸场、真理之口、万神殿、西班牙台阶……该走的景点都走了，还是稀里糊涂的。
　　“觉得每一样都很美，书本、电影里的知识突然有了实物。这是费里尼的罗马，这是凯撒大帝的罗马，这是《罗马假日》里格里高利·派克和奥黛丽·赫本的罗马。”虹影说，“我的脚在这样的土地上踩过，我的脚不是昨天的脚了。”
　　一年后的夏天，她一个人在罗马小街上闲走，被钟声和唱诗班的歌吸引，走进圣母大殿。大殿里人山人海，教皇正在做大弥撒，殿顶射下灿烂的光，一切宛如梦中。
　　那一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亚当·威廉姆斯。他是英国人，做过记者、水手，喜欢探险，曾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中国代表，出版过3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亚当带她去看在福祈的房子。车上没有GPS，他们迷路了又迷路。到了那里，天已经黑了，天空是紫蓝色的，四周种着很多松树，像伞一样。虹影说，她就这样被意大利迷惑了。
　　福祈那幢在山顶看海的房子，成了虹影的第二个家。福祈是一座中世纪小城，位于意大利中东部马尔凯省，山顶终年积雪，白云和星星硕大。那里盛产火腿、黑松露，有大大小小的葡萄酒庄，漫山遍野的橄榄林、向日葵。那里的教堂，走进任何一个，都珍藏着中世纪的古老绘画。到了午夜，广场上都是喝酒、听音乐、聊天的人，小孩子们踢着足球。
　　整个8月，全意大利人都不工作，享受艺术和美食。虹影也融入这里的生活。幽默、轻松、生命的热度与张力，这是意大利给予虹影的经验。“在他们的宴席上，只要你说buono（好吃），他们就会一直做，让你吃撑为止，从开始到半夜，都有无尽的食物。参加葬礼，也不是哭哭啼啼，而是讲这个人活着时的各种笑话，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死者。”

　　走在罗马的街道上，虹影会想起家乡重庆那些阴暗的巷子、长满青苔的石块和江边浓重的雾气。两个城市，都带着野蛮生长的强韧生命力，说话快猛，刀子一样的狠劲儿，还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于辣椒的爱。
　　那次走进圣母大殿的经历，后来反复出现在她的梦中。梦里，整个罗马城都是雪，教堂里有红衣主教、佩剑的卫兵、唱诗班的男孩，空中飞舞着白玫瑰花瓣。
　　在这之前，反复进入她梦境的，是小时候住的六号院子。“我一次次地推开院子厚重的大门，进入天井，看到邻居们各自的生活，一切都很清晰。”

