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推荐党的干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曾读过，今天再次阅读，对改革有特别深的感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这部书写的是：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于是，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
当前中国面臨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对标高标准、增强获得感、实现新突破，坚定不移做深做透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更高的起点，意味着更大的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40年的改革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奇迹，也让改革行进到“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立足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破解发展难题，是关系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部署了一大批力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97次。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要发扬‘实干’精神，干字当头，干出实打实的新业绩，干出一片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委党校）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这部书写的是：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于是，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
当前中国面臨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对标高标准、增强获得感、实现新突破，坚定不移做深做透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更高的起点，意味着更大的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40年的改革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奇迹，也让改革行进到“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立足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破解发展难题，是关系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部署了一大批力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97次。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要发扬‘实干’精神，干字当头，干出实打实的新业绩，干出一片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委党校）