饥饿的女儿

　　六号院子，在长江南岸的山坡上。这里挤满了小板房和朽烂发黑的棚子，小巷稀奇古怪，院子扭歪深延，一走进去，暗乎乎见不着来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蒸腾出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
　　虹影就出生在这里。那是1962年，3年饥荒尚未结束。她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
　　家中八口人，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两间房里。夜里要拆了父母屋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才能让两个哥哥睡。白天则要拆掉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夜里，又把床和桌子都拆了，才能洗澡。
　　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普通人能找到的是榆树的新叶，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野菜、野蘑菇，早就被小孩子提着篮子摘尽了。
　　虹影回忆自己的三哥，“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大姐到农田里偷菜，为了一点又老又硬的菜根，被农夫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父亲因为饿得头晕眼花，一头栽在甲板上，滚落江里，自此伤了眼睛……
　　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看小说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快乐。整整一个晚上，她借着街边路灯昏暗的光，坐在矮木凳上，专心地看《简·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叫简·爱的英国女孩，生长在孤儿院里，遭到老师的体罚，倔强地长时间在雨中站在独凳上”。
　　18岁那年，虹影知道了自己是一个“私生女”。农历生日那天，她与生父在小茶馆见面。“那个人”比母亲小10岁，18年来一直偷偷躲在她身后。他每个月从牙缝里挤出18元钱供养她，满心企盼有天能和她坐在一起吃顿饭，听她叫一声“爸爸”。
　　那天，生父百般照顾讨好，给她买了蓝花布，领她吃了饭、看了两部连场电影。“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这一年，她离开了家。
　　高考落榜后，虹影去了一所中专，毕业后做了会计。她尽量争取外出，一个人到处逛荡，往北走到了沈阳和丹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漫游。
　　大部分时间，虹影埋头读书，也一个劲儿地写诗、写小说。那是诗人的好时光，发表两三首小诗，可以有滋有味地过一个月。她第一笔稿费是30元，拿到钱，和女友跑去吃火锅，边吃边背诗，花了6块钱。
　　那段时期，她与地下诗人、作家、画家们混在一起，沉溺于劣质烟与廉价白酒，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
　　离家多年，1989年年初，虹影回了趟家。3年前，生父因癌症去世，给她留下500元钱，厚厚的一沓，一元两元五元不等，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用当年扯的那块布，给她做了一件蓝花布衫，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
　　1991年，虹影以留学生的身份飞到英国伦敦，半年后结了婚。29岁那年，她有了自己的桌子和房间。窗外有三棵老树，常有奇怪的鸟光顾。她每天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写，葡萄酒快喝到瓶底，就知道天快亮了。
　　35岁那一年，她将前半生的创痛与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引发轰动。它不仅是虹影个人的生命档案，也是“60后”一代的精神独白，是历史与时代在草根家庭与底层世界最直触人心的投射。

脂粉阵里的女英雄

　　在去英国之前，虹影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之后又到了复旦大学作家班。
　　“1989年的上海，还没有那么多摩天高楼，走在四马路上，感觉到处都是故事。老租界的痕迹投射在梧桐树的阴影里。你走过兰心大剧院，几乎和以前一样，好像随时能从窗口探出一个身影来。”虹影告诉记者。
　　她向往那个旧日的上海，摩登、颓废、混乱又生机勃勃，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文学艺术的温床，是东方的卡萨布兰卡。在上海的那两年，她搜集上海租界史、帮派史的资料，做了大量笔记，走访当年的左翼知识分子与海派文人，了解他们在“孤岛”的亲身感受，直到1991年离开这里，远渡英伦。

　　这份准备积淀了10年。新世纪初，虹影决定“重写海上花”，围绕上海这个城市，构建新的传奇故事。从2003年的《上海王》到2005年的《上海之死》再到2006年的《上海魔术师》，从黑帮打杀到间谍传奇再到江湖历险，虹影这个来自重庆的外乡人，在张爱玲“传奇”式的上海、王安忆“长恨歌”式的上海、陈丹燕“风花雪月”式的上海、卫慧“上海宝贝”式的上海之外，开辟了另一处“地狱上的天堂”。
　　2017年底，导演娄烨筹拍新片《兰心大剧院》，改编自“上海三部曲”之一的《上海之死》。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虹影在同一天把电影看了两遍。她看到了一个湿漉漉的、女性化的上海：“不是张艺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上海，不是陈凯歌《风月》里的上海，也不是《上海滩》里的上海。那是1941年真實历史时空下的上海，乱世之中，命运不测、时局动荡、精神焦灼，它不是一个空洞苍白的花壳子，告诉你上海繁华，上海浪漫，上海有女人，上海有黑帮。”
　　1941年，女演员于堇从香港重返上海，出演新剧《狐步上海》。她的明星身份只是幌子，实际上是美方的情报人员。在纸醉金迷的国际饭店，深藏不露的间谍头子、一丝不苟的犹太经理、尽忠职守的左翼文人、自命风流的知名作家、妖娆莫测的交际花……各色人等轮番出场，欢歌艳舞叠合着血腥杀戮，风花雪月中谍影重重。 　　在海派文学里，卿卿我我的小资情调、琐碎繁复的日常生活是最基本的底色。但在虹影的上海传奇里，本地帮派、犹太难民、美国间谍、日本军官、汉奸、革命者、文人、政客各路人马，文学、戏剧、电影、时尚各种元素，都在这里交织穿梭，聚合成一个光怪陆离的“魔都”、一个纵横捭阖的大时代。这是一个此前少见的上海。就像于堇这个不一样的“上海的女儿”，她不是白流苏，也不是王琦瑶，而是一个真正的脂粉阵里的女英雄。

变回当年的“小小姑娘”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海魔术师》写于2006年。那一年秋天，虹影的母亲去世。3年后，她推出了《好儿女花》，算作《饥饿的女儿》的续篇。好儿女花，即凤仙花，又名小桃红。它是母亲生前的最爱，她的乳名便叫小桃红。这一年，虹影45岁，她写了母亲不为人知的隐忍、恐惧与孤寂，也写了自己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与痛苦。
　　母亲离去一年后，虹影有了女儿瑟珀。她常说，是女儿“生”下了她。幼年时，她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怀里或膝上的好光景，自从有了女儿，她仿佛重过了一遍童年，变回当年的“小小姑娘”，给怀里这个新的“小小姑娘”讲故乡的从前、自己的从前、母亲的从前。
　　这些年，虹影一共写了6本童书——“神奇桑桑系列”5本，再加上《米米朵拉》，都是给女儿写的。在这些故事中，仍可以嗅出重庆的气息，有山、有江、有码头，歪歪扭扭的吊脚楼、浓烈的担担面的辣椒味和山坡石梯间野花的清香。虹影记得，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很多人晚饭后出来摆龙门阵，讲得最多的就是神怪故事。
　　《米米朵拉》的第一章，就描述了“浴兰节”的盛况：奇装异服的大人小孩披兽皮、戴鬼头，追随踩高跷的渔夫，在牌坊间穿来穿去;身披朱红袈裟的和尚往江里抛豆子，祭冥府河神;戏台上演着木偶戏，木偶穿着旗袍，用江州土腔对话;戏台下的小贩装扮成龙王或虾兵，卖针插、粽子和讨吉利的七彩线……仿佛一场盛大的民间嘉年华，充满浓厚的巴渝风情。
　　在这样一个充满巫术、鬼神、精灵、宝物的虚幻世界里，10岁的小女孩米米朵拉开始了寻找失踪妈妈的奇幻之旅。她见到了諸如拐卖儿童、生态危机、物欲横流等现实问题，最终战胜重重困难，变得更加勇敢、独立。
　　在虹影看来，之所以给女儿写书，不光是为了给她讲故事，还“要她明白世界的黑暗和可怕”。
　　女儿瑟珀12岁，去年到英国读书，现在读初二。每天，她们会通视频电话。最近，她给远方的女儿布置中文课作业，选了《饥饿的女儿》的片段让她读，“希望她慢慢了解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了解一些历史。”
　　小时候，虹影常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看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时，乌云贴紧江面，翻出处处闪闪的红鳞;傍晚时，太阳沉入山坳，江面江山，山上山下，灯火跳闪;细雨如帘时，江上轮船会发出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二条奔腾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如今，世界兜转一圈，她闭上眼睛，脑中浮现的重庆，是一艘空中的“船”。那是新建成的来福士广场，化形为江面上的风帆，耸立在朝天门码头。古老的山城重庆，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显露出它魔幻现实主义的面影。虹影笔下的码头、街道、老宅子、吊脚楼、防空洞，已被“穿楼而过”的轻轨、高耸入云的楼宇和魔幻的网红打卡地洪崖洞所取代。
　　2016年，她住过的六号院子拆迁改造，过往的生活在地图上消失殆尽。“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但书写仍在继续，这片土地的每一种风景、气味、声响，都将潜入她的文字里，饱满、鲜活、丰盈。
　　“重庆是我的思想系统、我的情感结构。”虹影说，“它就像一根脐带，拴在我命运上的一根脐带。”
　　虹影
　　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品有《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K-英国情人》《上海王》等。小说《上海之死》被娄烨改编为电影《兰心大剧院》。近期推出新作《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